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结束伊始，对“**”灾难的控诉，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潮，这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其代表作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竹林的《生活的路》等，随着对“**”灾难的控诉，很自然地引申到对其之所以如此的历史渊源的反思上，于是有了“反思文学”，其代表作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活动变人形》、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冯骥才《啊！》《铺花的歧路》、古华的《芙蓉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干作品，其创作特点有四：第一，多是从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这一层面如“**”、大跃进、反右运动等，对“**”及这之前的历史进行控诉、反思，从中可以见出工农兵文学重在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映的创作特点。第二，但其控诉、反思的主题，却着眼于以“革命文化”形式出现的封建传统文化，如何在神圣的名义下“吃人”，这种“吃人”，既体现在人的悲惨命运上，更体现在对人的精神、心灵、情感的毒害与对人性的禁锢上，这就与“五四”的启蒙精神遥相呼应，而对权力对人的异化的揭示与反思，则是这一时期启蒙精神超越于“五四”之处。第三，在作这种控诉、反思时，作者们都将主人公所受到的苦难给以政治上道德上的神圣化，都用道德担当替代了历史担当，并因此赋予无意义的苦难以意义，也因此摈弃了在无意义的生命奉献中，生命的破碎感、生命境遇的荒诞感。第四，他们都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中，对下层民众给予了赞颂与美化。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干作品的“第一小提琴手”自然非王蒙等“五七族作家”而无人能担纲，但“知青作家群”在这其中的创作轨迹、形态也颇有特色：他们多以自己在农村的插队生活为创作底色，最初是对插队生活的诅咒，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继而是对插队生活的辩证的肯定，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然后就是试图为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插队生活赋予价值的努力：一个向度是对知青精神的赞扬，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一个向度是充满温馨的对知青在乡下生活的重新审视，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张承志的《绿夜》等。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重在从思想、精神、情感上，对现实及历史所造成的愚昧、蒙蔽进行启蒙、去弊，由于其思想、情感的异端性，所以，在其时，每每引发激烈的争议，但也因此而具备了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潮过后出现的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等，其反思的层面，完全超越了对社会事件、对人品的评价，而深入到了历史必然规律与人的命运之间的联系的层面，标志着反思的实质性的深入。

教学建议

1.分析《班主任》中张俊石、宋宝琦、谢惠敏这三个人物形象，谈谈你对摘要1的理解。另外，有论者指出小说《伤痕》“被写入史册不仅取决于其意识形态功效，还预示了文学回归自身的艰难起步，体现出文学的‘人学’承担与审美特性”。[8]在当今的语境之下，重读《伤痕》，与《班主任》相比较，你会作何评价？

2.参阅评论摘要2、3，分析《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这一经典形象的文化意义。

3.在拓展练习中选择两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

4.阅读相关文书，体会评论摘要4、5、6、7的评论观点，拓展文学审美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特征。

精读作品

刘心武：《班主任》

卢新华：《伤痕》

冯骥才：《啊！》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王蒙：《活动变人形》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张承志：《绿夜》

评论摘要

1.之所以把《班主任》看作一个“超文学”文本，是因为我觉得它首先是属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文本，其次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作品。在思想意义上，《班主任》称得上是一个时代性的大文本，其预言性、革命性的价值无法跨越；在文学史意义上，《班主任》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应时而生的普通文本，其文学价值并未超出“伤痕文学”的其他作品。从思想意义上来考察《班主任》，我们发现对于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愚民政策的批判，对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于个性主义和人的灵魂的关切，对于“左”倾思潮和人性异化的忧患，这些影响和决定中国新时期思想史进程的重要片段几乎都可以在这个文本中找到其线索和痕迹。这也决定了《班主任》在话语模式和艺术模式上显而易见的“思想文本”特征。换句话说，在这个文本中，作家的“思想”和“观念”才是真正的“主体”，其他因素只是为更好的表达其“思想”服务的。小说采取的是典型的“问题小说”模式，故事极其简单，因为小流氓宋宝琦要转校，团支书谢惠敏和其他同学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班主任张俊石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即“四人帮”的流毒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严重内伤。整个故事都是在张老师的主观视角内展开的，自然故事情节的发展也都是为他的“问题”服务、铺垫的。在小说中宋宝琦和谢惠敏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牺牲品。

我们不否认这两个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典型意义，但实际上它们更是两个具有寓言性的“思想符号”，前者指证的是“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外伤”，后者指证的是“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内伤”，在对他们的刻画中基本上没有“感性”的描写，而是充斥着理性的分析、叙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理念和思想化的人物与艺术性人物的根本差别，前者往往是作家“思想”的“工具”，它完全被作家操纵与控制，人物形象不具有任何感性审美内涵，只有借助于作家为之抽象的“思想”才能立足；后者则以人物丰富的感性审美内涵为终极，甚至作家本人也无法决定人物的形态和命运。而在《班主任》中，作家对两个符号性人物的刻画，其实只不过是对他们的一种“思想”和“思考”，通过这种对比性的思考，小说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这呼声与鲁迅世纪初“救救孩子”的呐喊遥相呼应，预示着“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新时期的重新复活。

