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美战略政策的对立

丘吉尔回国后于7月6日与三军参谋长达成一致意见：“痛击”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会妨碍1943年的“围歼”计划，“似乎正确的策略是不完全放弃‘痛击’行动，但为此所做的准备只是出于能够使我们蒙蔽敌人的目的，然而不能以妨碍‘围歼’行动为代价”。至于在挪威登陆的“朱庇特”行动，则视形势发展做进一步可行性研究。[37]

第二天，内阁同意了丘吉尔与三军参谋长的上述意见，并在实施“体育家”计划上达成了一致意见。[38]在7月8日给罗斯福的信中，丘吉尔指出：

英国陆军、海军或空军的负责将领均不准备推荐“痛击”计划为1942年可能实行的作战行动。……

……我们可以说1942年并未成熟的、也许会以灾难告终的行动，肯定会妨碍1943年组织良好的、大规模行动的前景。

……我自己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体育家”计划）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是1942年的真正的第二战场。……[39]

然而，马歇尔、金等美国军方人士依然反对“体育家”计划。在史汀生的支持下，马歇尔和金共同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语气严厉的备忘录，指出如果美国不尽全力实施“波利乐”计划，“那么我们的意见很明确，这就是我们应转向太平洋，坚决打击日本。换句话说，除了空军的行动外，对德国采取守势，将所有可行的手段都用于太平洋”。马歇尔后来称：“我当时不过是虚张声势，但金的确是当真的。”[40]已被任命为美国驻欧洲军队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在7月5日与丘吉尔会谈后的日记中写道：“首相坚决主张今年在非洲西北部行动起来……我向他指出‘体操家’行动有几点不利……他却十分自信……我无意说，我认为他全错了，但是我确信像他那样对这两件事的估计是错误的。”[41]

但是，罗斯福反对向英国人发出“最后通牒”，坚持首先打败日本是错误的，否决了马歇尔和金的建议。他告诉霍普金斯：“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在1942年发展‘波利乐’行动，我们就得把注意力从德国转向日本。……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痛击’行动中发动进攻，我们就应当采取第二个最好的行动——而这不是太平洋。……考虑中的战区就是北非洲和中东。”[42]

于是，罗斯福决定派马歇尔、金和霍普金斯前往伦敦，征求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制订计划的美国人的想法，然后与英方达成最后协议，也打算再给马歇尔等人一次机会去尝试劝说英国人同意在1942年实施“痛击”计划。在给这3人伦敦之行的指示中，罗斯福写道：

我们必须就下列两方面的联合作战计划同英国马上取得协议：

（a）1942年剩下时间里的明确计划。

（b）1943年的各种试行计划。这当然将要根据1942年内发生的情况而随时作更改……

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地面部队必须在1942年投入对敌作战。

……关于1942年，你们必须细心地研究执行“痛击”的可能性。这样的作战行动，今年肯定会把俄国支持住，它可能成为今年解救俄国的转捩点。“痛击”的意义极为重大，我们有种种理由要促使它成功。……

如果“痛击”最终肯定是不合适的，我希望你们酌量那个时候的世界形势，决定1942年美国军队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作战。

我对目前世界形势的看法是：

（a）如果俄国牵制住一大部分德国军队，“围歼”作战行动就可在1943年实现，因此“围歼”的计划要马上加以考虑并进行它的准备工作。

……必须尽力守住中东，不管俄国会不会崩溃。我希望你们考虑到失掉中东的后果。……我反对在太平洋为了尽速将日本打败，而由美国发动对它的全力进攻。极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打败日本并不等于打败了德国；美国如集中全力在今年或1943年对付日本，则就会增加德国完全控制欧洲和非洲的可能性。反之，……打败德国就是打败日本，而且可能不发一弹，不损一兵。[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