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中旬开始，两国进入了战舰换基地的具体谈判之中。然而双方都发现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出于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美国坚持在驱逐舰和基地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而且要用政府之间交换外交信件的形式达成这一协定。8月19日，韦尔斯对洛西恩说，如果交换由洛西恩和赫尔签字的信件，所有关于驱逐舰和其他物资的困难将会迎刃而解。这个办法是必须的，因为在法律上罗斯福不可能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派出这些驱逐舰，除非有明确的交换补偿，并且在1940年6月的立法之下，海军作战部长肯定这些驱逐舰对于美国的国家防御来说是不需要的。[103]

然而，同样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丘吉尔却不愿意以“交易”的方式来完成驱逐舰与基地的实际交换。他担心把这些有多年历史的领土的任何部分租借出去，而且是通过一场纯粹的用这些领土换取50艘驱逐舰的交易来完成，肯定会在议会、政府和舆论中引起激烈的反对。[104]因此他希望将这些基地的租借作为英国自愿赠予美国的礼物。

于是，丘吉尔在8月20日的下院讲话中，并没有提到驱逐舰换基地的问题，而是强调指出：英国政府衷心愿意在租借99年的基础上将大西洋沿岸的一些英国海、空军基地设施移交给美国，这是为了两国相互的共同利益。此外，丘吉尔还间接提到了关于英国舰队的前途问题，他重申了6月4日讲演的内容，即“尽可能地对加拿大和我们的自治领提供海上安全，而且确保它们拥有从大洋彼岸继续战斗的工具”[105]。

8月21日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在双方商讨的利益之间不能确立金钱关系，英国不能把提供基地设施和驱逐舰的交换联系起来。[106]于是，8月22日丘吉尔致信罗斯福，希望美国不提交易，并声称英国决定：

向美国提供大西洋沿岸的海、空军设施，完全不以你的驱逐舰和其他援助为条件……我们是患难中的两个朋友，彼此应竭尽所能，相互帮助。因此，我们情愿提供上述设施，不要任何代价，如果你明天发现碍难移交驱逐舰等，我们的提议仍然有效。[107]

但是美国却坚持“交换条件”。8月22日，韦尔斯对洛西恩说，罗斯福认为交换信件仍然是处理此事的唯一办法，并再次提到需要给国会“蜜糖”。韦尔斯也再次强调，由于总统在宪法中所处的地位，他“绝不可能”把这些驱逐舰当作出于自愿的礼物送来，而只能把它们当作给英国的“交换条件”。根据现行的法律，无论是海军参谋长（按即海军作战部长）还是海军总部都不能提出证明，说这些舰只对国防无关紧要。而没有这种证明，除非用一种能经他们证明是有助于美国安全的具体措施来换取，否则便不能合法转移。总统曾设法另觅途径，但是没有其他途径可寻。[108]而且第二天，罗斯福就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为这一交易进行辩护，他向一个对手说，用50艘“陈旧不堪”的驱逐舰换取对国防如此重要的基地，“是你我一生中能为国家做到的最漂亮的事情”[109]。

尽管丘吉尔在25日致罗斯福的电报中对美国的做法再次发出抱怨之声，但美国不为所动。当天，洛西恩与罗斯福和赫尔讨论驱逐舰换基地问题，罗斯福和赫尔仍坚持认为在洛西恩和赫尔之间交换信件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程序方式。而且罗斯福总统还认为，如果没有某些比英王陛下政府打算使美国可以获得空军和海军设施而作出的“空洞的声明”（bare declaration）更具体的东西的话，国会将会提出反对。[110]

与此同时，英国面临的战争形势又趋紧张。德国在8月24日对不列颠发动了第二次大空袭；英国自己新造的大批舰只尚未下水，而它在大西洋西北航道上损失的舰只有增无减；墨索里尼又在希腊制造新的威胁……这一切迫使丘吉尔向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8月27日，丘吉尔把安提瓜（Antigua）列在了转让给美国的基地设施之中，并实际同意按照美国的“交换方式”解决驱逐舰换基地的问题。当天，赫尔又提出了新的建议：这些设施的一部分将作为英国自愿赠予美国的礼物，而剩下的则作为驱逐舰的交换物。他还特别转达了总统的建议，即英国海军的前途问题将与交换信件分开处理。[111]这些建议照顾了丘吉尔和大英帝国的面子，英国战时内阁最终予以同意。