而当我们充分确证了《班主任》作为一个思想史文本的价值之后，其作为一个文学史文本的价值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其急切的话语姿态、粗糙的艺术形态、观念化的叙事风格、思想报告性的文体都决定了其无可讳言的“过渡性”特征。

吴义勤：《〈班主任〉：一个“超文学”的文本》，载《创作评谭》，1998（3）。

2.这部小说的原名是《报应》，后来改成《活动变人形》，这两个名字都泄露了王蒙假托文化历史而追求的当代意义。关于什么是报应，报应是什么，我想应该引进“活动变人形”的概念加以参照。活动变人形是个日本玩具，“它像一本书，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这样排列组合，可以组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形图案”。然而在另一处，作家通过小说里一个人物之口说：每个人都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都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在什么样的一块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如能和谐、能大致调和、或者能彼此相容，那人就能活着……“活动变人形”就是三者不和谐、不调和、甚至不相容的象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整整一百年里始终挣扎在这三者分离的痛苦之中……这部小说不但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怕，也反省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激进传统与后来的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中国的精神联系。一面两刃，我以为即使在今天弥漫京华的国学热以及对“五四”知识分子传统的反省的，也不曾有几人能达到小说家王蒙在1986年思考这个问题的深度。

陈思和：《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随想》，载《文艺争鸣》，1994（2）。

3.《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小说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剖析仍然紧紧围绕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展开。主人公倪吾诚蹉跎一生、一事无成的遭遇，就在于他始终生活在幻想里，而对现实却始终格格不入，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正确的定位。他留学欧美，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对传统陋习厌恶之极。然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只是皮毛。他热爱科学，但也仅仅局限于为孩子买鱼肝油和寒暑表，嘱咐孩子刷牙洗澡上。他生活在“应该”里，但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甚至不能改变自己同三个女人的关系。四十多岁的他还认为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七十多岁了仍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倪吾诚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相当有代表性地表现出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夹缝中的处境，表现出那些沉湎于幻想而行动无能的知识分子人生，从而对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空幻性给予必要的反讽。

郭宝亮：《论王蒙的文化心态及其传统认同》，载《文学评论》，2004（2）。

4.在新时期初期，张贤亮在文坛可谓频频亮相，大红大紫……但变来变去也不过一个“问题”——政治与性。80年代中期，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敏感地带，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还没有展开，包括“性”这样的领域仍处在神秘和急于探索的状态，这就为胆大心细的张贤亮准备了长袖独舞的阔大舞台。中篇小说《绿化树》谈的是“吃”的问题，略为吃饱之后即要急不可耐地直奔“性”的主题。刚开始时，是“饥饿”拉动了小说的叙述：章永璘正处在饥饿的人生阶段，马缨花对于他还不是一个女人，她代表的是温饱，是吃的满足，但是，一旦这个人生“问题”暂时得到解决，马缨花便在章永璘眼里顿然凸现出了女人本色和性别特征。也就是说，他要超越“吃”的阶段，超越先前只是提供他吃饭的缨花，而直奔那一个主题了。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同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它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响，除了作品大胆地（也许首次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探索了性的问题之外，还由于它为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阅读视角——人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才能获得新生。于是，作者用“卢梭式的忏悔”直白地描述了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出现“**”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灵与肉的搏斗，**裸地展现了人的潜意识。的确，张贤亮大胆挑战和颠覆了一个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还处于遮蔽和蒙昧状态的文学命题。他当时皱着眉头思考哲理问题的创作姿态，还真为作品包装了一道“严肃”的光晕，唬住了不少读者。然而，作者“思考”的“问题”的确肤浅，他越用心营造就越显示出他的才华仍然不过是停留在“性”的领域。由于他的思考没有根底，没有真正的思想底蕴，因而暴露出他终究还是一个“问题”作家。

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载《文艺研究》，2005（1）。

5.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总爱在文学创作中把自己的历史命运，与妇女的命运作着有趣的类比。

就张贤亮的作品来说，《灵与肉》里，一个是已当了十几年牧马人的“老右”，一个是被饥荒逼出了天府之国，走投无路的少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异”；《绿化树》里，这“异”却非常重要，是时时处在光亮之中的不容忽视的核心，章永璘不断的反省、内疚、探求，始终是环绕着这个深刻意识到了的“异”而进行的。

刚从劳改场释放的就业人员章永璘，渴望着成为正常人。饥饿却逼迫他向着“狼孩”的深渊下坠，是马缨花“拯救”了他。他的体力在恢复，憧憬着成为一个“筋肉劳动者”，向往着有一个贫穷而整洁的火炕的“家”——这曾被他看做是高不可攀的理想。他重新拾起《资本论》第一卷，重新“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开始从精神上“超越自己”，他便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马缨花之间，“有着她不可能拉齐的差距”。一方面，和“人类的智慧”的联系竟会唤起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深层意识；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超越”也就是原来憧憬的正常人的家的超越，章永璘对他与马缨花的关系产生了新的不安。我们的“叙事模式”在这部中篇小说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得到了一种革命性的挖掘和改造。对“同”与“异”的辩证理解，展示了读书人理想轰毁、灵魂再生、人格复活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映照出下层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光彩照人的“拯救”作用。正是这些升降浮沉、盛衰荣辱中，最鲜明地表露了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深层意识、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以及形成这一切的社会历史条件。

