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希特勒决心在国内排除他在国外采取行动以开拓“生存空间”的几个障碍。2月4日，希特勒宣布陆军元帅、战争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尔纳·冯·勃洛姆贝格（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辞职，而由他本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也被免职，接替他的是瓦尔特·冯·勃劳希契（Walter von Brauchitsch）将军。第二天，原驻英大使约希阿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接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成为外交部长，而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则在1937年12月就被迫辞职。[94]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这些变化感到担忧，认为德国“稳健派”的失势，表明了德国政府正在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的趋势”[9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斯福仍然提出和平倡议，那么这种做法就如美国驻法大使、罗斯福的密友威廉·C·布利特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所说：“尽管这样一个〔讨论国际法的〕会议能够被美国公众舆论所接受，但是对世界的其他地区来说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动。这看起来就像是在艾尔·卡彭（按指芝加哥的大匪徒）横行不法嚣张之时，你却在华盛顿召开全国心理分析家会议，研究犯罪的心理原因。”[96]因此当2月9日林赛再次向韦尔斯问起美国拟议中的倡议时，韦尔斯回答说：“由于近来在德国出现了严重的局势，总统已经再次拖延了对他的计划采取行动，并认为在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之前，贸然前进是不明智的。但是总统要求英国政府了解，在相对来说最近的将来，他打算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并将就此事进一步与英国政府联系。”[97]

但是，随后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使“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了：2月12日希特勒会见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并提出一系列有损奥地利主权的要求，以此为标志，希特勒开始了兼并奥地利的行动；[98]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由于和张伯伦在与美国合作以及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辞职，标志着英国将继续沿着绥靖意大利和德国的外交方向走下去；[99]而在此之前，英国与德国的会谈已在进行。于是，韦尔斯在3月7日与林赛的会谈中说明：“美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在其努力为欧洲的政治绥靖寻求一种坚固的基础方面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美国政府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参与解决欧洲的政治绥靖问题”，至于罗斯福的和平计划，仍将被继续搁置。[100]3月12日，希特勒和他的军队兵不血刃开进了奥地利；3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个省，正式完成了对奥地利的吞并。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韦尔斯后来所说：“要想采取体现了总统倡议中的那些建设性和预防性的补救措施，已经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101]因此，3月13日，罗斯福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说，他的计划已经无限期地推迟，实行这一计划的时机“将不会再出现了”[102]。

1937年底至1938年初美国希望与英国采取联合行动并通过战争以外的方法维持世界和平的罗斯福—韦尔斯计划，如同1937年罗斯福的世界和平会议计划一样，最终夭折。对此，当时的政治家们有着不同的解释。该计划的主要设计者韦尔斯认为，这一计划的失败主要在于赫尔在1937年11月对罗斯福关于召开一次和平会议计划的阻挠。[103]艾登则认为主要是由于张伯伦政府对罗斯福总统的倡议“大吹冷风，终于使它寿终正寝了”。丘吉尔也是如此看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必须认为，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104]

然而，这些或多或少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进一步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则主要在于美英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罗斯福—韦尔斯计划本身的非现实性。

就1938年初的美英关系而言，它们之间的相互猜疑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曾在1937年底写道：英美合作“是世界上剩下的唯一的安全锚了”。但是，英国人必须停止玩弄为他们自己谋利的“把戏”，并且要认识到“我们的确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步英国的后尘，任何合作都必须是完全的伙伴关系”[105]。然而两国距离“完全的伙伴关系”还差得很远。美国担心英国将与欧洲的独裁者达成某种秘密交易，从而破坏体现在罗斯福计划中的美国对世界贸易体系和公平获取原料的要求与愿望。张伯伦对罗斯福—韦尔斯和平计划的最初拒绝以及艾登的辞职不断强化着美国的这种忧虑。因此在奥地利危机日益紧张的1938年3月8日，当林赛告诉韦尔斯英国仍然希望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区域性的安排”，并认为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够避免武装冲突的危险”，还希望美国对此给予支持的时候，韦尔斯则用相当强硬的措辞提醒林赛，美国将继续努力消除贸易壁垒并促进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世界贸易体系。[106]的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贸易、海上航行自由和海军力量等方面的争论已经使美英两国关系紧张，在美国人的眼里，英国是一个重要而危险的竞争者。[107]