8月29日，赫尔向洛西恩发出了关于英国首相保证舰队归趋问题的外交备忘录：

据悉，大不列颠首相曾于1940年6月4日正式向议会宣称，在这场由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殖民地参加的战争中，如果英国战舰不能守住英伦诸岛周围的水域，英国舰队绝不投降或自行凿沉，而将开往海外，保卫帝国的其他地方。美国政府郑重询问，上述声明是否代表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112]

9月2日，在获得丘吉尔的指示后，洛西恩也以外交备忘录的形式对上述询问给予回答：

在国务卿1940年8月29日的外交备忘录中，国务卿询问，首相在1940年6月4日向议会发表的关于如果英国战舰不能守住英伦诸岛周围的水域，英国舰队绝不投降或自行凿沉的声明，是否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英国大使受首相指示通知国务卿先生，这个声明当然代表了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不过丘吉尔先生必须说明，这些假设的意外事情，似乎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余舰只的头上，而不会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113]

在双方交换了关于英国舰队归趋保证问题的外交备忘录之后，9月2日晚上洛西恩与赫尔又以互相交换外交信件的形式达成了驱逐舰换基地的协定。

洛西恩给赫尔的信件中声明：

……英王陛下政府自愿地和不计报偿地向美国政府保证，为了立即建立和使用海军和空军的基地与设施，租借位于纽芬兰的阿瓦朗半岛和南海岸的，位于百慕大群岛东海岸的，以及大海湾的基地和设施，以便进入该地，采取军事行动和保卫该地。

……英王陛下政府同意使美国获得位于巴哈马群岛东侧，牙买加南海岸，圣卢西亚西海岸，在帕里亚湾的特立尼达西海岸，安提瓜岛，以及乔治敦50英里范围之内的英属圭亚那的地区建立和使用海军和空军基地与设施，以便进入该地，采取军事行动和保卫该地；以交换美国愿意让与英王陛下政府的海军和陆军装备与物资。

上述提到的所有基地和设施将租借给美国99年……[114]

赫尔给洛西恩的信件以重复洛西恩的信件开始，并继续如下：

我受总统命令回答你的信件如下：

美国政府感谢在你的信件中包含的英王陛下政府的声明和真诚的行动，它们注定将增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大大加强与美洲其他国家有效合作以保卫西半球的能力。因此本政府愉快地接受这些建议。

美国政府将立即指派专家去会见英王陛下政府指派的代表，以决定已经知晓的你的信件中提到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的确切位置。

考虑到上述引用的声明，美国政府将立即向英王陛下政府转让50艘美国海军的一般属于1 200吨级的驱逐舰。[115]

为了使这一交换具有合法性，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巧妙地利用了1940年6月28日的法案，把它在法律上的限制变成了一种授权。

8月21日，杰克逊向斯塔克和马歇尔确认他们能够合法地签署那些证明这些装备对国家安全并非至关重要的文件，因为美国的安全能够用它们所换来的基地来保证。[116]第二天，杰克逊又通知总统，他可以不经国会同意而采取行动。[117]8月27日，杰克逊又正式裁定总统有权根据行政命令对此事采取行动，而无须通过国会。[118]

于是斯塔克在9月3日给总统的信中具体说明：

1.关于建议的对大不列颠转让驱逐舰以换取海空军基地，美国司法部长意见如下：“我认为海军作战部长能够并将根据第14部分（a）证明，这样的驱逐舰将对防御美国不是根本必需的，如果他断定这些驱逐舰对战略的海、空军基地的交换将加强而不是削弱美国的整个国防的话。”

2.我认为，用50艘逾龄驱逐舰交换租借99年的在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安提瓜，以及英属圭亚那的适宜的海空军基地，将加强而不是削弱美国的总体国防。因此，我证明，关于这些基地的一种交换，根据美国司法部长的意见，50艘逾龄的吨位为1 200吨型的驱逐舰对美国的防御并不是基本必需的。[119]

斯塔克的信件给战舰换基地的交易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使罗斯福总统更能够坦然地面对国会。于是，当天罗斯福向国会并实际上是向全世界通报了这个秘密协定：

