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前英国的军事战略

自英王威廉三世之后，英国一直遵循“大陆均衡”的欧陆战略，即在权衡欧洲大陆的情势后，站在力量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维持欧陆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具体策略首先是依靠一支足以控制英吉利海峡的强大海军，抵御大陆强国的入侵；其次是阻止敌对国家控制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及其沿海港口。为此，英国愿意加入任何反对欧洲霸权国家的行列。历史上英国与法国、德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这几个大陆强国分分合合，目的就是要维护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

英国在欧洲采取势力均衡政策，是其地缘政治战略的现实需要。地理位置对其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整个欧洲大陆被一个国家控制，作为大陆边缘的岛国，英国的生存与安全必然受到威胁。因此，这种政策传统决定了英国政府在和平时期不愿意针对某个特定国家制订战争计划，而是在确切的危险临近时再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应的作战方案，用以指导将要发生的战争。1924年英帝国总参谋长卡万伯爵（Earl of Cavan）的一番话表达了这一政策传统。他说：“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没必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去精心编纂针对假想敌的战争计划，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存在。”[1]另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所总结的，英国人“决不在多少还不确定的未来承诺任何事情，而是等待事件发生时再决定采取什么方针”[2]。

在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时，英国付出了国力衰落的代价，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海军优势地位遭到削弱。整个帝国因战争死亡近100万人，150万人受重伤，商船损失了40%。英国战争费用为90亿英镑，欠债13.4亿英镑，是战前债务的14倍多。战争导致工业生产混乱，出口锐减；在复员的压力下，两次大战之间的失业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从没有低于100万，国家一度面临俄国式革命的危险；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逐渐被纽约所取代。[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出现了普遍厌恶战争的和平主义浪潮，“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很大部分精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界和统治阶层）已转而确信大战没有胜利者，所有参战国都失败了”[4]。曾担任财政大臣和首相职务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声称：“战争，什么也赢得不了，什么也医治不了，什么也结束不了……战争中没有赢家，都是输者。”[5]更有甚者，“反战的反作用力量使20年代一切军备计划都成了可笑的事，而且在30年代末期仍然阻碍全面重整军备”[6]。

然而，《凡尔赛条约》以及国际联盟义务使英国没能像美国那样超然。尽管英国政府在1922年之后不愿介入法德两国之间的纷争并再次充当起斡旋者，但“一直未能说服本国或外国的舆论，当然更未能说服自己，使之相信德国并非值得担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几任首相从未逃脱一般人的看法，即他们肩负着在世界各地保护侵略行动的受害者的主要责任”。[7]这种国际警察的心态同“二战”后的美国非常相似，只是“一战”后的英国没有“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力支撑，而且英帝国的各自治领，除新西兰外，在战后对分担帝国的防务责任毫无热情。[8]英国学者乔治·佩登指出：“两次大战间自治领在人力和船只方面的贡献很少……自治领的存在不是一笔财富，反而是一种尴尬的处境。至于殖民地，没有很好开发资源为己所用，还需要军队驻防。”[9]因此，虽然战后英帝国的版图面积达到顶点，但“全球的势力并不意味着全球的实力”[10]。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威胁不断扩大，英国政府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被迫进行军备重整。1936年首次对军费作了实质性的增加，但全面扩充军备实际直到1938年才开始实施。各军种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激烈竞争，加深了彼此间的隔阂和矛盾。在战争爆发时，大部分军备重整计划没有完成，各军种间缺乏整体的战略协调。由于美国和苏联一度置身于国际政治事务之外，意大利和日本倾向于德国，所以，潜在的盟国只剩下法国和英帝国的自治领国家。但是，法国要求英国承担中欧的义务，遭到英国和原本就对帝国防务缺乏热情的自治领的反对，这使得英国始终与法国保持着距离，直至1939年春英法两国才最终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

从整体上来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英国政府始终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即政策与手段之间，或者说义务与实力之间，存在无法回避的落差与矛盾。这就导致了两次大战间的英国外交和军事战略在面对挑战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远东，都显得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