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

6.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是新时期反思文学中一个较重要的作品，这部小说表层话语是讲了一个干部老甘解放后“蜕化”的故事，但深层意蕴则是探讨老甘之所以“蜕化”的文化原因。如果说老甘只是给出了“蜕化”的表征，那么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老寿则为老甘的“蜕化”提供了一个文化的注脚。小说比较集中地探讨了老寿两次违心的转变：一次是老甘强令农民将自己的口粮当余粮上缴国家，老寿本来充满了疑虑，他本能地意识到：“现在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但是出于对上级无条件地信赖和崇敬，他把疑虑变成了一场自责，他最终宁愿相信上级的决定，而不愿意相信自己眼见的事实。第二次，老甘为了在大跃进中邀功请赏，下令将已经挂果的梨树全部砍掉，这是明显荒唐的决定，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是作为小队长的老寿只想着服从，再一次附和了老甘。老寿认为群众应当是完全的服从者，上级则是群众的家长，因此他一旦发现自己的思想与上级的意图相悖时，就立即变得诚惶诚恐。《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深层意蕴是要告诉读者：人一旦完全放弃对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将思想与决策看成是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将它们拱手交给另外的人，这就创造了一个滥用权力的温床。

张卫中：《新时期文学对国民性问题的新探索》，载《文学评论》，2001（5）。

7.《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平静平淡平缓的叙述，不着声色的显示，把人世间最落后最原初最粗糙的生活写得尤其神圣清洁，把粗粝不公的人生状态，也以平常的口吻说出，其间没有哀怨与愤懑，没有强烈的不平与抗争，有的是深长的怜悯与痛惜。

相对于以英雄主义和乌托邦情怀为皈依的主流知青文学而言，《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出现，预示着知青文学另类书写的平民姿态，和向简朴原初的人本立场延伸的文学态势。知青文学主角的自觉退场，从控制的姿态退避到参与同时平视的位置，这种角度换位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考虑，更应看作是对知青运动历史认识以及知青记忆的客观性。原先知青文学的群体悲壮已然让位于农村农民的现状人生，让位于无意义无梦想的人类状况。这并不意味着对农民的这种历史描绘，是一种对之轻视或否定。恰恰相反，读出的是对这种素朴生活的观念肯定。这种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评定，而是通过把残酷的生活，诗化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一种温良恭俭让的生存情调。史铁生几乎是零距离地抒写知青与陕北农民之间原本就已存在着而永难消弭的距离，这种距离能激发你产生一种颤栗的悲悯和尊敬。

郭小东：《中国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论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泛读作品

王蒙：《布礼》

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

韩少功：《西望茅草地》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评论文献索引

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上海文学，1986（2）.

王福湘.略论新时期的“伤痕”小说.中国文学研究，1989（1）.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20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郜元宝，宋炳辉.文化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论王蒙《活动变人形》及其他.上海文论，1987（1）.

杨品，王君.《活动变人形》的理念化倾向.批评家，1987（2）.

赵文辉.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所余人”——《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形象的解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

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1）.

郭小东.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黄河.史铁生小说中知青文本的乡土叙事.文艺争鸣，2007（6）.

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拓展练习

1.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大多洋溢着豪迈、悲壮的英雄主义气概和理想主义情结，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其他知青作家的最大标志，但是评论界对此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如赞扬者认为“知青文学的英雄主义精神为新时期注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知青文学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民族性格的一种拯救”“英雄主义精神烛照下的知青文学充满了浪漫主义**，使之在艺术审美意义上呈现出悲壮、崇高的美学特征，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魅力”[9]而批评者则认为梁晓声“把英雄主义精神绝对化、神圣化，缺乏健康理性的深刻怀疑和否定精神”，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只不过是五六十年代文化于当代社会的回光返照。“他不过是因对一种城市文化（现在）的幻灭而萌生对另一种城市文化（过去）的留恋与幻想而已。”[10]还论者指出《今夜有暴风雪》中“一场轰轰烈烈的青年反体制运动就被表现为知青为保卫国家财产、为保卫虚假的自我荣誉的表演。”[11]请以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为例，结合这些评论谈谈你的理解。

2.“五七族作家”和“知青群作家”对历史的记忆和书写模式显然有很大的差异性，请选择具体文本，参阅摘要和索引中的相关评论，从身份背景、话语方式、话语结构、话语内涵等方面来分析这两个群体创作的相同和相异性。

3.《芙蓉镇》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屈指可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一经发表就获得了精英读者与大众读者的一致认同，请你以小说中的人物描写、风俗描写为例，谈谈该作的审美价值，并记录自己查阅资料的过程与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