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富特文格勒和克劳斯先后去世，前者曾为卡拉扬的最大对手。克劳斯与卡拉扬有师生之谊，是卡拉扬维也纳风情的导师。这位理查·施特劳斯歌剧指挥家一直影响着卡拉扬。

卡拉扬1956年成为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总监。1957年首次作为制作人将《费德里奥》搬上舞台。这一单声贝多芬现场歌剧录音之完美，不仅使他后来的《费德里奥》黯然失色，几乎也使包括富特文格勒、克莱姆佩雷尔等在内所有《费德里奥》失色不少。

60年后听这一录音，那种从思想到感觉的全面沸腾，丝毫不逊于1951年富特文格勒、弗拉格斯塔德在同一场地的现场演出。而且在同样强劲的同时，卡拉扬更好地意识并准确传达出了《费德里奥》的喜剧感。这一喜剧成分是富特文格勒、克莱姆佩雷尔以及立体声卡拉扬均未能表达出来的。

贝多芬唯一的歌剧主题，不是“我的自由”，而是“我们的自由”；不是“我的爱情”，而是“我们的爱情”。只有在此理想主义的反衬上，“我个人的自由”、“我个人的爱情”才可能以喜剧成分表现，在必要时自行成为笑柄。贝多芬在《英雄交响曲》中诉说的、在《命运交响曲》中强调的、在《“合唱”交响曲》中声明的、在《庄严弥撒曲》中认信的，乃是席勒同一句话“自由神光照耀下，一切人类皆兄弟”。托马斯·曼宣称：“《费德里奥》每一次演出都是首演。”罗曼·罗兰说：“通过《费德里奥》，贝多芬成为埃斯库罗斯，传递了大革命的烈火。”只有在这种人类学视野下，个体的悲欢才有喜剧可能性。个体解放也许是一切解放的前提，但从来都不是目的。只有作为纯粹个体才有悲剧可言。从全人类角度出发，只能是贝多芬临终前的说法“鼓掌吧朋友们，喜剧落幕了”。

20世纪50年代的卡拉扬，把握住了贝多芬超越悲剧、在喜剧感中所达到《神曲》结局的精神状态。这是卡拉扬最伟大的一场演出，也是《费德里奥》最伟大的一次演出。卡拉扬在《费德里奥》中，既避免了浪漫主义的宗教狂热，又以奥地利人的乐天知命，避免把个人悲剧太过当真。这一时期，卡拉扬甚至奉献了德彪西“反瓦格纳歌剧”《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的绝佳录音。这是中年卡拉扬留下的最完美的背影。渐行渐远的这一背影，明确地告诉我们：18世纪的欧洲真地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