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军事学家J·R·M·巴特勒指出，自1940年夏天之后，英国的最高决策者就一直在思考在合适的时间重返欧洲大陆，给予德国最后一击的战略问题。[1]丘吉尔也在回忆录中提及关于横渡海峡的作战计划：“自从1940年在挪威和法国沿海一带开展斗争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规模日益扩大的研究工作。”[2]

然而，鉴于德军力量一时依然强大，丘吉尔和三军参谋长都认为，在德军遭受削弱之前在法国登陆是不现实的，主张采取“间接战略”。1941年3、4月间英军在希腊和5月在克里特岛的作战，就是采取在欧洲大陆边缘作战的“间接战略”，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促使丘吉尔不愿意在德军未削弱之前在欧洲大陆进行冒险，即使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大部东移的情况下。另外，1942年8月19日“庆典”（Jubilee）[3]作战行动的失败，更使丘吉尔坚信，类似“痛击”这样的计划在1942年里绝无成功的可能，他主张把矛头指向更间接的北非战场。

但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在与美方的战略争论中，丘吉尔反对1942年实施“痛击”计划，并不代表他也反对1943年实施重返欧陆的“围歼”计划，相反，他一直坚持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起大陆攻势，[4]因为这是他在“阿卡迪亚”会议时提倡的战略步骤。这种立场一直维持到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之前。

一些观点认为，丘吉尔一开始就预谋在南欧而不是法国登陆，试图以此阻断将来苏联对巴尔干的势力扩张。[5]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舍伍德在其著作中指出：“常常有人说，丘吉尔主张攻入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的策略，说明他是有远见的——他是出于长远考虑的动机，即拒红军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之外。但根据参加战略讨论的某些美国权威人士的意见，这种说法未免把丘吉尔的预见说得神乎其神。他可能在1944年有这种想法，但1942年肯定是没有的。”[6]无论是有关北非战略的英美交锋，还是接下来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