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曲家，贝多芬的音乐家“父亲”灿若群星。从家庭方面说，贝多芬一生最珍视关于祖父的记忆。贝多芬3岁时，这位科隆波恩宫廷乐长就去世了，但他的爱却留给贝多芬无尽回忆。对祖父的爱，包含了对父亲的反感。而事实上，父亲是贝多芬最重要的启蒙老师。在为人类培养音乐巨人这一点上，贝多芬父亲与莫扎特父亲花了同样多的心血，一样不讨好，儿子都“造反”了。

贝多芬对父亲身份的抵触，在他的音乐教育上也体现出来。他在波恩时同聂夫关系并不好。海顿对此有同样体会。1792年7月，海顿第二次到波恩。聂夫带贝多芬见海顿。贝多芬说：“聂夫先生再三说，已经不能再教我。”海顿建议他到维也纳跟自己学习。贝多芬在维也纳很不适应，师生关系不好。海顿师生在对音乐的理解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海顿不是新老师的好人选，贝多芬对成为莫扎特“第二”全无兴趣。他不便拒绝海顿，就“不道德地”暗地里另找老师。一位是圣史蒂芬大教堂管风琴师阿尔布雷希茨贝格，作为一位旧对位法专家，他帮助贝多芬全面掌握了所需技巧。另一位是宫廷乐长、莫扎特老对头萨列里，贝多芬跟这位意大利人学习声乐作曲法。

后来舒伯特、李斯特也成为萨列里学生。作为第一个将意大利通俗风格融入维也纳教堂音乐的作曲家，萨列里用多种语言创作了大量歌曲和歌剧，他的教学对贝多芬及后来的舒伯特意义重大。萨列里一直单独教授贝多芬作曲，教授贝多芬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原因是贝多芬对意大利歌剧的兴趣。

贝多芬师从萨列里，主要目标是歌曲歌剧。在“音乐第一，还是语言第一”的争论上，贝多芬更接近格鲁克而非莫扎特。莫扎特坚持“音乐第一”，剧本马马虎虎。贝多芬不满莫扎特“为最下流故事谱写最好音乐”。格鲁克坚持“音乐服从于语言”，萨列里是格鲁克的学生。贝多芬创作《费德里奥》这部“歌剧之王”，费尽周折，心力交瘁，就是要以最好的音乐武装最道德的歌剧。这部歌剧被反复修改，1814年最终定稿，命名为《费德里奥1814年版》。

为买票看这部歌剧，舒伯特偷着把课本卖掉了。《庄严弥撒曲》、《第九交响曲》、《费德里奥》是贝多芬神殿的三位一体。格鲁克、莫扎特之争，音乐第一，还是歌词第一，《费德里奥》是唯一破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贝多芬一生崇拜亨德尔，宣称“亨德尔是我们作曲家谱系中最伟大者”。贝多芬并未给巴赫以类似赞誉。贝多芬甚至宣称要给享德尔下跪。亨德尔是把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音乐熔于一炉的巨人，其专业素养是德国的，音乐风格是意大利的，时代气息是“快乐英格兰的”。

贝多芬喜爱亨德尔，还可以从亨德尔与巴赫的一个不同方面来解读。巴赫基本从《新约》取材，内省、含蓄、深沉，呈现渴望宁静的苦难德国。亨德尔则趋于英国化了，偏好英雄主义的《旧约》。他把斯卡拉蒂美声旋律线条、普塞尔合唱法，以莫扎特才有的作曲速度，发挥成一种浩**长歌。他可以驾驭任何庞大结构，音乐简洁舒放，善于以简练手法创造恢宏篇章。莫扎特说：“亨德尔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更知道如何制造听觉效果，他的作品犹如电闪雷鸣一般。”贝多芬说：“亨德尔是所有大师中无可企及的大师。向他学习如何用不足的手段创造出巨大的效果吧。”

贝多芬崇拜代表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世界主义的“乐长”亨德尔，渴望为约瑟夫二世改革而歌唱。随着约瑟夫二世去世，哈布斯堡王朝走向没落，没有赢得亨德尔所在汉诺威王朝那种创造世界史的机会。所以贝多芬晚年作品中，巴赫因素越来越多。从晚期钢琴奏鸣曲到晚期弦乐四重奏，风格突变。充满情感的亨德尔的戏剧化，一转为日益隐秘的巴赫式内省。

他完全聋了，侄子自杀未遂事件使贝多芬晚年心境格外凄凉，这个世界陌生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孩子，欧洲自由理想变成后拿破仑时代的专制反动，普鲁士军国文化而非奥地利文化开始统一德意志。贝多芬开始走向晚年伦勃朗一样的内在世界，精神上自行其是与世隔绝。外面一片黑暗，内在目光却更透彻，穿越无量星系。此时他的作品达到最高纯度，燃烧升温，几乎变成冰冷蓝色。

这样的作品无法被摧毁，甚至使柴科夫斯基感到害怕。跟随贝多芬的人，最后会感到贝多芬的寂静。正如贝多芬说的，倾听他的人们欢聚在歌声的此岸，他自己在永恒沉默的彼岸。帕斯卡尔说：“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恐惧。”

什么也听不到的贝多芬，就像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以自己永远的无法超生，支撑着所有生命、运动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