我在这里向国会通报：1940年9月2日，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和国务卿交换了外交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我国政府已经获得了租借在纽芬兰、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安提瓜，以及在英属圭亚那的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而且根据司法部长于1940年8月27日签署的意见副本，使我有权去批准这个安排。

对纽芬兰和百慕大的基地权利是作为真诚赠予和愉快接受的礼物。其他基地则要求去交换我们的50艘逾龄驱逐舰。

在任何意义上这种交换都不违背我国的和平状态。它也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是在面对严重危险的情况下准备大陆防御的一个划时代的和意义深远的行动。

准备防御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在当前局势下行使这种权利对于保卫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是最重要的行动。这是自从我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以来加强我国国防的最重要的行动。而且当前考虑来自海外的进攻是最重要的。

这些安全前哨对于西半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它们的需求早已为我国，特别是为那些主要负责制定和组织我们自己的海军和陆军防御力量的人们所认识。它们对保卫巴拿马运河、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安的列斯群岛、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我们自己的东海岸和海湾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它们对西半球防御的重要性也是极其明显的。出于上述理由，我已经抓住了当前的机会去获得它们。[120]

国会虽然发出了一些不满之声，但无济于事。

9月5日，丘吉尔也将该协定正式通知下院，并获得了实际上的全体同意。

至此，在拖延了4个月之后，美英之间终于达成了自“二战”爆发以来，美国尚处于战争之外时的第一个重大的双边军事协定。两国以其独特的“战舰换基地”的方式，结成了联合防御并抵抗法西斯的阵线。在这场交易中，尽管看似英国的代价昂贵，但对双方都拥有实实在在的现实意义。它增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反潜护航力量，也扩大了美国海军在空中和水面进行中立巡逻的范围。与此同时，它所包含的战略意义更不能忽视。正如丘吉尔所说：“这件事本身就肯定会使美国更接近英国，同时更接近战争，这是在大西洋愈来愈多的一系列非中立行为中的第一个非中立行为……它标志着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121]而且从更深的层面上，我们还将看到，这一行动不仅揭开了大英帝国从西半球撤退的序幕，它还是美国摆脱孤立主义并走向全球政治的关键一步。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舰换基地”才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和意义深远的行动”。

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进一步协调美英之间的战略便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一任务只靠两国低级参谋之间的会谈是无法完成的。因此，为更高层次的参谋长级的会谈进行必要的准备，便成为两国军方的下一步工作。

[1]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紧急》，吴泽炎、万良炯、沈大靖译，南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444页。

[2] CAB 65/1，W.M.19（39）2，18th September，1939.

[3]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紧急》，第442—449页。

[4] Tracy B.Kittredge，United States-British Naval Cooperation，1939-1942，Mircofilm-NRSII-226，Naval Historical Center-Washington Navy Yard S.E.，Washington，D.C.，Series 2，Part A，Chap.5，p.72.

[5] PREM 3/468，Former Naval Pers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15th May，1940.除了驱逐舰之外，丘吉尔还要求得到数百架最新式的飞机及防空设备与弹药等。

[6] FRUS，1940，Vol.3，pp.29-30.

[7] FRUS，1940，Vol.3，pp.29-30；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74.

[8] Beatrice B.Berle and Travis B.Jacobs，eds.，Navigating the Rapids，1918-1971：From the Papers of Adolf A.Berle，p.314.

[9] [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第237—243页。

[10] PREM 3/468，President Roosevelt to Former Naval Person，17th May，1940；FRUS，1940，Vol.3，pp.49-50.

[11]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39.

[12]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77.

[13] PREM 3/468，Former Naval Pers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20th May，1940；FRUS，1940，Vol.3，p.51.

[14]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78.

[15]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77.

[16] PREM 3/468，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26th May，1940.罗斯福甚至想到了英国在海外建立政府的问题，他向洛西恩建议，如果英王陛下有必要离开大不列颠，最好在百慕大而不是加拿大建立临时首都。加拿大人可能认为把唐宁街转移到多伦多是困难的，而且美国的共和党人可能“对在美洲大陆的王朝喋喋不休”。

[17] Hansard：HC Deb，4th June，1940，Vol.361，c.796.

