喜剧的内涵指向应如何？或者说：喜剧应该对生活采取什么态度？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8]亚里士多德学派佚名的《喜剧论纲》中写道：“喜剧是对于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相当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别林斯基也如是理解：“喜剧描绘生活的否定方面。”鲁迅的名言更为众人所知：“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马克思则从社会历史层面理解喜剧的内涵：“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上述种种，基本说的是同一内涵：喜剧表现的应是生活中被否定的、已经没有价值的、即将死亡（或将被淘汰）的人物与社会现象。就是说，喜剧只应建立在对社会生活中丑恶的、反动的、病态的、有缺点的人事情景基础之上，其主要的武器自然也就只能是讽刺。

还有另一种与之相对的理论，就是专门针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喜剧创作”而言的。其大体意见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大力提倡歌颂型喜剧创作，充分表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美好的道德情操，以鼓舞、教育我们的观众（人民）同心同德、积极奋发地奔向美好的明天。而对那种特意采用讽刺、嘲弄等手段，对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或丑陋人事进行指斥性、批判性的否定的喜剧作品，则应极力反对、禁止乃至批判。这种观念，在苏联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我国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曾“甚嚣尘上”，如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摹仿果戈理《钦差大臣》的讽刺喜剧《假如我是真的》的禁止与批判，即见一斑。……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上面的各种说法，它们或许都有着各自立足的生活基础与时代背景，或者有着自己特定的艺术针对性所指。但是，若作为对喜剧创作实践的科学总结与理论阐述，便不能因为“权威所在”，就诚惶诚恐地认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因为喜剧创作的实际成果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既有对无价值的生活人事进行否定的讽刺、嘲弄式作品，像莫里哀的《悭吝人》、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之类；也有着大量的对生活中正面人事进行肯定性赞美、颂扬的杰作，像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鸟》、日本关于寅次郎故事的系列影片、我国影片《五朵金花》之类；还有对社会生活中具有双面性质、复杂内涵人事既含否定性剖析、又含肯定性赞扬的篇章，像著名的《唐·吉诃德》、美国影片《一夜风流》、苏联影片《办公室的故事》、我国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三毛从军记》……因此，对于喜剧所表现的生活人事，尽管每人有各自的选择自由，但作为理论界定，就不可偏执一端了。我们不仅要有“开怀一笑，笑天下可笑之人”的追求，还应有“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的胸襟。只有这样，喜剧创作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获得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