从英国来看，尽管英国希望美国的帮助，但是它对美国是否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不仅充满怀疑，而且甚感忧虑。英国人认为，无论是英格索尔访问伦敦达成的海军协议，还是美国的各种和平倡议，都是“光说不练”的。[108]尽管张伯伦出于担心罗斯福的计划会破坏他的“绥靖总方针”而拒绝了总统的倡议，但是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帮助英国也是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1938年1月16日，他在一封给美国亲戚的信中写道：“我完全意识到美国政府方面并不缺乏善意。问题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公众舆论仍然相信美国有可能站在欧洲之外并看着欧洲的崩溃，而不会在实质上影响它自己。”他在2月19日的日记中又写道：“美国与我们的关系正在不断密切，但是孤立主义者的势力和声音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即使我们有了麻烦，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的帮助。”[109]塞缪尔·霍尔更是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不仅是张伯伦消极对待罗斯福建议的基础，而且是英国绥靖政策形成的主要考虑。[110]正如历史学家巴兹尔·劳赫所说：“完全不可能证明内维尔·张伯伦的关于导致他放弃集体安全并转向绥靖独裁者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未能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论点是不正确的。”[111]

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即使美国真正援助英国，英国对这种援助也深感担忧。因为它不仅把美国视为一个可能的盟友，也把美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它担心这种援助将导致美国在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和海军领域最终取代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至少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已经开始，大战使美国成了另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30年代大危机之后两国采取的不同经济政策——英国坚持实行保护关税的帝国特惠制度而美国要求自由贸易——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且美国坚持要求英国支付拖欠的战债以及坚决要获得与英国的海军对等地位，更使英国担心美国会把它的援助作为索取报酬的筹码。总之，“英国担心美国的援助与其说是一种财富，不如说更是一种债务负担”[112]。正是在这种既抱怨美国没有真正援助英国又对美国的援助充满戒心的十分矛盾的心理作用下，张伯伦不愿意美国对欧洲的事务插手过早，哪怕是支持他在欧洲绥靖的并行行动。他的做法就是在罗斯福—韦尔斯计划这颗“炸弹”尚未爆炸之前就拆掉它的“引信”[113]。

另一方面，罗斯福—韦尔斯和平计划本身的非现实性与实际发展的国际形势的现实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是把该计划置于死地的另一个根本因素。毫无疑问，罗斯福、韦尔斯以及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同情英国人，并且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不得不作出任何努力以实现和平调整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从未制定过明确的赞同或支持英国努力的政策，而且肯定也从未考虑过与此相联系的承担任何政治或军事义务的问题。[114]首先，该计划打算以“四项原则”规定从道义上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这早已被意大利悍然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和日本疯狂的侵华战争证明是无效的，而德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公然采取的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再次证明，没有实际的政治军事力量所支持的道义原则是苍白无力的。其次，美国打算通过强调道义上的领导而拒绝承担与这些原则有关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对于处于法西斯国家直接威胁下的英国和欧洲其他民主国家而言，只会进一步加强它们的疑虑，而无法获得它们的真正支持。最后，据韦尔斯所说，该计划的目的在于助张伯伦在欧洲的绥靖行动一臂之力，但是奥地利的命运已经表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出师不利，正如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3月11日即希特勒进军奥地利的前一天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所说：“我不得不承认，英王陛下政府在为绥靖铺设的道路中急于作出的两项努力之一（按指对德国的绥靖努力）已告失败。”[115]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即使罗斯福—韦尔斯计划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持而向各国提出，它也绝不会成功，因为“事态的发展早已越过了裁军、贸易壁垒和中立国的权利等韦尔斯希望讨论的问题……只有美国坚定地承担军事和政治义务才可能阻止轴心国家的行动”[116]。

