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三国首脑同意举行会晤。由于斯大林一再坚持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会议，但罗斯福不太愿意，所以直到11月8日罗斯福作出妥协，三国首脑会晤才最终定于1943年11月底在德黑兰举行。[115]另外，德黑兰会议（代号“尤里卡”，Eureka）之前，英、美、中三国在开罗举行首脑会晤，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又前往德黑兰参加与斯大林的会晤，之后再返回开罗继续第二阶段的会议。由于中国参加第一阶段的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Sextant），“委员长以日苏尚未宣战，颇疑中苏同席有所不便，曾以此意令宋子文再商罗斯福，但亦不坚持”[116]。而丘吉尔原打算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与罗斯福在摩洛哥的安法（Anfa）举行单独会晤，这个想法遭到了罗斯福的否决，罗斯福不愿意给斯大林造成英美在背后共同对付苏联的印象。[117]

此时，随着意大利退出战争，苏联人的反攻在不断取得胜利，英方认为，在欧洲形势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下，“三叉戟”和“四分仪”会议确定的战略应当进行调整，地中海战略应该更具有弹性，尤其是运输船舶和登陆艇短缺的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霸王”作战行动的日期不应该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外，丘吉尔对罗斯福与斯大林背着他而关系日益密切心生不满。在10月23日给罗斯福的信中，丘吉尔称：

如果美、英能够在没有俄国军队参战的战场上，把它们准备在1944年进行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密切地相互配合的话，我们就不必去麻烦俄国人了。而且，要是我们不能就美英在作战中互相配合的问题，取得协议，我认为我们也不必去和斯大林举行会谈，即使会谈能够安排妥当的话。

……

……我们根据魁北克会议的决定，已经准备将我们两个精锐师团，即现正在西西里岛的第50师和第51师调回英国。但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能参加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战役了，而且在7个月之内都不能参加作战……11月初，我们必须决定将登陆艇从地中海调回来参加“霸王”战役。这样将使地中海作战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遵守了魁北克会议的协议，但我们认为在千变万化的战争环境中，不应当死板地解释这种协议，而应当重新予以考虑。[118]

另外，11月11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霸王”行动与地中海战场》（Overlord and the Mediterrandean）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

1.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我们以及美国三军参谋长而言无疑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之间在有关目前在地中海该如何开展行动，特别是会对未来的“霸王”作战行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存在意见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地中海战场的发展如何，所谓的“‘霸王’行动的神圣性”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完好。这一点正使我们未来战略的全景变得模糊不清，必须在“六分仪”会议上予以解决。

2.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自“四分仪”会议作出决定以来，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俄国战役的胜利超出了所有的期盼或预计，并且他们的胜利步伐还在继续。意大利已经被踢出了这场战争，而土耳其也可能会在新年之前站在我们一方参战。在形势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考虑对“三叉戟”和“四分仪”会议所作出的决定进行调整，如果实际并不偏离，不但完全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确实必要的。

3.尽管如此，我们强调，在我们已达成一致的在1944年春末或夏初，或者甚至更早，如果“兰金”（Rankin）行动的条件能够获得的话，对德国人发起跨海峡进攻行动的问题上，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畏缩，或是打算推脱。然而，我们必须将在确定日期发起的“霸王”行动视作我们总体战略的轴心，所有其他行动将围绕其展开。事实上，明年春天德国人在法国的力量，在天平的一端，可能使“霸王”行动变得完全不可能，另一方面，会使得“兰金”行动不但现实可行，而且成为必要。因此，设想到某一特定的日期达到一定的力量将消除我们所有的困难，并且导致缩短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完全是种幻想。如果按照字面上的解释，这种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在不能对跨海峡作战行动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使其他战场的行动瘫痪。

4.在德国人陷入目前困境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战争最可靠的方式是，在任何我们能够以优势开展行动的地方对他们发起无情且持续的进攻。我们能够对他们如此发起进攻行动的地点数量，主要取决于他们力量被分散的程度。因此，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应通过尽可能大范围地威胁他们的重要利益和重要地区，并且坚守住，来使德国人的力量被分散至最大程度，我们应以优势兵力在我们能够这样做的任何地方发起进攻。

5.如果我们实行上述政策，我们坚定地认为，“霸王”行动（也许以“兰金”行动的方式）将在明年夏天进行。但是，我们不要对任何特定的日期或者进攻以及后续行动中师的任何特定数量附加至关的重要性，尽管后者自然应当具备同上述政策相一致的尽可能多的数量。当然，有一个目标日期对所有可能的工作而言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让这一日期成为我们的主宰，并阻止我们充分利用所有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机会，去执行我们相信是正确的战略。

