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工农兵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由文学外在、内在矛盾及发展规律所决定，工农兵文学中不断地出现一些与工农兵文学主潮美学品格相异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显示了对工农兵文学外在、内在矛盾进行调节的努力，对其的批判或冷遇，则表明了对这种调节的拒绝。其代表作如下：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写出了中国革命在最初进入现代化经济建设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之间的二律悖反关系中人的价值困惑及试图解决二者矛盾的天真愿望。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初雪》延续了“七月派”重在写人的内心精神世界的传统，写出了战争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美好，人性与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20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作者几乎全都是“五四”、30年代的作家，代表作有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徐懋庸的《鸡肋》等。这些作品大多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政治历史中的命运，其作者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人生经验，因之，这些作品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17年中的人生境遇和思想境遇。

1956年百花时代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在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矛盾中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人生、生命价值选择的困惑，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等；一类是写情爱形态的丰富性，情爱与社会历史的相互纠缠，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丰村的《美丽》等。

茹志鹃的《百合花》则站在个体生命的价值立场上，对社会、历史消损个体生命的合理性提出了充满内在力度的质询，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故事》着重以战争为背景，叙写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人性的美好，韦君宜的《月夜清歌》写了生命的社会价值与生命的个体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倾向于后者。

方纪的《来访者》、刘澍德的《回家》、康濯的《水滴石穿》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作品。

总的说来，在将社会、历史价值看得高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工农兵文学主潮中，上述作品的特点都在于，他们对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给予了根本性的或者是较多的关注，因此有了与工农兵文学主潮迥然不同的异质性。

教学建议

1.选择两到三篇精读作品，结合相关评论，进行文本分析，说明这些作品至今的文学魅力来自何处？作品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体现在何处？

2.在拓展练习中选择一个问题，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组讨论。

精读作品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宗璞：《红豆》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茹志鹃：《百合花》

评论摘要

1.《洼地上的“战役”》展示出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战争破坏了和平，而让人陷入破灭、绝望、颓废的深渊之中。相反，英雄和人民那乐观、坚定、必胜的情绪给人希望、给人信心。这里也写到了牺牲、死亡，但没有渲染恐怖和血腥，给人的是崇高、豪迈、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应该说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处理是适当的。纪律与爱情的矛盾也是这样。路翎并没有把纪律对立起来，而是让二者合理地发生冲突。这种交叉混沌状态作者如实写来，极大地尊重了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含量和审美品位。

路翎的艺术笔触是细腻老到的，尤其表现在对爱情的描写上。首先是准确地给人物定位，其身份地位、思想气质、意识境界已经决定了他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金圣姬是可爱的年轻姑娘、无拘无束，又正值谈婚论嫁的年龄，心灵自由开放，又不懂军队的纪律，所以才会那么一往情深地追求王应洪。在她那里的理由非常简单，爱一个好小伙是天经地义的，只要她愿意。所以，她才会为自己找到爱而陶醉，才会为王应洪的不接受而痛苦，而且对王应洪为什么不接受也搞不懂，也才会沉浸在自己的感情追求中义无反顾。王应洪是军营中的战士，又极其淳朴和单纯。因为其单纯，才会对爱情那么懵懂、迟钝。因为是战士才会为纪律去拒绝爱情。但毕竟是血肉男儿，才会拒绝之后又痛苦和不安，才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愁丝和矛盾。至于最后的牺牲，是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王顺是过来人，有人生阅历，又是富有人情味的军队基层领导。他的角色决定了会对金圣姬的感情动向那么警觉，对自己的战士王应洪陷入感情的麻烦中时，又是阻止又是帮忙，那种两难的情状也入情入理。合适的人物定位为情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王应洪和金圣姬的爱情由于“不可能实现”，所以，作者写得十分克制又势不可挡，显得十分有张力，紧紧扣动读者的心弦。这得力于作者的叙事技巧。全文取第三人称叙述，但王、金爱情不是通过作者直接讲给我们读者。路翎巧妙地借了一只眼睛，通过这只眼睛的看，来告诉我们读者，这只眼睛就是王顺的眼睛。借作品中人物的眼睛，避免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增加了限制，也增加了合理性，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现实主义的充分性。除了王顺这只眼睛，小说还设置了一个隐在的讲述者，以描写的方式，从人物细腻的心理、行为、动作、生活细节等处入手，生动地再现了故事主人公微妙的情绪及其变化。作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和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