通过1937—1938年美国的各种和平计划的失败命运，我们看到了美英关系的混乱状态和双方的积怨之深。在它们达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之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然而，面对国际形势的恶化，特别是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对西方国家利益的损害，美英两国还是考虑要作出一些基本的军事合作安排，以备不时之需。

[1] 全文见[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135页。

[2] 这一想法是通过《纽约时报》在1936年8月26日透露出去的。参见[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伊伟、丁耀林、张震文等译，白自然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5—186页；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Hong Kong：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pp.2-3.

[3] 参见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9.

[4] 这是1936年11月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多德对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的谈话。见[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42页。

[5] 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p.9-10.

[6] 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p.8-9.

[7]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以下简写为FRUS），1937，Vol.1，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pp.29-30，640-641.

[8]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46—948页。

[9]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44页。

[10] 这封信的全文（未署日期），见FRUS，1937，Vol.1，pp.98-102；另可参见John Morton 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Vol.1：Years of Crisis：1928-1938，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9，p.464.这封信是由艾登起草并与张伯伦进行了讨论，最后由张伯伦签署的，关于德国对欧洲的动**不安负有责任的一段是张伯伦亲笔写的。参见[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45页。

[11] 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374.罗斯福还希望诺曼·戴维斯探明欧洲的政治家们对可能重组国际联盟以使其放弃政治职能并转变为一个经济委员会的反应，以及他们对签订一个关于太平洋区域“中立化”的全面协定的看法。

[12] [美]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陈思民、余昌楷译，丁钟华校，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6—227页；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14.

[13] 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p.375；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25.

[14] 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pp.375-376；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p.25-26.

[15] 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26.

[16] 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States，1937-1940，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p.28；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pp.376-377.

[17] 参见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p.377.根据罗斯福在7月28日给张伯伦的另一封信所说，张伯伦对6月10日的信件所写的回信时间是7月8日，见FRUS，1937，Vol.1，p.113，因此麦克唐纳在前引书第30页中所说日期为6月28日，有误。另外可参考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States，1937-1940，p.30.

[18] FRUS，1937，Vol.1，p.113.

[19] FRUS，1937，Vol.1，pp.131-132.然而，张伯伦的这封回信一直拖到10月14日才最后发出。参见FRUS，1937，Vol.3，note 24 of p.608.

[20]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42页。

[21] 参见D.C.Watt，Personalities and Policies：Studies in the Formulation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Longman，1965，pp.39-40，42.

[22] Viscount Templewood，Nine Troubled Years.London：Collins，1954，p.263.

[23] John Morton 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Vol.1，p.457.

[24]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册，第91—92页。

[25] 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23.

[26] A.Whitney Griswor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456.本书1938年由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初版，以后多次再版。

[27]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册，第88页。

[28]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册，第88页。

[29] Martin Gilbert and Richard Gott，The Appeasers，London：Macmillan，1963，p.52.

[30] 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p.11.

[31] 关于张伯伦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重整军备中的作用，参见齐世荣：《30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载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

[32] 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p.32.

[33] “一战”前非洲西部原德国殖民地，现在其东部已成为多哥共和国，其西部曾为英国的托管地，现为加纳的一部分。

[34] C.A.MacDonald，“Economic Appeasement and the German Moderates，1937—1939”，Past and Present，Vol.56（August，1972），pp.105-135.

[35] John Harvey ed.，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1937-1940，New York and London：Collins，1970，p.85；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17.

[36] 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18.

[37] Keith Middlemas，Diplomacy of Illusion：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Germany，1937-39，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2，p.115.

[38] FRUS，1937，Vol.1，p.60.

[39] John Morton 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Vol.1，p.464.

[40] 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The Origins and the Prospects of Ou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9，pp.31-32.