[18]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26页。

[19]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1：Finest Hour，1939-1941，Boston：Houghton Mlifflin Co.，1984，p.492.

[20] PREM 3/462/2/3，Prime Minister to Lord Lothian for President，11th June，1940.

[21] CAB 66/8，W.P.（40）203，Memorandum by the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13th June，1940；CAB 65/7，W.M.166（40）10，14th June，1940.

[22] PREM 3/468，Former Naval Pers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15th June，1940.

[23]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49.

[24]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53页。

[25]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上册，第214—215页；W.K.Hancock and M.M.Gowing，British War Economy，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9，p.194；H.Duncan Hall，North American Supply，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55，pp.146-155.

[26] J.R.M.Butler，Grand Strategy，Vol.2，pp.236-237.

[27] Stephen Roskill，The War at Sea，Vol.1：The Defensive，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54，p.265.

[28]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上册，第215—216页。

[29]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85.

[30]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53页。

[31]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30页。

[32]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24页。

[33] Harold L.Ickes，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Ickes，Vol.3：The Lowering Clouds，1939-1941，pp.199-200.

[34] 该法案原本是一个旨在加快美国海军建设的法案，但补充规定了阻止将来海军船只转让的条款，即第14部分。关于整个鱼雷快艇事件和No.671，H.R.9822法案的详细情况，参见BDFA，Part 3，Series C，Vol.1，pp.174-175；Herbert W.Briggs，“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Destroyer Deal”，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4，1940，pp.569-587.

[35] Robert A.Divine，Roosevelt and World War Ⅱ，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9，pp.33-34.

[36] Harold L.Ickes，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Ickes，Vol.3，p.233.

[37] BDFA，Part 3，Ser.C，Vol.1，p.174.

[38] Nancy H.Hooker，ed.，The Moffat Papers，pp.310-311.

[39]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53页。

[40] 该文件的全文见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Ser 634。

[41] 关于“彩虹”计划，还可详见本书第二章相关内容。

[42] John Baylis，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1939-1980：The Special Relationship，London：Macmillan Press，1981，pp.1-2；John Wheeler-Bennett，King George VI，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5，p.388；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43.

[43] 参见本书第四章“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部分。

[44] 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Vol.3，pp.73-76.

[45]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p.43-44.

[46] 韦尔斯认为美国方面的这些表示是极其明确和敏感的，并要求林赛烧毁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见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44.

[47]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44.

[48] 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Vol.3，pp.88-106.

[49] 在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批准的这份“彩虹”计划1中，共提出了英国和加勒比海其他国家的22个大西洋基地的要求，见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Vol.3，p.140.

[50] Tracy B.Kittredge，United States-British Naval Cooperation，1939-1942，Series 2，Part A，Chap.4，pp.51-52；Mark S.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p.105.

[51] Stetson Conn and Byron Fairchild，The Framework of Hemisphere Defense，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Army，1960，p.105.

[52] [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第237—243页。

[53] Mark S.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p.105.

[54] Stetson Conn and Byron Fairchild，The Framework of Hemisphere Defense，pp.34-35；Mark S.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p.105.

[55]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第二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于7月21—30日在哈瓦那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问题，会后通过的《哈瓦那公约》和补充专约实际上把美国政府6月17日对德、英、法、荷的照会具体化了。

[56] Mark S.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p.110.

[57] 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Vol.3，p.214，pp.217-218.

[58] 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Vol.3，p.195.

[59]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p.340-341.

[60] CAB 65/7，W.M.141（40）7，27th May，1940；146（40）14，29th May，1940.

[61]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p.341-342.

[62] David Reynolds，Lord Lothian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39-1940，Philadelphia：Trans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83，pp.27-28.

[63]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59；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95.

[64]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95.

[65]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59；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95.

[66]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96.

[67]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p.96-97.

[68]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Prime Minister，5th July，1940.

[69]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60.

[70] 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p.104-105.

[71] 此时英国已经提出了提供100艘驱逐舰的要求。有关这些要求的详细情况，参见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p.362-363；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1，p.681.

[72] CAB 65/8，W.M.214（40）4，29th July，1940.

[73]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Vol.1，New York：Macmillan，1948，p.803.

