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致同意，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法国人对英国人抱有很强的敌对情绪），应由一名美国将军负责指挥“火炬”行动，一名英国将军充当副手，指挥部设在伦敦，为避免资源上的竞争，还应负责拟议中的“痛击-围歼”行动。指挥部成立英美联合计划小组，负责“火炬”行动的计划制订。[63]

而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驻华盛顿参谋使团团长约翰·迪尔的推动。他在7月7日致三军参谋长的信函中不但敦促尽早提名一位美国将领担任“围歼”行动的负责人，而且分析了这样做在政治上的益处：“一位美国人担任最高指挥官将缓和这个国家对任何错误或失败的指责，并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能够获得美国民众和政府相比给予一位英国指挥官的更大的支持。一位美国指挥官对于美国所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将近似一种命令。无论如何，会有一种敦促去满足他的要求，而如果一位英国人担任指挥官则不存在这种情况。此外，无疑一位美国指挥官将会要求获得更多的美国部队，并且相比一位英国指挥官所敢于去做的，他能够带领这些部队冒更大的风险。最后，我认为，比起过去3年来主要专注防卫本土的一些英国人来，美国人的独特思维会有许多的优点……在我看来，马歇尔是唯一博得每个人信任的人选。”[64]

7月25日，霍普金斯在丘吉尔的鼓动下致电罗斯福，指出会谈倾向于把最后决定“火炬”行动的时间推迟到9月15日。霍普金斯敦促总统，执行“火炬”行动的日期应不迟于1942年10月30日，“因为俄国的局势极为严重，再拖就危险了”[65]。丘吉尔还特别叮嘱外交人员，霍普金斯的信函内容不能被马歇尔等美国军事领导人知晓，甚至鉴于英国参谋使团团长约翰·迪尔与马歇尔私交甚好，也不能让迪尔知道；丘吉尔还称，他和总统都不同意美国三军参谋长的意见。[66]罗斯福很快回电称：“我的意见是，‘体育家’应在不晚于今年10月30日开始实施，为此应立即着手制订计划。告诉首相，我很高兴已作出了决定。我们将全速前进。”[67]

马歇尔等一行人26日飞离英国。在离开之前，马歇尔告知艾森豪威尔，他将担任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负责“火炬”行动，但需一段时间后再下达正式的任命，目前应立即着手北非行动的计划制订工作。[68]然而，“火炬”行动的具体实施日期尚未最后敲定，而且“C.C.S.94”文件中的含糊性没有得到解决。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有意无视这种含糊性，“像丘吉尔一样，罗斯福把这份文件当成进攻北非的确实决定，忽视这样明白的提议，即只有在俄国抵抗的崩溃导致1943年‘围歼’行动不再可能的情况下发起这次进攻……潜在的曲解仍然未决，但是一个一致的军事行动最终走上正轨”[69]。

此次双方的伦敦军事会谈实际上以“火炬”计划替代了1942年的“痛击”计划，解决了英美之间关于1942年战略行动的一个重要分歧，并且必然会推迟1943年的“围歼”行动。

英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相信，1942年“火炬”替代“痛击”意味着将“围歼”从1943年推迟到了1944年，或者可能永远。他告诉丘吉尔：“过去的一周代表了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现在我们肩并肩地上路了。”[70]罗斯福在28日给丘吉尔的回信中也表示：“我不禁感到，过去一周是整个战争时代的一个转换点，而且，现在我们已在并肩前进。”[71]

然而，“C.C.S.94”文件的含糊性使马歇尔和金并不就此承认最终的决定已经作出，他们仍然坚持发动“火炬”行动是以放弃“围歼”行动为前提的。福雷斯特·C·波格指出：“尽管美国军种参谋长们清楚1942年有机会实施的只有‘火炬’行动计划，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克拉里奇斯制定的日程安排约定应在9月中旬拿出有关欧洲和非洲的最后决定。马歇尔将军反复强调这一点，以图提醒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他们接受‘火炬’行动就意味着不仅要放弃1942年规模较小的进攻欧洲的‘铁锤’行动，而且要放弃1943年大规模的回师欧洲大陆的‘扫**’行动。”[72]

在7月30日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美方主席李海指出，总统和首相已经确定实施“火炬”计划，并“命令加紧准备在法属北非登陆的作战行动”。尽管如此，马歇尔在金的支持下坚持“C.C.S.94”并没有在“围歼”和“火炬”之间作出最终的决定，李海建议将这个分歧交由总统裁决。[73]当晚，在白宫会议上罗斯福以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郑重宣布：“他已作出决定，‘火炬’行动将尽早实施。他认为这一作战行动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目标，为实施而集中各种手段应优先于其他作战行动，比如‘波利乐’。”[74]

同一天，丘吉尔在迪尔的建议下致电罗斯福，建议任命马歇尔为“围歼”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作为其驻伦敦的副手，英方则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特遣部队的指挥官，处于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之下；艾森豪威尔在为“火炬”行动制订计划的同时，还暂时负责“波利乐”和“痛击”事宜。“火炬”计划确定之后，亚历山大将指挥从英国出发的特遣部队，一名美国指挥官将指挥从美国出发的特遣部队。[75]然而，罗斯福此时主要担心如何向斯大林解释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故此没有就总指挥人选问题即刻作出决定，直到8月6日同意任命艾森豪威尔指挥“火炬”行动。[76]

舍伍德评价道：“这是罗斯福不顾他的最高级顾问的异议，完全凭自己的判断作出的极少数有关战争的重要军事决策之一。”[77]美国军史学者乔治·豪指出：“他当时没有意识到，就如他后来逐渐认识到的那样，占领法属北非的行动将使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捣德国心脏的进攻行动在1943年不可能做到，他作出了赞成包围战略而不是直击要害的战略选择。”[78]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他是受到种种非军事考虑的驱使，那么，他采取的行动在军事上是十分精明的，至少因为它打破了英美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一个危险的僵局。这一行动也符合一有机会就使用准备好的部队转入进攻，只要能够因此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军事原则”[79]。另一位美国军史学者迈耶则指出：“从一开始，‘火炬’就得到了两国最高政治层面的支持，这是‘围歼’和‘痛击’从没有享受到的优待。”[80]

至此，关于是否在1942年内发起北非行动不再是争议的焦点，尽管马歇尔“直到8月19日还告诉他的参谋人员北非行动仍取决于战争的变化”[81]，但大势已难扭转，接下来英美双方要做的就是决定发起“火炬”行动的时间和具体行动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