[41] [美]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第230页。

[42] 参见以下各章。

[43] 关于1937—1938年美国经济衰退的情况，参见[美]H·N·沙伊贝、[美]H·G·瓦特、[美]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彭松建、熊必俊、周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页表12-2“1933—1941年新政时期的经济趋势”。

[44] [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第150—155页。

[45]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第214页。

[46] New York Times，8 July，1937.

[47] FRUS，1937，Vol.1，p.666.全文见pp.665-666.

[48]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ip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 Brothers，1950，p.22；Ronald E.Powaski，Toward an Entangling Alliance，American Isolationism，Internationalism，and Europe，1921-1950，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1，p.73.

[49] FRUS，1937，Vol.1，p.667.

[50] 全文见FRUS，1937，Vol.1，pp.668-670。在战后写成的回忆录性质的一本著作中，韦尔斯把拟请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建议的内容归纳为以下4点：第一，国际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普遍限制和裁减军备；第三，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经济稳定、社会安定，以及各国通过待遇和机会均等而获得福利；第四，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在爆发战争时将最大限度地尊重人道主义。见Su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New York & London：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44，p.65.这些内容与上述所引外交文件中的提法有区别，特别是在这份外交文件中并不包括普遍限制与裁减军备问题。因此，韦尔斯为总统所写的和平计划的内容应当以这份外交文件为准。

[51] FRUS，1937，Vol.1，p.668.这封信的全文见pp.667-668。最后交给罗斯福总统的计划本身包括3个文件：其一是总统在停战纪念日对世界各国的一个呼吁；其二是由美国向被选出的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国家组成的首届执行委员会提出议程；其三是组成该执行委员会的国家名单，包括拉丁美洲、欧洲的一些小国，以及近东和远东的代表。参见Sumner Welles，Seven Major Decisions，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45，p.35.

[52]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Vol.1，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8，pp.547-549.

[53] “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4年版，第383页。

[54] Beatrice Bishop Berle and Travis Beal Jacobs eds.，Navigating the Rapids，1918-1971：From the Papers of Adolf A.Berl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3，p.145.

[55] 日本的拒绝信于11月12日到达布鲁塞尔，见《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87页。

[56] Beatrice Bishop Berle and Travis Beal Jacobs eds.，Navigating the Rapids，1918-1971，p.146.

[57] Sumner Welles，Seven Major Decisions，p.34.

[58] Nancy H.Hooker ed.，The Moffat Papers：Selections from the Diplomatic Journals of Jay Pirrepont Moffat，1919-194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182-183；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pp.433-434.

[59]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ipped History，p.24.

[60] Su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p.66；Seven Major Decisions，p.31.

[61]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13页。

[62] [英]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林书武、沈芜清、金宜文等译，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

[63] Beatrice Bishop Berle and Travis Beal Jacobs eds.，Navigating the Rapids，1918-1971，pp.145，150.

[64] 这次会议由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担任记录，并在会后将其记录整理成一份备忘录，通称为《霍斯巴赫备忘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备忘录为盟军查获，并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认，作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罪证之一。该备忘录的中文全文，详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9页。

[65] 这次会谈的记录以及德国外长牛赖特将这次会谈的内容详细通知德国驻意、英、法、美大使的电报，详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68—79页，第80—83页。这次会谈的部分内容，还可参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版，第130—131页。对这次会谈的简单回忆，可参见[德]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刘则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67页。

[66] 关于这一事件，参见Alvin D.Coox，Year of the Tiger，Tokyo：Orient-West，1964，pp.84-97；Arther J.Marder，Old Friends，New Enemies：The Royal Navy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Strategic Illusions，1936-1941，Oxford：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0；Irving S.Frie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1931-1939，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ublications Office，1940，pp.112-114.对这一事件的概括论述，请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7章第1节。

[67] 关于该提案的具体情况和国会的讨论与表决，参见本书第四章“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的内容。

[68] Robert A.Divine，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Ⅱ，New York：McGraw-Hill Humanities，1979，Second Edition，p.50；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ipped History，p.25.

[69] FRUS，1938，Vol.1，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pp.115-117.

