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东西方都拥有重要的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英国，在欧洲、地中海和远东的局势都在恶性发展的情况下，是希望与美国合作形成对法西斯国家的威慑力量的。1936年11月，艾登在得悉罗斯福打算召开世界和平会议的消息时表示支持，并在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写道：“也许它不会成功，但只要作了努力，并能使独裁国家遭到挫折，那么就有益于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美国舆论）的教育。无论如何，不赞助总统的主张（如果这是他本人的主张），显然是我们的一大错误。”[20]但是要按照美国的既不承担政治义务又要在其他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进行合作，就产生了障碍。

首先，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美国通过了《中立法》并不断声称绝不介入欧洲的政治问题后，英国对美国极不信任。当时英国的政界上层人物往往把美国看成是无可救药的孤立主义者，而且直到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就任首相时，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迟疑不决的和混乱的。[21]正如20世纪30年代曾多次担任英国政府大臣的塞缪尔·霍尔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不管是对还是错，我们确实不是对美国的良好意愿，而是对美国是否准备把它的那些令人鼓舞的言辞付诸实施，表示深深的怀疑。”[22]即使是主张与美国合作的外交大臣艾登也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所能作出的一项最大的贡献就是修改现行的《中立法》。首相张伯伦则认为，只要《中立法》继续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出什么贡献。[23]中日战争爆发后，张伯伦把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原因归于美国的政策，他在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人还要作出很大努力才能成为世界事务中有益的伙伴。我曾设法试图使他们干预中国和日本问题，但是他们太害怕自己的人民了——虽然我认为，如果他们愿意发挥作用的话，那是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制止战争的。”[24]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和平倡议的价值大加怀疑。张伯伦认为，罗斯福也许会召集一次会议，但是在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下又可能被迫退出会议，从而使英国单枪匹马地对付德国。他曾在7月28日对美国代办说：“如果事情只是〔美国人〕参加进来然后再扬长而去，我宁愿〔他们〕干脆永远也别参加进来。”[25]

实际上，英国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各种国内问题和国会中严重的孤立主义情绪，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力量。罗斯福总统曾经在1937年9月承认，美国对外交问题的反应建立在“24小时的基础之上”[26]，就是当时美国外交政策处于混乱和不定的真实写照。

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张伯伦担心按照罗斯福的设想行事，会破坏他所设计的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在张伯伦看来，由于英国地位虚弱，必须与德国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和最不友好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早在193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就向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建议：“同希特勒对话的方式就是对他说，获得安全与和平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根据洛迦诺路线签订区域性条约；二是建立联盟和均势。我们希望采取第一种办法，但是没有他参加，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假如他不干，我们将被迫采取第二种办法。”[27]1937年初，他又对即将出任英国驻德国大使的内维尔·亨德森（Neville Henderson）说：“如果有可能，就采取同德国合作的路线。张伯伦感到，别国选择什么政府形式英国不必干涉。”[28]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后，马上开始逐步推行他的绥靖德国的路线。他在1937年7月对苏联大使伊凡·迈斯基说：“我们可以同德国人坐在一张桌子旁，用一支铅笔把他们所有的抱怨和要求统统记下来，这会大大缓和紧张气氛。”[29]他认为，要使英国渡过危险时期，就要实行“双重政策”，这就是绥靖政策和重整军备。[30]不过，张伯伦对英国的重整军备有自己的解释，他更加关心重整军备的财政负担，并希望使重整军备不再承诺建立能够承担欧洲大陆义务的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而是转向建立仅用以保卫英国和英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不受直接进攻的有限防御力量。这样重整军备就不至于危及他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绥靖计划。[31]

另外，张伯伦确信绥靖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他作为首相的领导地位。1937年8月8日张伯伦在给他的妹妹艾达的信中得意地写道：“首相的职务给了我一种令人惊奇的权力。作为财政大臣，我几乎不能移动一个小石子；现在我只要伸出一个手指头，整个欧洲的面貌就会改变！”[32]因此张伯伦打算由他本人在欧洲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绥靖，而不希望罗斯福或者其他什么人介入进来。

