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两份文件的内容来看，很明显，这一次又是英国战略主张的胜利。马歇尔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试图坚持在法国西北部采取行动和加强太平洋战场的攻势。然而他本人早已知道，“体育家”计划的采纳不但取消了“痛击”计划，也将导致1943年“围歼”计划的取消。[57]在阿兰布鲁克看来，马歇尔“没有一个特定且现实的战略设想，在指导未来战争的政策上，他没有什么倡议”[58]。也许马歇尔不愿意看到美方如此轻易地附和英方的观点，所以他要作最后的努力。然而，总统和同僚都没有坚定地支持他，就如他1月7日曾向罗斯福坦言的那样，美军方在跨英吉利海峡作战的问题上存在意见的分歧，尤其是在计划制订者之间。

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依据他在“火炬”作战中的经验向马歇尔直言道：反攻欧洲大陆需要比原来设想的更多的部队和登陆艇。[59]这句话直指问题的要害。此外马歇尔知道，罗斯福虽然不直接表态，但心底是支持地中海行动的。这样，在知道坚持西北欧行动不会再有希望的情况下，马歇尔“准备在地中海方面同英国人一起再前进一步，如果他能得到保证那将是最后的一次”[60]。

于是，马歇尔转而与海军作战部长金一起力争英方同意加强太平洋战场的攻势。在18日的会议上，马歇尔向英方指出，他最担心的是把军队投入地中海进行无休止的战斗，甚至更担心把大量军队套牢在英国等待德军士气可能的崩溃，同时这些军队原可以在太平洋战场得到更好的使用。[61]为打消美方的顾虑，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向美方表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荣誉同样紧密结合在一起，无须置疑英国议会和人民在德国投降之后倾其全力去打败日本的决心。另外，我敢保证，战时内阁将充分准备就这一点同美国签署一项正式的条约或协定。”[62]

另外，在“C.C.S.155/1”中，英方不但同意了1943年重开滇缅公路的“安纳吉姆”行动，而且同意在“占领腊包尔之后，在不妨碍‘安纳吉姆’作战行动的情况下，如果时间和资源允许，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实施作战行动”，这如同占领西西里岛后继续进攻意大利本土一样，让一直主张看重太平洋战场的金很满意，而且地中海作战可以打通地中海运输线，不用再绕道好望角，能够节约大量的运输船只和护航舰只，这也非常吸引金。因此，金不再持反对英方的观点了。对于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来说，占领意大利可以为轰炸德国提供理想的空军基地，而且英方主张的对德大规模轰炸也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能够因此壮大他的航空兵并且发挥他们的作用。阿兰布鲁克提道：“阿诺德把他的视野限定在空军方面，很少掺和其他事情。”[63]

从以上分析看，马歇尔没有其他选择，尤其他的观点得不到总统的支持，所以只能认同英方的地中海作战方案。他后来解释接受攻打西西里岛的原因是：

（1）地中海方面有足够的军队进行这个攻击；（2）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德国空军已遭严重消耗，而这是防止它恢复过来的最好的办法；（3）英国人目前拒绝进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64]

英方自然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丘吉尔电告国内：“两国及所有专家之间都达成了完全的一致，就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最终报告体现的政策代表了我们共同拥有的想法。”[65]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在得知美方同意英方的观点时竟表示：“我几乎不能相信我们的好运。”[66]内阁军事助理秘书雅各布准将（Ian Jacob，伊斯梅的助手）则宣称，他绝没有预见到如此有利于英方观点的结果。[67]

美国陆军作战司下属的战略与政策小组（Strategy and Policy Group）的负责人魏德迈准将则深感失望，他在1月24日给上司托马斯·汉迪的信中抱怨：“我们输个精光，现在承担上了仲夏在肚脐眼下面采取行动的义务……我们来了，我们聆听，我们被征服了。”他把英方与会的大量参谋人员比作蝗虫，认为美方缺乏准备，总统应更好地聆听军方的意见。[68]马歇尔也指出：“美国参谋长们意识到了长期以来他们努力与英国参谋长们打交道的一个不利之处，即至少表面上，英方非常有利的是，他们通过一个精巧的而又最紧密团结的秘书处与政府其他部门沟通……因此英国人表现出一个包括所有官员和委员会的团结阵线，我们未能聚集这样的力量。”[69]

但是，美方也并不是一无所得。为横渡海峡作战而准备的“波利乐”行动依然继续进行，“围歼”行动在1944年可望得以实施。马歇尔声明：“接受地中海行动，只是当前形势下的一个权宜举措。”[70]阿兰布鲁克则向美方保证说：“我们一定考虑在1944年大规模地重返大陆。”[71]此外，美方获得了英方在打败德国后全力转向太平洋战场的承诺，而且英方一定程度上认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有限规模的攻势，“至少美国人成功地使英国人相信，他们决心更积极地竭力推行对日作战”[72]。

卡萨布兰卡会议也促使了美国人注重提高自身军事外交和谈判的艺术，“正如历史学家们已指出的那样，英国深思熟虑的准备使美国的建议相形之下显得是外行货色，但它们确实就战略层次上的参谋工作给美国人提供了有用的教益”[73]。此时，正值美国参战后一年，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以此为依托的战争能力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美军刚刚才在北非战场第一次体验大规模的作战，而英国已作战3年，久经沙场的丘吉尔和他的三军参谋长们，无论是在政治外交上、军事谋略上，还是在指挥作战的经验上，可以说暂时略胜美方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