[70] 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pp.55-56；[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81—982页。

[71] Su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p.66.

[72] W.L.Langer and S.E.Gleason，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1937-1940，London：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2，pp.25-26.

[73]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82页；韦尔斯在Seven Decisions That Shipped History 一书第26—27页所说的总统打算召见各国驻华盛顿的使节的日期为1月22日。

[74]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83—984页。

[75]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83页，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66.

[76] Viscount Templewood，Nine Troubled Years，p.270；Keith Feiling，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p.336.

[77] [英]伊恩·麦克劳德：《张伯伦传》，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0页。

[78] 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p.59.

[79] FRUS，1938，Vol.1，pp.118-120.

[80] Su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p.66.

[81] 全文见FRUS，1938，Vol.1，pp.121-122.

[82]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Vol.1，pp.580-581.赫尔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见FRUS，1938，Vol.1，pp.133-134.

[83]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95—996页。

[84] 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69.

[85]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79、987页。

[86] John Harvey ed.，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pp.69-70；C.A.MacDonal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pp.68-69.

[87]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989—999页，第1091—1093页附录2。

[88]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1000—1002页。在此之前，首相张伯伦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正在意大利访问的奥斯汀·张伯伦夫人，信中说他希望开始与意大利谈判。张伯伦夫人未经首相同意，就把这封信给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看了。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认为，如果英国人必须等到罗斯福提出建议后才能在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那会使意大利人大为恼火。

[89] 这是英斯基普在一叠文件上写的眉批。见[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1000页。

[90]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1005页。

[91] 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p.65；[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1008页。

[92]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1010—1011页。

[93] FRUS，1938，Vol.1，p.122.

[94] 德国的这些变化，参见[英]艾伦·布洛赫：《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朱立人、黄鹂、黄佩全译，朱立人校，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424页；[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册，董乐山、李耐西、陈廷祐等译，董乐山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0章；[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7—522页。总的说来，这些人并不是反对希特勒的计划，而是认为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95] [美]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第285—286页。

[96] Frederick W.Marks Ⅲ，Wind Over Sand，The Diplomacy of Franklin Roosevelt，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8，pp.139-140.

[97] FRUS，1938，Vol.1，p.124.

[98] [英]艾伦·布洛赫：《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424—441页；[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11章。

[99]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12—14章；[英]伊恩·麦克劳德：《张伯伦传》，第198—206页。艾登并非不同意与意大利谈判承认其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问题，他与张伯伦的分歧在于何时以及以什么样的条件去承认这一点。

[100] W.L.Langer and S.E.Gleason，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1937-1940，pp.29-30.

[101] Sumner Welles，The Time of Decision，pp.68-69.

[102] Viscount Templewood，Nine Troubled Years，p.273.

[103] 参见Sumner Welles，The Time of Decision，p.69；Seven Decisions that Shipped History，pp.27-30.

[104]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第1027页；[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急起》，吴泽炎、万良炯、沈大靖译，杜汝辑、张自谋校译，南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105] [美]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第272页。

[106] FRUS，1938，Vol.1，p.127，全文见pp.126-130.

[107] Steve Weiss，Allies in Conflict，Anglo-American Strategic Negotiations，1938-44，New York：Macmillan Press LTD，1996，p.39.

[108] Donald Watt，“Roosevelt and Neville Chamberlain：Two Appeasers”，International Journal，Vol.28，Spring 1973，pp.185-204.

[109] Keith Feiling，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p.322.

[110] William R.Rock，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p.70.

[111] Basil Rauch，Roosevelt，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A Study in the Creation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Creative Age Press，1950，p.21.

[112] David Reynolds，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1937-1941：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13.

[113] 关于英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在David Reynolds，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1937-1941：A Study in Competitve Co-operation，pp.10-16中作了极有价值的分析。

[114] W.L.Langer and S.E.Gleason，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1937-1940，p.32.

[115] FRUS，1938，Vol.1，p.132.

[116] Robert A.Divine，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Ⅱ，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