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可知的以西施传说为题材的现代剧作中，最早的作品是林卜琳发表于1932年的三幕歌剧《X光线里的西施》。关于作者的生平，目前只能从徐凌霄为该剧所作的序言中略知一二：作者对于当时所谓的“新剧”“旧剧”都持接受的态度，并且热情参与了戏剧评论、戏剧表演，乃至戏剧管理方面的活动,曾协助蒲伯英建设新明戏院。该剧是在其身后出版的遗作，作者也没有留下关于创作动机的有关言论，但剧名《X光线里的西施》表明了他在戏剧观念上与民众戏剧社之间的联系。作为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时代、人生，负担社会教育的启蒙任务。为这部《X光线里的西施》的初版承担审定工作的蒲伯英曾为民众戏剧社起草宣言：“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1]作为“X光镜”的响应者，林卜琳的戏剧创作也以“搜寻社会病根”为出发点，借重新塑造舞台上的西施来表明新的社会观点，以达到“疗救社会”的目的。

剧中的西施是一名具有普通人情感的女子。在被迫入宫侍奉吴王之后，她对吴王产生了感情，并为吴国的乱政担忧。当勾践灭吴之后，她悲痛欲绝，怒斥勾践牺牲自己以换取一己私利。其结局是险遭杀戮。与同题材的传统作品相比，该剧之新首先表现在从人性角度呈现的“普通女人”形象。剧中的西施是一名性格幽娴哀愁的女子。她既为官府绢税导致的贫贱辛劳而低叹，也为自己形单影只而郁郁寡欢，同样对富贵与爱情充满钦羡与向往。当得知被选入吴宫时，她的反应显示出了一名地位卑贱、性格软弱的女子对掌握自己境遇的无力。对生活在社会底层、渴望财富与爱情，有着人间七情六欲的平凡女子形象的塑造，体现出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剧作家对于女性内心诉求的重视。

其次，剧中关于“美人计”的看法：“不过就，寻花问柳；无非是掳掠民女，抢夺民妻；把人民作牺牲，去维持那政府的成立。”[2]作者否定了传统的忠君报国思想，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虚伪性与国家机器的反动性。不同于以往史书及文学戏剧中对范蠡献计救国的称颂，西施耻笑道：“他二人，如果有，报仇雪耻，救国安邦的正当主义——难道说，就凭那软语温香，胭脂花粉，去灭强敌——像这样，不但是，有伤国体——也未免，教那些，习流行伍，教士四万，君子六千，一个一个，丑透了须眉。”[3]表达了对为统治阶层效力的无能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对君王勾践形象的处理，也与以往对这一人物的评价截然相反：不仅“满脸现出奸险的神气”，[4]而且其“卧薪尝胆”也实为故作姿态，与军士共苦的举动则更是假仁假义。剧中对“君王”“国家”等统治工具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消解了越国复国雪耻的正义性，揭露了战争是为统治者争夺财富的实质。

就在林卜琳发表歌剧《X光线里的西施》的同年，顾一樵创作了四幕话剧《西施》，但该剧与林卜琳的剧本内涵大相径庭。如果说林卜琳的《X光线里的西施》表达了对人性与民主的呼唤、对国家机器的批判，那么与之相对的是，顾一樵的剧作表达了个人服从国家利益的国家至上观念。剧中的西施主动牺牲与范蠡的爱情，坚定地以身许国；入吴后，西施一方面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对痴情于自己的吴王产生了感情；吴被灭后，西施为吴王自刎。

顾一樵，本名顾毓琇，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和佛学家。他于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除《西施》外，还创作了《荆轲》《项羽》《苏武》《岳飞》等以古代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其他历史剧。这五部历史剧塑造的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顶天立地、千古不朽的伟大英雄形象，彰显了作者景慕古代英雄人杰、希望借古代英雄的精神来激扬现代中国之民心的创作心态。20世纪30年代，外敌入侵、民族御侮，顾一樵在《西施》剧本中对“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进行了大力解说，体现出顾一樵作为一名理工科学者所具有的强调务实的态度。

顾一樵是一名国家主义主张的自觉实践者，其笔下的历史人物均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认为，只要每一个国民都能够忠诚于国家，有团结一致、为国牺牲的精神和勇气，就可以消除外患。更为可贵的是，关心民族危亡的顾一樵并未盲目跟随救亡的主流话语，而是进一步透视到爱国英雄在民族使命与个人情感之间进行抉择的痛苦，观察到爱情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困惑与无助，体现出其理性的思考。这一点在《西施》一剧中就有突出的表现。

