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明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而要讲明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首先就要搞清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是什么。一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人们总是用“反帝反封建”或“民主与科学”等词语对这场运动的精神加以概括。然而，仔细推敲起来，以这些概念来概括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精神，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说新文化运动是“反帝”的并不错，然而，这一概念并不能说明新文化运动的特色，因而不能对新文化运动较之以前的运动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加以解释。谁都知道，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激烈程度绝不在新文化运动之下。义和团杀洋人，杀二毛子，对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都予以排斥。因此，义和团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且反对与西方相联系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真可谓“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并不“彻底”地反帝。它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对于中国的不公平对待，而对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反而主张大胆吸收。钱玄同对中国文字符号的诅咒，鲁迅那些激烈否定中国传统的言辞，至今让一些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难以接受，甚而以为有“崇洋”之嫌。

也许“反封建”一词比“反帝”一词更切近新文化运动，但是，“封建”一词并非五四时期的常用词，说胡适不用它，你也许会因为胡适是“资产阶级代言人”而不予理睬，然而说鲁迅从未用过它就要三思了，鲁迅说他控诉的是礼教与家族制度。“封建”一词的普遍使用且用来称谓新文化运动，是1927年革命文学兴起之后的事。“封建”一词是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社会而来，而在中国的使用者那里又获得了列宁主义对历史分析的“一个民族两种文化”，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民主性的精华”。如果这种描述大体不错的话，那么用“反封建”一词来概括新文化运动就不很恰当。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整体反叛和否定而没有一分为二地对待，并不承认古代的农民造反是“民主性的精华”，黄巢、张献忠、朱元璋等人受到了鲁迅的激烈批判。而且“封建”一词的使用者一般不把中国古代史都断给封建社会，“战国说”“秦汉说”“魏晋说”都将孔子断给了“奴隶社会”，因而严格地说新文化运动不是“反封建”而是“反奴隶”了。然而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所向，却非战国、秦汉、魏晋之后的中国社会，而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以儒道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因而用“反传统”取代“反封建”的概念，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实际。

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与科学”，是从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6卷1号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总结出来的。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反传统直言不讳，认为这是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结果。因此，说《新青年》推崇民主与科学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强大，这种概括没有问题，但这种概括却不能说明问题；以民主与科学概括新文化运动，问题也出在这里，即推崇民主与科学不独为新文化运动所有，而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次运动所有。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要研究它，就必须与立法、司法、行政等一起研究。但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就声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胡适回国，发誓十年不谈政治。《新青年》杂志讨论民主政治的文章确实不多，相比之下，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围绕着立宪与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讨论民主政治的风气要比新文化运动浓厚得多。其原因，就在于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政治家发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起的以伦理革命与审美革命为特征的文化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注重的，并不是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而是文化思想上的觉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通过伦理道德的革命和个性解放，正是要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行扫清道路。

科学是中西文化相交后为中国人首先看重的。从洋务运动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已在倾慕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就引进一些具体的科学技术而言，洋务运动的功绩并不在新文化运动之下。“科学救国”在胡适那里也许能够通过，然而它却受到了多数新派人物的冷落，后者更关心和致力的是思想观念的整体变革。所以胡适倡导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具体问题、整理国故，受到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抵制。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的遭遇也能说明问题，罗素作为哲学家，首先是以对数理逻辑和科学哲学的贡献而著称的，五四新派人物若真是崇拜科学就该恭请罗素大讲科学哲学，然而当时的新派人物对罗素讲授的科学哲学并无兴趣，当时北京有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之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说：“我发现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1]罗素也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

事实上，陈独秀在他多篇批孔文章以及《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中，已经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阐发得很清楚，就是伦理道德的价值革命，并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说：“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为了巩固共和国体而走向伦理革命，是当时陈独秀的思想逻辑。于是陈独秀更进一步地将伦理道德上的觉悟，看成是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的和最后的解决方式。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陈独秀说：伦理道德“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意识到新文化运动应该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伦理道德的价值革命，即以个性精神批判孔教的家族本位主义；一个轮子是审美领域的文学革命，虽然胡适是首倡文学革命者，然而将审美领域的文学革命与伦理道德的价值革命结合在一起的则是周作人。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与“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算是抓住了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两个方面。