还必须指出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在张伯伦看来，在作出一切经济让步、军备限制和殖民地的调整之前，必须首先解决政治问题，这是进行绥靖的最好方法。任何其他办法，诸如罗斯福所说的一揽子解决贸易、裁军和殖民地问题的方法，都将会使英国失去宝贵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英国不能让华盛顿对英国的政策发号施令，美国应当在英国要求它参与的时候再参加进来。例如，在1937年4月6日内阁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张伯伦赢得了一项同意考虑德国获得殖民地要求的决定。英国将要求法国考虑把多哥兰[33]和法属喀麦隆移交给德国，英国将考虑放弃自己在西非的委任统治地，同时也不排除另外作出使德国获得原料的某种保证。[34]这实际上就是1938年2月英国向希特勒提出的计划的雏形，该计划设想把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在“非洲中部地区”的领地合并为一个德国可以加入的新刚果盆地体系，并要求美国为这一解决方案提供财政支持。[35]但是张伯伦想用满足德国获得殖民地的要求换取对欧洲安全的保证，即只有在德国同意参加一项新的《洛迦诺公约》并确实保证在中欧检点自己的行动之后，才会向希特勒提供殖民地。正如张伯伦在1937年5月10日所强调指出的：“明智的做法是，在现阶段我们不要把〔有关殖民地的问题〕说得太死。我们应该确切地搞清楚德国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我们在政治上的迫切需要。”[36]因此，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邀请德国外长牛赖特访问伦敦，就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举行会谈。然而，牛赖特先是毫无热情地接受了邀请，随后又以西班牙共和政府海军的一枚鱼雷在奥兰（Oran，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港口）附近的水域攻击了德国巡洋舰“莱比锡号”为由，匆匆地取消了这一访问。[37]

另外，即使在具体的经济合作和军备限制方面，双方也存在着分歧。在军备限制问题上，尽管张伯伦和艾登对英国重整军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都认为决不能在德国对其他问题作出让步之前就讨论这个问题。1937年3月11日，艾登在与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的会谈中，对英国重整军备的进展还不够大表示担忧，认为“尚不足以使英国能够冒参加一次裁军会议的风险，因为他感到独裁者们将会把这样做看成是英国虚弱的表现，并视为英国没有能力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在他看来，召开裁减军备的会议应该在英国完成重整军备之后。[38]张伯伦也曾说过，能使德国放弃侵略计划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德国确信，“它获得武力优势的努力，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如果它打算发动侵略，那么更强大的武力将与它相对抗”[39]。

在经济方面，自大危机以来，英美在这一领域的摩擦也始终不断，美国的经济政策总是引起伦敦的怀疑与不满，特别是那些与帝国特惠制度利益攸关的集团，他们认为赫尔坚持降低关税的主张不过是美国谋求经济霸权的手段而已。[40]但是美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菲斯（Herbert Feis）却认为，“英国通过修改造成巧取豪夺和危机的限制性的橡胶和锡的生产计划”和放宽英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制度，全面降低贸易壁垒，从而“会得到更多的好处”[41]。因此，在英美之间的经济政策还没有得到调整的情况下，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去讨论英美对德国的经济让步与合作问题，是极不现实的。

总之，在美国国会仍然坚持孤立主义立场而美国政府也重申《中立法》的情况下，在英国对美国的有效合作充满怀疑和戒心，以及张伯伦政府决心以绥靖希特勒的方式重建欧洲和平的时候，罗斯福所作出的寻求和平的姿态和召开世界和平会议以安抚纳粹德国的倡议，是既不可能使德国认真对待，也不可能得到英国的响应的。美国和平会议计划的受挫，不仅表明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多么不足以应付纳粹德国向世界各国提出的挑战，更表明了民主国家在面对法西斯侵略时又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但是，法西斯国家坚持其侵略政策，在远东，日本已将战火烧到了英美在华拥有最大利益的上海，这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与英国在远东的合作问题。[42]与此同时，欧洲局势也未见好转，而美国又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43]因此在欧洲事务中美国仍然希望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这突出地反映在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为罗斯福总统设计的和平计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