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首相丘吉尔对举行海军会谈也表现出犹豫，他担心美国届时将提出英国失败情况下舰队转移之事，“当所有人全力以赴于最严峻的斗争时，任何对这种可能性的讨论将削弱国内的信心”[187]。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不认同首相的观点，他认为不对罗斯福的建议作出快速正面的回应是不明智的，何况远东的局势确实需要两国即刻展开合作。他指出：“如果我们没能在他的提议仍在他脑海中热乎的时候接受它，那么它就会冷却——或者因周围的影响导致他失去兴趣，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获得机会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时重启会谈。”[188]

哈利法克斯的意见得到了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其属下的联合计划委员会也起草了一份有关会谈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英方立场总的原则是：要求美国应在其利益所在地区和拥有基地并能保护英国利益的地区，援助甚至是取代英国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应承担起全部太平洋地区的责任，新加坡将成为美国指挥下的战区，英国则承担大西洋地区的责任。备忘录还建议，两国的参谋会谈应及早举行。[189]

首相丘吉尔一方面担心英国舰队的命运，另一方面专注于英美基地换驱逐舰之事，在耽搁近2周后，最终同意于6月30日由洛西恩告知美方，英国同意举行两国军事参谋会谈，“如果会谈自然而迅速地超出最初的海军会谈范围而扩展覆盖空军甚至是陆军事务，就如可以想到的那样，选择伦敦作为会谈地点将更加重要”。7月2日，英方得到消息，罗斯福同意在伦敦举行军事会谈。[190]罗斯福之所以愿意会谈在伦敦进行，主要原因是战时的英国更能保守会谈的秘密，如果地点选在即将举行大选的美国，显然要冒更大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在6月17日洛西恩会见罗斯福之后，英国海军部即召回了退役不久的曾担任计划局局长的西德尼·贝利海军上将（Sir Sidney Bailey），领导组建一个计划委员会，研究当前的海军形势，并考虑需要美国海军采取怎样的合作行动，以及两军合作的情况下英方应采取的措施。为了更好地与美方沟通，委员会决定派海军上校阿瑟·克拉克（Arthur W.Clarke）前往华盛顿，担任罗斯福总统与英方的联络人员。

7月15日贝利委员会完成了研究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仍是强调美国海军承担太平洋的重任，英国负责大西洋的大部分责任。这份报告成为9月伦敦会谈和1941年3月华盛顿“ABC—1”会谈英方策略的基础。[191]

在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尽力促使罗斯福保持会谈的积极性，并建议美方像“一战”时那样再派一名海军高级官员前往伦敦。7月12日，罗斯福向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建议，派海军助理作战部长兼战争计划局长戈姆利少将以海军特别观察员的身份与英国三军参谋长举行“试探性的会谈”，同行的还有陆军航空兵团的埃蒙斯少将（Delos C.Emmons）和陆军助理参谋长兼战争计划局长斯特朗少将，后者将代表陆军参与会谈。

25日，戈姆利和斯塔克前往白宫就伦敦之行听取总统的指示。罗斯福指出，美国的计划应建立在以下3种情况之一的基础之上：（1）英国败于空袭并乞求和平，允许其武装力量和对欧洲、大西洋的控制拱手让与德国人；（2）英国被空袭削弱而遭到部分入侵，但英国能够坚持本土防御作战，政府迁往加拿大或是其他自治领；（3）英国成功防守住本土，为控制大西洋和欧洲水域提供训练和空中进攻的基地，为最终重返大陆做好准备。罗斯福认为在后两种情况发生时，美国应准备向英国提供全方位的援助，他要戈姆利评估英国生存下来的概率，并讨论英国失败后让英国舰队不落入德国之手的问题，但没有表示美国将在欧洲或太平洋加入战争。[192]

因此，罗斯福事实上并没有把这次会谈看成是进一步的参谋会谈，更不期望讨论战略问题，主要目的是实地判断英国是否能够在德国的进攻下生存下来。虽然就总统本人来说，他对英国的命运较为乐观，但联合计划人员研究形势后的结论是：“英格兰遭受德国军事力量入侵并沦陷看上去是可能的。”[193]显然，在对英国政府的前景还不明了的时刻，罗斯福不愿意与命运不确定的政府讨论两国战略合作问题。

但英方却对此次会谈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但做好了各项保密措施，冠以“英美武器标准委员会”（Anglo-American Standardisation of Arms Committee）洽谈技术事务的名义掩人耳目，而且从事前为会谈作出的准备来看，除打算提供美方所需的一切信息外，英方还打算向美方代表阐明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问题，但强调在现阶段重点只能是海上封锁，难以重返欧洲大陆。[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