《洼地上的“战役”》并没有背离符合时代趣味的“宏大叙事”。写了“抗美援朝”，写了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取材、主题都是“宏大”的，是符合当时官方主流意识的需要的。但是它和那些机械地配合“政策”、图解政治、为了政治而伤害艺术的浅薄之作不同，它达到了政治与艺术完美的统一。

刘景荣：《〈洼地上的“战役”〉给我们什么启示》，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百花时代，知识分子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我意识开始复苏，“百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作品，像《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悬崖上》《西苑草》《红豆》《爱情》等都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探讨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情感世界。这些作品叙事态度的变化还突出表现在双重视角的运用方面。《在悬崖上》除了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外还有一个听者。“我”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主人公“我”讲到自己去追妻子便结束了故事。作为一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它是接近了尾声：妻子和“我”的团圆是显而易见了。但听者却不禁问道：“回来以后又怎么样?”“我”的讲述确实存在着漏洞：“我”回到妻子身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对妻子有着内疚、有着感激，但“我”对妻子的爱情到底在哪儿呢?就像老作家张天翼所说的，“假如加丽亚不拒绝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后会怎么样呢?”“我”的叙述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空白，这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并没有迷失在“我”的叙述中。这是作者主体意识的一次张扬，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大门”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受。”更何况这曾是一个视个性、自我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而坚决不容的高度政治一体化的社会，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们已有了依附的惯性，他们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个人的快乐。对他们来说个体的幸福只是一种虚妄。

王文胜：《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与注重情节和传奇性的小说不同，《陶渊明写〈挽歌〉》重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作家对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哲学与文化因素的探求。作品没具体写陶渊明如何与官场的丑陋与黑暗抗争，也没渲染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就小说而言，可以说作者并不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而更看重的是，以一种清晰的现代逻辑，将诗人思绪中朴素而深邃的哲理内涵展示出来。小说不仅要再现一个正直的古代文人的为人之道，还将展示其中的文化哲学基础……

与历史上诗人晚年的境遇相比，小说家赋予心爱的人物以较好的归宿。历史人物与现实理想也便在这里相遇了。鲁迅说他当年写《故事新编》是因为“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对历史生发的“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因此，作品的现实诱因与历史掌故只一步之遥：先是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回想，而由他叙述的历史中，又倒映着自我的现实感触。虽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写〈挽歌〉》就是对“大跃进”时代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影射”，但作品描写诗人对大法师专喜欢“装腔作势”，拿“大道理来唬人”的憎恶，对官场中“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俗务萦心，患得患失”的不屑，对寒门素士在社会遇到的冷遇的不平，从一定角度也可说是作者出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而转向对历史的诉求，通过文学和历史来宣泄他对社会上那种“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恶劣风气的不满，对生活境遇的不平之气，因为小说能勾起人们对现实与历史无尽的遐想。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216～2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我们夫妇之间》鲜明地表现了革命者从农村、山区到达城市之后所面临的生存困惑，对于男主人公而言，他所面对的是既有城市经验的复活，对于女主人公而言，她面对的是如何适应新环境中的日常生活规则，总起来看，则是发源于乡村的革命如何面对现代化的城市问题。