个性精神在否定的方面联结着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批判家族制度与礼教，在肯定的方面联结着对个人的推崇，在审美的方面联结着“人的文学”的张扬。五四时期新派人物的观点由于对异域文化接受的不同可以说千差万别，但在推崇个性精神一点上却是非常一致的。陈独秀从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就在大声呼唤个性精神，为使新青年具有独立人格与个性精神，他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批判孔教的伦常与家族制度妨害个人的独立，认为“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推崇“易卜生主义”，而易卜生正是以孤独的个人向社会反抗挑战的典型——“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独的人”。鲁迅五四时期在《热风·三十八》中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就是《文化偏至论》“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一语法规则的演绎。周作人将他的“人的文学”、人道主义解释成“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被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唤醒的新一代及其建立的文学社团，都是个性精神的推崇者。个性精神是中国的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水岭。文学研究会反对消遣游戏的文学，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然而，“为人生”并不能显示出五四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区别。你能说《诗经》与杜甫的诗歌不是“为人生”的吗？但是，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对个人命运的关切，才是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与传统文学的“为人生”的区别所在。创造社反对“载道”的文学，倡导“为艺术”的文学，然而，中国道家一流的山水田园文学不就是反“载道”而“为艺术”的吗？区别在于，道家文学让人从儒家的伦理整体走出来之后，到山水林木中消解个性，萎缩自我，融入自然的真气之中，与天地自然合一；而创造社则让人张大自我，发展个性。也许，我们应该听一听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位作家的声音。朱自清说：“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2]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3]

“五四”之后的文坛主流选择的是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陈独秀，到文学研究会的批评家茅盾，倡导的都是写实主义；但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制度与礼教中挣脱出来的个人主义的革命，个性的张扬以及个人的孤独痛苦所导致的抒情感伤，就成为五四文学的主调。因此，纵观“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多。我们将在分析鲁迅的艺术选择、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创作时重点表明这一点。梁实秋以“浪漫的趋势”来概括五四文学，茅盾在《子夜》中以《少年维特之烦恼》来象征“五四”，普实克认为五四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佛克马认为五四文学是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占主导地位。可以说，以为五四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观点，往往是主题先行的结果，而非着眼于五四文学的文本实际。当然，五四文学兼容了现实主义。因为个性的张大并不是目的，通过伸张个性达到国家的振兴才是目的，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与五四运动密切相连。鲁迅强烈的感时忧国精神以及改造国民性的使命感，使他不可能不注目于国民的社会现状，因而在喜爱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同时，不可能排斥现实主义。“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的成仿吾也无法沉浸在“艺术之宫”中。温儒敏认为，成仿吾“在阐说对文学本体论的认识时，赞同‘表现说’……在理解文学的价值论时，又努力将‘自我表现’的意义导向社会”。[4]郁达夫《沉沦》中那个苦闷的主人公在自杀前呼唤祖国富强，正是这种对祖国命运的关心，使郁达夫后来写出了《薄奠》《出奔》等较具社会写实性的作品。而在五四文学主流之外的吴宓、梁实秋等清华文人那里，又试图将反现代的西方古典主义文学输入中国文坛，并探索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对接。不过，新文化运动之后西化已成时尚，甚至反现代的古典主义也要借着西化的外衣进行言说。因此，王德威所谓的“晚清文学”具有多种可能性而五四文学走向单一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五四文学其实是多元混杂的，往往是在一个作家身上就兼容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五四文坛百花齐放，社团蜂起，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浅草-沉钟社、狂飙社、莽原社、未名社、弥洒社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五四文学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接受了西方历时性形成的各种文学流派，也造成了同一作家兼受多种文学流派的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审美与艺术的革命。有人仅仅从白话文的角度去理解五四文学，甚至考据出一两篇白话小说，去否认《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显然不得要领。因为白话小说从宋代以后就开始流行，完全以白话文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就会忽视这场反传统的文学革命的深刻性。首先，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肯定性与连续性特征不同，而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并且由于个人的充分自觉，在这种批判性与否定性中带有一种恶魔性的特征。其次，五四文学以反抗挑战的动态之美，打破了中国传统推崇的以宁静平和为特征的中和之美，使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处于激烈的对峙状态。这种对立冲突，应该归结为个人的独立使之在表现形式上与社会的分离，并与社会处于对峙状态。再次，在叙事艺术的表现上，打破了传统小说与戏剧的性格单一与脸谱化的类型化，而代之以表现人物性格复杂性与心理深度的个性化；打破了传统文学以中和为特征的大团圆，而代之表现个人感受的悲剧结尾；而且淡化与压缩情节，使叙事文学具有浓重的抒情性。最后，在文学语言上，五四文学革命所造就的带有欧化语法的白话文，较之文言文的朦胧模糊，无疑是向着语言的精密性迈进了一大步，写景状物更加确切了，因而与传统文学语言的综合性相比，现代文学的语言更偏于分析。