出于作品现实意义的需要，顾一樵笔下的西施首先是一位有着自觉的救国意识的巾帼英雄。当她的恋人范蠡为美人计寻找角色而矛盾踌躇之时，她责备范蠡因私忘公，坚定地要求退还范蠡给她定情的佩玉，决定以大局为重，许身报国。但在第三幕中，作者提出了对另一个问题的反思，即在国家意志背景下，个人在作出牺牲时不得不面临的痛苦抉择。作为一名爱国的女子，在国家利益的召唤下，西施做出了遵从国家意志的选择，自愿用自己的清白和青春换来越兴吴亡。然而，背负复国使命的西施在言笑晏晏的朝夕相处中与敌国君王夫差产生了感情。西施既不愿背叛自己的使命，又无法抗拒正常人的人情人性，只能独自承担爱的痛苦。最终，西施放弃了使命所带来的奖赏与荣誉，放弃了过去的恋人，选择了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爱，也选择了死亡。

戏剧至此发生了富有意味的转变：西施心中的英雄，不再是年幼时青梅竹马、如今正带兵来解救她的故国恋人，而是她奉命色诱、如今已成亡国之君的夫差；西施以身相许的国家，也不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被灭的敌国吴国。尽管作者沿用了以《浣纱记》为代表的文学戏剧作品中有关范蠡、西施相恋的人物关系，却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与改动，让西施殉情于吴王夫差。这个结局的处理体现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爱情观与价值观。崇尚个性在五四新文学中经常表现为浪漫的爱情，然而时代浪潮已将人们由呼唤个性觉醒的启蒙时代推向民族救亡的风口浪尖。如果说林卜琳的创作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长远影响，那么，顾一樵的创作则敏感地反映了时代风云的新变化。同仇敌忾的民族解放时代与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不同，它需要的不是狂狷孤傲、叛逆反抗的个性，而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英勇献身的品质。顾一樵的戏剧作品在研究界被认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体现国家主义思想的作品中的典型代表。然而《西施》剧中情节的逆转，也传达出作者对于国家主义的困惑。因此，尽管作者赞颂女英雄为国舍身的高贵品质，然而当他写到西施的个人感情在服从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成为牺牲品时，他看到了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矛盾冲突。深明大义、一心报国的西施最终竟放弃凯旋归国的胜利果实，放弃与曾经深爱的范蠡的重逢机会，追随吴王殉情而死，这个别出心裁的结局表现出启蒙时代的色彩。在救亡氛围的主流话语中，这名巾帼英雄的形象不再是单纯明朗，而是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同样表现西施在使命与情感之间挣扎的，还有林文铮所作的五幕悲剧《西施》，该剧1934年10月出版，曾由国立杭州艺专剧社进行公演。著名艺术理论家、翻译家林文铮当时是民族主义文艺的拥护者，曾多次在旗帜鲜明的民族主义文艺刊物《黄钟》上发表文章。[5]该剧创作动机的引发，据其撰写自叙《作西施之前后》，是由于作者率全家在东天目昭明寺避暑时，“清闲之中不觉自叹束手之无聊”，妻子因其久居西湖之畔而建议以西施为题，作者顿时“心中如触电流，震**不已，遂着手研究西施之性格及其他人物”。[6]因此，林文铮的创作缘由与古代文人寄情山水、游戏笔墨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剧中的西施被塑造为处于爱情与使命的两难境地难以抉择的悲剧女性，而没有被塑造为具有英勇气概的爱国英雄，这大概与作者当时参与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支持者蒋系国民党没有坚决地主张抗日有一定的关系。西施的使命是劝吴王放松对越国的控制，然而她却爱上了吴王，为此她时刻处于忧愁与矛盾之中；同时，善良的本性也使她深陷内疚与痛苦。当伍子胥清楚地指出西施对吴国的危害并要除掉她时，西施却感到负疚而不敢面对伍子胥；当范蠡向她下达除掉伍子胥的新任务时，西施哭诉：我不能埋没良心去陷害吴国的忠臣。当西施在一次次痛哭中完成所有任务后，她拒绝了越王的封赏，并以死表明自己愿意属于吴王。

作者曾自述对这一题材如此处理的原因：“世人皆闻西施之美与误人国。亦知其为何如人？以西施之美与慧，岂无志与情乎？情与志之冲突又岂不可能乎？西施与范蠡俱亡之传说，实不足信，吾亦不愿以此为悲剧之重心，吾欲以西施自身之矛盾为焦点，即大义与私情之对垒，酿成壮烈之牺牲。”[7]这段话表明，对于古代戏剧中西施与范蠡泛舟湖上的圆满结局，作者并不以为然，他想创作的是关于“情与志之冲突”的悲剧。于是，林文铮在《西施》一剧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位女子纠缠于情理之间的痛苦挣扎。西施要通过美人计陷害的人是吴王，而其心中所爱的人也是吴王。欲害不忍、欲爱不能的极度痛苦是其主要性格特点，对这一性格矛盾的挖掘正体现出了作者对情感价值的关注。