从《我们夫妇之间》所引出的更深一步的话题是，现代性对于日常生活的改造在什么意义上从它合理的出发点走向了荒谬的终点的呢？说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存在出发的合理性是因为，纵观业已完成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与其思想启蒙运动相对的是无不经历过深刻的日常生活批判性重建。正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日常生活所经历的这种批判重建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相契合，才深刻地改造着传统生活基因，重新塑造着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的样式，实现了人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日常主体向现代化的自由自在的非日常主体的转变。如果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塑与传统生活样式的转型，很难想象现代工业社会能够确立其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因此，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必要的，不管它遭受多大的挫折和困境。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之《导言：阅读及其理论：十七年文学的阅读视角与文化视点》，13～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在知识分子的启蒙视野中，“乡村”所传达给作家的情感价值，要远比“城市”丰富而复杂，但是其积极的文化价值却难以与之相比。很多时候，它默默地担当着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的象征性形象，成为被批判的“传统”的靶子。与这种文学叙事风俗相对照，革命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却有着迥然不同的风貌。……作家们的潜意识中，隐含着对“乡土”的无限敬畏和对“乡土革命”浓厚的乌托邦记忆。似乎不写乡土，就是对革命的不敬和对历史的不真诚。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夫妇之间》与时代文学的主流叙事习俗产生了交错。小说中，那个被革命文学视为维系血脉、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乡土”，其意识形态意味被作家大大淡化了。“乡土”不再是密切联系着革命的价值空间，不再是生发血性、斗志和**的诗意的厚土，而是追随夫妻情感变化浮现出的生活和记忆的断片。小说情节推进虽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穿梭，乡村不断被提及，但是作家所叙述的乡村，都是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乡村。尤其是对乡村的价值评价上，小说更是祛除了其寓言色彩和价值神魅，甚至表现出一种冷漠与淡然。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在写到“城市”的时候，却表现出精神和情感上的无限眷念。……城市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依恋的“故乡”，还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的寓言结构。……这种“城市”对“乡土”、“个人”对“历史”的背叛，既是对主导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背离，同时也是对革命文学“乡土”这个“起源”的颠覆。

周保欣：《风俗化政治与文学叙事魅惑——以“萧也牧批判”为个案的一种考察》，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288～28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6.《红豆》或许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这同样是一个“鱼肉不可兼得”“大爱”与“小爱”戏剧性冲突的故事，但是，阅读这篇小说没有感到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悲剧的别扭感。我认为它提供的经验是：一、这篇小说以历史叙事为主，而且它选择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丧失政权外逃之际作为故事背景，这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党派、家国命运关联最为直接、个人选择最关键的时刻，所谓“千钧系于一发”“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紧要关头。小说对这一历史现场的还原，使个人、阶级、国家命运被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二、小说没有因为“大爱”的神圣性，而轻视、忽略“小爱”对于人生选择的分量。作品对江玫爱情心理的细腻刻画——对齐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矛盾、抛弃爱情的艰难、割舍后的怀念，不但没有削弱她选择革命道路的神圣性，相反，由于这种选择“忠孝不能两全”的性质，由于伴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丧失，其神圣性反被加强了。它证实了同期同类作品中较少出现的、一种“反常的”艺术经验：当“大爱”与“小爱”的冲突不可避免时，即一种悲剧情景发生时（依赖于作品对矛盾场景的设置及作者还原现场的能力，不能给人人为制造冲突、制造悲剧的感觉），依从了“大爱”的神圣化逻辑及价值取向，但同时对个人的丧失、对“小爱”的牺牲表示了真诚的、切实的痛惜与怀念。应该说，《红豆》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提供了一个在美学层面上思考革命伦理（个人与集体、感情与神圣信念之间的关系）较纯正的趣味——它的悲剧取向，即以悲剧的情感、悲剧的审美姿态处理悲剧事件。

三、在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红豆》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地对革命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方式。主要表现为小说的主人公江玫走的是一条“亲情式”的对革命的接受与选择过程，与林道静仪式性的三部曲：共产党员的指引/马列思想武装/与工农结合明显不同。可以说，江玫在林道静之外提供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另一种模式，一种更具自主性、内在的心理逻辑更清晰、更写实的、“反神话”的成长模式。同样是这个原因，这篇小说在将爱情故事与宏大的历史主体结合时，显得自然、随和得多。

如果江玫也能像技术员、叶碧珍、季玉洁那样在走出感情困惑后表达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格调（像谢冕先生建议的，把红豆扔出窗外），也许《红豆》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与美学规范。但《红豆》显然是一部因为没有完全遵循传统与规范，而真正有所“突破”的作品。

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1）。

7.《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通过叙事者“我”的作用来完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眼中的小通讯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人物，而是通过“我”对小通讯员的接触方式和感想，读者可以联想到小说虚写的那个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初次接触的场面以及新媳妇对他的感想，有了这种借代作用，才会有新媳妇一出场时“笑个不停”的暗示。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8～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8.《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是王蒙创作、思想、价值指向的“原点”。因之，真正读懂了《年轻人》，也就读懂了王蒙。

