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和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曾讨论“莫扎特的神性”。这种神性在舒伯特身上更真切。那种内在灵魂的皈依、超越尘世的驯顺，莫扎特之外，仅舒伯特一人。这种羔羊般的神性，是中世纪天主教的真正遗产。汉斯·昆和卡尔·巴特通过莫扎特弥撒曲来讨论莫扎特的羔羊性。作为艺术家，舒伯特天才的自发性、那种“神迹”的特征，比莫扎特更单纯。这两个人仿佛是神秘音乐自我传递的介质，他们俩像地球上的“梦游者”，神的精神密码不断经由他们输送至人间，直到迅速耗尽了他们的肉身。

舒伯特像海顿一样，在教堂长大，自幼创作弥撒曲。与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出于职业要求或贵族所约作曲不同，舒伯特谱写弥撒曲有自发性质。舒伯特写过六首弥撒曲和一些零散的《慈悲经》，其中C大调弥撒曲（D.452）的《信经》，在澎湃的乐队和合唱之后，瞬间转入沉寂，有数秒钟静默。这在一般的弥撒音乐中非常少见。这种可怕、死亡体验般的时间消失感，把我们带入西欧天主教思想的深处。事实上，舒伯特比贝多芬、莫扎特虔诚得多，尽管他反对教权。

老舒伯特曾为儿子的神学态度担忧。1825年，舒伯特创作了《圣母颂》后，从施蒂里亚写信给父亲说：“我对自己的虔诚深感惊奇，我在一首赞美圣母的歌里表达了这种虔诚。这首圣歌似乎能唤醒每个人的虔敬之心，之所以如此，因为它融入了我的真诚感情。”

在舒伯特的圣乐作品中，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降E大调第六号弥撒》D.950最知名。他在1828年夏完成这部作品后就去世了。作曲家无任何离世情绪，甚至没有莫扎特那类“我已随时准备就死”的表达，其生命之火没有任何预告就熄灭了。这首弥撒曲甚至没有标明演出场合。舒伯特32岁那年——就是逝世1周年时——1829年11月4日，他最爱的哥哥费尔南多指挥维也维近郊小镇阿尔瑟（Alser）圣三一教堂唱诗班演出了这部作品。

舒伯特在生命尽头，奉献了一首颂歌。特别是在第二段“荣耀经”（Gloria），在那出自心灵的呐喊中，作曲家抬起脸，坚定地给神圣存在以诚挚谢意。第三段“信经”（Credo）热情告白直达天际，即“我信他受钉十字架，下到地狱，三日后复活”。“我信复活”犹如创世之光，照亮一切浑沌黑暗。《弗朗茨·舒伯特及其时代》把这首《降E大调弥撒》看作是天主教会音乐最光荣的丰碑，足以与海顿、莫扎特、布鲁克纳的圣乐并列。让我们沉浸在《羔羊经》中，一颗怎样温柔的心灵，才能写出这样的音乐，没有抗议、抱怨，完美、和平，充满希望。

弗朗茨去世后，老舒伯特写信安慰弗朗茨的胞兄：“要在神面前寻求安慰，忍受任何通过神意临到我们的苦难，顺服他圣洁的意志。任何遭遇都应使我们深信神的智慧和良善，并给我们带来宁静。因此要默默向神吸取勇气和信心。他会给你力量不致屈服，他也会祝福你一个快乐的来世。”

舒伯特还留下一部未完成的复活节神剧，题材是《新约》中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著名故事。耶稣站在拉撒路墓前，拉撒路的姐姐劝道“已下葬4天，尸体已臭了”，耶稣哭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带着裹尸布走出来。这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舒伯特以其音乐天赋，以其不屈不挠的信心，在吝啬给自己掌声的人世间，创造出了最伟大的复活之声。

在我们每一次倾听里，都有“拉撒路，出来！”的召唤，于是我们参与舒伯特的复活，步入舒伯特的永生。这种神圣的安慰，这种天真的傻气，是昨日以前的维也纳，留给我们的最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