五四文学虽然具有浓重的西化倾向，但是其渊源绝非像胡风所说的那样是西方文学的横向移植。就表面的词汇来看，五四文学确实好像是西方文学的移植，五四作家的创作谈也都着眼于同外国作家的关系，但在文化深层却与传统息息相关。因此，五四作家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非像周作人所想象的仅仅是受明代公安派与竟陵派影响那么简单。且不说韩非、老庄、魏晋人物等非主流文化对五四文学的影响，即使是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也在文化深层对五四文学进行变异。尽管传统的家国社稷的天下观在五四时期已经演化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观，但是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家国社稷的振兴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仍然流淌在五四人物的血液中。“五四”的悖论在于：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越是激烈。因此，虽然西方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尼采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动摇与颠覆也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精神源泉，然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根本的精神内驱力与内在根源，却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以及家国社稷的兴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传统。因为在世界文化史上，由战败而放弃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并不多见，也许同属于儒家文明圈而率先“脱亚入欧”的日本是个例外，而“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斗士也大都留学日本。相反，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被罗马人统治乃至流散世界各地，都没有放弃犹太教信仰；阿拉伯人遭遇十字军东征乃至基督徒的归化仍然不放弃伊斯兰教。因此，“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只能到中国文化传统内部寻找根源。五四人物都是国学根底深厚的文人，他们是以中国文化传统所造就的“前见”与“前理解”去“拿来”西方文化的，因而他们选择的是最能于兴国振邦有利的西方现代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底，但是五四人物很少看取基督教的信仰，而更偏重于选择反叛基督教的达尔文、马克思、尼采、杜威等人的现代文化成果。这就难怪，认为西方文学的深刻性与艺术价值在于基督教原罪精神的夏志清，指责现代中国文学并没有学到多少西方文学的精神；而捷克著名的汉学家普实克则指出现代中国从西方输入的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的潜在影响与渗透。因此，如果从思想上寻找五四文学与传统的精神联系，那么，由传统士大夫一代接一代承传的感时忧国精神是内化于五四文学之中的。这种将张扬个性的自由精神与振兴中华的感时忧国精神的结合，正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五四文学的个性精神就与西方文学的个性精神不同，在尼采那里，个人的发展以及进向超人本身就是目的；在易卜生那里，在船快要沉了时候首先是救出自己，然而在五四文学那里，个性的张扬是国家振兴与民族富强的手段。很多西方学者，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如此执着于国家并不理解，譬如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并非没有困惑。然而这却是中国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学时一个特有的文化变异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造就的是中西合璧的一种新文化与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是一座鲜明的界碑。在此之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大潮，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峰；在此之后是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对中国社会真正施加影响的过程，也是向中国文化妥协的中国化的过程。既然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传统与西化的运动，那么，此前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接受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都是新文化运动推崇的对象，但是这场运动不同于此前历次运动的，就在于它是一场伦理道德（善恶）的价值革命与审美观念（美丑）的文学革命，它颠覆了合群的伦理本位而推崇自由的个人本位，试图通过价值革命与文学革命为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进而使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