王蒙通过林震与刘世吾的形象塑造，写出了两种价值指向。一种以林震为代表。一方面，他否定了林震将生活理想化；另一方面，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对林震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精神，对林震后来明知其努力的艰难、无望，却仍然要顽强地追求下去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并通过这种肯定与赞扬，构成了对林震必然地要成为刘世吾的人生轨迹的拒绝，构成了对社会现实生存法则必然要消耗个体生命的拒绝。

另一种价值指向以刘世吾为代表。一方面，他看到、认可了刘世吾现实存在的深刻性、合理性，甚至对刘世吾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的洞察力及相应的人生态度，有着某种程度的赞赏，这些都是林震所不可企及的。一方面，他对刘世吾在“可怕的冷漠”中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丧失了对现实锐意进取的批判精神，对刘世吾对现实生存法则的完全认同，对刘世吾对个体生命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消磨的认同，又是予以否定的。而这种活力与批判精神，这种对个体生命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消损的拒绝，又是体现在林震身上的。如此，在对林震、刘世吾各自的双重的肯定与否定的缠绕中，在看到林震、刘世吾在价值指向上事实上的一分为二而又希望在价值追求中将二人合二为一中，王蒙表现了自己所认可、倡导的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那就是王蒙借刘世吾的口所说出的“经验要丰富，但心要单纯”。所谓“经验要丰富”，就是要对社会、人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相应的现实的应对能力。所谓“心要单纯”，就是要保持生命的纯真、鲜活，保持对人生的热爱之心、进取之心。

傅书华：《个体人生与社会政治的亲密拥抱——论王蒙小说中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2）。

泛读作品

邓友梅：《在悬崖上》

陆文夫：《小巷深处》

陈翔鹤：《广陵散》

康濯：《水滴石穿》

李国文：《改选》

评论文献索引

傅书华.打捞十七年小说中的个体生命“碎片”.文学评论，2002（5）.

李遇春.茹志鹃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李建军.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09（4）.

刘绍信.“共名”时代婚外恋情的范本——《在悬崖上》重读.北方论坛，2002（4）.

洪子诚.“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2（6）.

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3）.

郭铁成.应尊重文学史的基本史实——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艺争鸣，2005（4）.

温奉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研究50年述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王蒙.大起大落《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之后.百年潮，2006（7）.

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意.读书，1981（2）.

张鸿声.当代文学中日常性叙事的消亡——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5）.

拓展练习

1.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并没有脱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的主调，却因有意无意地碰触到战争与个人生活、感情、命运的复杂关系这一在当时极为敏感和忌讳的问题，从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有人认为，作者在《洼地上的“战役”》里安排了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兵士王应洪的恋爱故事，从中展开了纪律和爱情的冲突。……这种爱情是为部队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是不利于战斗的，因之也是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实质相背驰的。……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恃，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前者并且战胜后者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而造成的悲剧。[8]1955年夏，路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被捕之后，对小说的批判也升级为“带着极其阴毒的反革命使命，它直接针对着抗美援朝这个严重的斗争进行思想上的破坏”，“散布消极、动摇、阴暗、感伤的情绪，散布和平幻想和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达到从精神上瓦解我们的队伍的目的”。[9]也就是说，爱情描写在这里是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但是，也有论者对是否描写了爱情而怀疑[10]。请走进文本，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从问世之初就伴随着各种解读评论，从50年代的政治性阅读，到80年代之后的重读：李子云从“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的角度深入；洪子诚认为讲述了“疏离者”故事，延续了“五四”时期“孤独者与大众”的主题；陈思和侧重归为个人体验的成长小说；董之林提出“青春体”小说论点；而杨朴从“原型”理论出发，认为小说的表层结构表现的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深层结构表现的是“年轻人”与“成年人”两种情感方式、思想方式、生命方式的矛盾等。应该说批评越来越走进了文本的纵深之处。请查阅这些评论观点，阐述你的理解。

3.查阅文献索引中傅书华、李建军关于《百合花》的评论文章，谈谈《百合花》是如何通过细节技巧、人物对话等完成对人物形象精神风貌的塑造，如何突出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从而显示与工农兵文学主潮迥然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