6.依据以上观点，我们针对地中海战场的行动提出以下建议：

（i）统一指挥

就如“C.O.S.（W）919”所概述的，地中海战场的统一指挥是一项必要且紧急的措施，应不顾及任何关于该战场所作出的其他决定而加以执行。

（ii）意大利战役

意大利境内的攻势应得到维持和加强，直到我们确保比萨—里米尼（Pisa-Rimini）一线的安全。

（iii）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

我们的政策应是奠定一个稳定的军事基础，并加强我们的措施去支持这些国家的游击队和非正规的部队。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达尔马提亚或阿尔巴尼亚海岸建立有限的桥头堡。

（iv）土耳其

我们应在今年使土耳其参战。

（v）达达尼尔海峡

我们的目标是应尽快打通达达尼尔海峡。

（vi）巴尔干半岛各国

我们应削弱巴尔干国家的抵抗，尽一切可能在这些巴尔干卫星国促发混乱和瓦解的状态。

7.如果上述措施使一致认为的对实施“霸王”行动必不可少的部队在联合王国集结的日期有必要推迟，那么应当予以接受，因为不论怎样，这并不意味着进攻法国的日期将作同样时长的推迟。

8.总之，我们的政策是在整个冬季和来年春季尽可能努力地同德国人战斗；与此相一致地在联合王国集结我们的部队；一旦在法国的德军和整个战争形势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胜利前景时，就最终对欧洲大陆发起进攻。[119]

丘吉尔对这份备忘录表示非常满意。这份备忘录成为他在前往开罗途中所起草的英方会议文件的基础，充分体现了即将召开的开罗—德黑兰会议上英方的战略立场。[120]英方表面上仍声称坚决执行“霸王”行动计划，但实质是要将“霸王”行动从属于地中海的作战行动，尽管并非要将它取消。另外，英国三军参谋长依据盟军所拥有的作战资源情况，建议将“霸王”行动的日期推迟6—8周，改在7月1日之前。[121]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的副手约翰·肯尼迪少将（John Kennedy）在日记中的说法较能代表英方的立场：“我们现在正使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受到拥护的战略思想具体化。其要点是——继续在意大利发动进攻，增加对巴尔干游击队的大陆供应，通过诱使巴尔干国家摆脱德国人的统治来造成激变，劝告土耳其参战，接受推迟‘霸王’行动。”[122]

与此同时，美方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会前的准备。“他们料定丘吉尔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第二战场提出种种可供选择的办法，而且他那一套争辩和劝说也可能再使罗斯福改变主要目标。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首相一面对‘霸王’行动在原则上给予热烈而有力的赞同，一面又坚决拒绝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看待，而且倾向于相信德国的力量可以由于持久战而消耗殆尽”[123]。美国军史学家马特洛夫指出：“过去一年的军事外交的经验和国际会议的技巧使他们确信，在与会前有必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且在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应达成进一步的谅解。”对美方来说，“欧洲基本战略的最终摊牌——连同因此对指导对日战争的深远意义，即将到来。‘霸王’作战行动代表着进行决战的希望——可能是最后的希望，对跨海行动，他们决心不再接受长期的允诺和长时间的拖延”[124]。

在去开罗的途中，罗斯福与军方人员于11月15日和19日分别举行了2次议题广泛的深入会谈，内容包括：紧急情况下进攻欧洲大陆的“兰金”作战计划、分区占领德国问题、美英军队对德作战的指挥问题、对德和对日作战行动计划、重新武装法国军队、土耳其参战、战后空军基地、未来同苏联的合作等问题。在“霸王”作战行动上，罗斯福给予了军方自美国参战以来最坚决的支持，并意味深长地提道：“肯定有一场目标为柏林的竞赛，我们必须尽快让美国师进入柏林。”马歇尔则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在巴尔干和东地中海地区作出承诺，如果英方坚持己见，“我们将调转身来，把我们所有的部队用在太平洋战场”[125]。

但也有观点认为：“罗斯福在他自己的参谋长们提出的军事方面的意见和丘吉尔摆在他面前的那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之间，无所适从。而试图在两者之间作出决定之前，他自然需要听听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意见，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然还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一直到德黑兰会议之后才宣布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126]

此外，在10月下旬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对艾登提出的“霸王”行动因地中海行动很可能会延期，斯大林并未表示担忧，甚至苏方还通知美国（大概还有英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表示对地中海攻势的速度不满。[127]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迪恩少将（John R.Deane）据此警告国内，比起6个月或更长时间后发起的“霸王”行动，苏方更期望地中海行动能直接吸引东线的德军，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苏联人很可能要求在地中海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在巴尔干地区，即使这些会耽搁“霸王”行动。[128]罗斯福和军方都对此感到担心，并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

概括起来，美方与会的立场是：“霸王”行动按期执行，进行缅甸战役和继续太平洋上的作战。这一次，军方感到得到总统比以往更大的支持，内部也更加团结。难怪身为盟军最高司令总参谋长的英国的摩根中将（F.E.Morgan）从华盛顿回国后提出警告，即将召开的会议将是一场硬仗，与之相比，“四分仪”简直就是“儿戏”。[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