[74] 该委员会是与美国最大的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委员会”相对立的美国最大的、对外交政策最有影响的私人团体。关于它的详细情况，参见Wayne S.Cole，America First：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1940-1941，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3，pp.7-8；Sean D.Cashman，America，Roosevelt and W W Ⅱ，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9，p.41；Ross Cregory，America 1941：A Nation at the Crossroads，New York：Free Press，1989，p.15；亦可参见[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上册，第235—238页。

[75] Ross Cregory，America 1941：A Nation at the Crossroads，p.15.

[76] Robert A.Divine，Roosevelt and World War Ⅱ，pp.33-34.

[77] Philip Goodhart，Fifty Ships That Saved the World，New York：Doubleday & Co.，1965，pp.152-153.

[78] 多诺万是罗斯福的老熟人和诺克斯的老朋友，曾因在“一战”中极其英勇而荣获“勇敢的比尔”称号和“国会荣誉勋章”。关于多诺万代表团访问英国的详细情况，参见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pp.97-103.

[79]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54页。

[80] 这些人又被称为“世纪派”，他们主张直接进行干涉。参见[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53—354页；Robert A.Divine，Roosevelt and World War Ⅱ，p.33。

[81] Robert A.Divine，Roosevelt and World War Ⅱ，pp.34-35；[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54页。

[82]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Prime Minister，1st August，1940.

[83] PREM 3/462/2/3，Foreign Office to The Marquess of Lothian，3rd August，1940，Tel.No.1775，1776，1777.

[84]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4th August，1940.

[85]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5th August，1940.

[86]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1，pp.715-716.

[87]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66.

[88]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67；[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最光辉的时刻》，李平沤等译，李平沤等校译，南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723页。

[89]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note 1 of p.366.

[90]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66.

[91]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67；[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最光辉的时刻》，第726页。

[92]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1，p.716.

[93]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66.

[94] PREM 3/462/2/3，Prime Minister to the Marquess of Lothian，7th August，1940.

[95] PREM 3/462/2/3，Prime Minister to the Marquess of Lothian，7th August，1940.

[96]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67.

[97] Kenneth S.Davis，FDR into the Storm，1937-1940：A Histo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pp.608-609.

[98] PREM 3/463/1，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to Former Naval Person，14th August，1940.该声明即指上文所说的丘吉尔6月4日在下院演说的内容。

[99] Warren F.Kimball，ed.，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1，p.60.

[100] CAB 65/8，W.M.，227（40）1，14th August，1940.

[101] PREM 3/462/2/3，3/463/1，Foreign Office to the Marquess of Lothian，15th August，1940.

[102]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16th August，1940；BDFA，Part Ⅲ，Ser.C，Vol.1，pp.199-200.

[103]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20th August，1940.

[104]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最光辉的时刻》，第727页。

[105] Hansard：HC Deb，20th August 1940，Vol.364，cc.1168，1171.

[106] CAB 65/8，W.M.，231（40）1，21st August，1940.

[107] PREM 3/462/2/3，Former Naval Pers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22nd August，1940.

[108]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23rd August，1940.

[109]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56—357页。

[110] PREM 3/462/2/3，Former Naval Pers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25th August，1940；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25th August，1940.

[111] PREM 3/462/2/3，Former Naval Pers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27th August，1940；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28th August，1940.

[112]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31th August，1940，Tel.No.1873.实际上，双方事先已经确定了有关驱逐舰换基地交换的备忘录及信件的内容和提出的时间。

[113]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31st August，1940，Tel.No.1886.

[114]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31st August，1940，Tel.No.1879.

[115] PREM 3/462/2/3，The Marquess of Lothian to Foreign Office，31st August，1940，Tel.No.1886.

[116] Philip Goodhart，Fifty Ships that Saved the World，p.168.

[117] John Morton Blum，ed.，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Vol.2：Years of Urgency，1938-1941，p.181.

[118] Philip Goodhart，Fifty Ships that Saved the World，p.174.

[119] Herbert W.Briggs，“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Destroyer Deal”，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4，1940，pp.569-587.

[120] BDFA，Part 3，Ser.C，Vol.1，p.204.

[121]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最光辉的时刻》，第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