林文铮所作的《西施》，虽然与顾一樵所作《西施》同为表现西施在使命与情感中的挣扎，并且均以西施殉情吴王为结局，但却具有不同的主旨和意味。如果说顾一樵的《西施》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对于徘徊于启蒙与救亡话语之间的个性的审视与思考，那么林文铮在《西施》中则更多地关注了“西施自身之矛盾”，即被作为工具的个人在面对“使命与爱情”之间的冲突时所遭遇的内心纠葛。尽管作者声明要表现西施在“大义与私情之对垒”，然而该剧却并没有着意于刻画人物的爱国情感，而是更多地描绘“意志与感情”之间难以抉择的矛盾处境。这使得该剧虽对于现实境遇有所疏离，少有必要的审视与反映，但却在探索人性永恒的困惑这一问题上走得比前者更远。

在林文铮的《西施》剧本出版的次年，女作家濮舜卿于1935年4月发表了三幕剧《西施》。剧中的西施是一位深明大义，自愿用个人牺牲换取国家兴盛的女子，她所尽到的“国民”义务甚至比作为男性的范蠡更为关键，也更为彻底。然而，她却享受不了与男子一样的公平待遇，只能含恨而死。这一情节的处理引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是为国尽忠，虽范蠡牺牲了自己的情爱，西施却牺牲了自己的身躯和性命，为何两者的结局差异如此之大？作者设置这一情节的用意，无疑体现了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与反思。钱理群在论及五四时期的“人的觉醒”这一问题时指出：辛亥革命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以与男子共同承担“国民”义务为宗旨的，因此，必然以“妇女的男性化”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与追求的目标；而五四先驱者提倡妇女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觉醒，必须“使女子有了为人为女的两重的自觉（周作人语）”。[8]从这个角度来看，濮舜卿创作的《西施》一剧所揭露与批评的，是女性解放运动对于“为人”目标的可疑接近，与对“为女”目标的实际疏离。不让须眉、为国尽忠的西施最终受到迫害的悲剧结局，恰恰表明妇女仅仅实现了义务上的“男性化”，而没有真正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中被解救出来，仍然遭受着传统观念中一直存在着的轻视与侮辱；并且当这种压迫以政治的强力手段得以实施时，本以为自己承担了义务，也将享有权利（哪怕只是生存的权利）的女性往往措手不及，被无情地推入古老的泥沼，终于无声无息地沉没。在这部《西施》剧中，西施作为人的价值尚且得不到最终承认，其作为女性的独立价值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作为一名女性剧作家，濮舜卿对于女性所陷的历史困境的审视冷静而深刻，然而对于解救女性于困境的途径，她却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以西施传说为题材创作的现代戏剧作品中，陈大悲的作品目前可见的相关史料最为完备。1935年3月，陈大悲进入潘公展主持的上海剧院，担任乐剧研究所副所长，并于这年夏天创作了五幕乐剧《西施》。剧中西施被情人范蠡大义为国的精神所感动，愿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但在完成救国使命后，因不愿面对范蠡而投水自尽。

剧中西施在第三幕的后半部分初次上场，与范蠡进行了关于美人计的讨论，并且在范蠡的劝说下最终决定舍己为国。这段戏中值得注意的是范蠡对于献西施以实施美人计的态度。范蠡先向西施表白自己对国家的忠心，再引导西施牺牲自己：“西施妹妹，你范大哥为了国家，这一条生命早就置之度外！你想命都不顾，还有甚么可以流连的呢！所以此番回到苎萝村来，我负着两个使命：第一件事是为国的，第二件事才是为我一个人的——不——是为我们两个人的。所以第一件事如果办不成功，第二件事也就不用提啦。”[9]范蠡首先表明自己愿意牺牲一切，而实际上他所须牺牲的并不包括自己的生命，根据第一、二幕中的情节来看，范蠡只是放弃了自己降吴的机会。而他所说的无可流连，其实是针对西施。虽然他表面上说第一件事是为国，第二件事是为他和西施的婚事，但他紧接着说明：如果第一件事不能实现，即西施不能为国献身，那么他和西施的个人情感之事也不必再谈。这里实际上表明了范蠡对献西施一事的坚决态度。接着，范蠡提出美人计，并观察西施的反应。当西施对这种不由男子保家卫国，却去糟蹋越国女子的行为提出质疑时，范蠡教导她说：“越国的男子从今以后没有一个可以不担起保卫国家的重任来！但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一事是重任以上的重任；这个重任如果没有一个绝色的美女，用惊天动地的手腕去把吴王的心转移过来，我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计划就没丝毫的用处；我们只能够等候着吴王派他们野蛮的军队进越国来，搜刮我们全国的百姓罢！”[10]西施终于被范蠡说服，答应了为国献身的要求。

尽管陈大悲否认该剧将美人计的作用放置于整个国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重要性之上，但剧中高度强调了西施被授予的责任，而强调的目的则是为了突出西施的英雄业绩。将一名弱女子与救国图存的伟业紧密联系起来，本意是为了唤醒民众应有的民族责任感。然而从现实效果来看，对题材的这种处理并未如期起到宣传联合抗敌的作用。

与陈大悲的《西施》的巡回公演与广泛争鸣形成对比的是，同为西施题材戏剧作品，聂绀弩创作的短剧《范蠡与西施》存在的意义并非来自舞台。1941年3月，聂绀弩在桂林创作了短剧《范蠡与西施》，发表在4月出版的《野草》月刊2卷1、2期合刊上。该剧本于6月又被收入“野草文丛”再次出版。尽管一再出版，然而就目前可见的史料来看，关于该剧的演出情况从未出现在当时的报刊记载中。从剧作文本来看，这部短剧的舞台性也明显弱于本文已分析的其他同题材作品。全剧只选取了作为夫妇的范蠡、西施相会的一个场景。大致内容是：西施向范蠡报告吴国的情况，范蠡向西施讲演灭吴计策；西施先是指责范蠡不该将自己送到吴国，后又被范蠡所陈述的谋略所倾倒。

作者写作的意图显然不在于创造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而在于通过文本直接表达政治批评。这一方面是受抗战全面爆发后戏剧成为宣传工具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作家鲜明的创作特征。聂绀弩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社会批评家，其主要成就并不在于戏剧创作，他擅长通过在文章中的嬉笑怒骂来表达政治见解。从聂绀弩的文学成就来看，其创作的神话历史题材小说别具一格。聂绀弩往往将自己关于时政的真知灼见融于随意点染的艺术虚构之中，显示出独特的创作个性。因此，对其创作的短剧《范蠡与西施》进行解读，应主要从主旨、内涵的层面展开，并且必须密切结合作者创作时的具体背景。聂绀弩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主要围绕着两大主题：一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附庸势力的揭露与嘲讽；二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及全部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关于妇女地位问题，作者给予了极大的重视。1940年的4、5月间，聂绀弩赴桂林主编《力报》副刊《新垦地》，并利用此阵地针对“妇女回家”的论调发动了一场关于女权问题的论辩。在两个月内，他发表了自己和另外几十位作者写的七十万字左右的杂文，驳斥假道学家们阻挡妇女解放的种种谬论，并为这些文章的结集《女权论辩》作了《题记》。[11]联系这一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范蠡与西施》一剧至少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对女性解放问题所保持的关注。在剧本里，作为历史剧所应具备的历史真实成分被消解了，艺术价值的高下也不被顾及，而活跃于前台的是作者以戏剧为工具、以古人为傀儡对时政的针锋相对的讽刺与批判。

《范蠡与西施》一剧虽然行文简短，却勾勒出一副官僚资产阶级的鲜活面孔。作者给两位主角设置的关系是“本为夫妇或未婚夫妇。今则男为越国大臣，女为吴王宠妃”。剧中的西施作为范蠡的妻子（或未婚妻），被范蠡送入吴宫作为政治活动的内应，作者借西施的怨言表现了范蠡对待感情的态度：

西：算了算了，少假气点吧。世界上有两种人最没有真感情。一种是政治家，另一种是市侩。你刚刚又是政治家，又是市侩。

范：骂得好，骂得好，可是我却是个最有真感情的人。

西：你？你好意思说？你为了你的政治活动，为了你的商业，把你的爱人，你的妻子，献给别人；让她去陪伴一个老家伙！

范：那是因为除了这样，再没有方法可以恢复我们国家的地位，打倒我们国家的敌人。报仇，雪耻！

西：不如说，偌大一个越国，再没有别的女孩子了。

范：是的，再没有美丽的、灵巧的、妖媚的女孩子，再没有这样有国家观念的女孩子，再没有这样爱我，这样肯听我的话的女孩子，再没有怀着惊天动地，旋乾转坤的大志向的女孩子，再没有……

西：少说废话，你这回来，有什么事情？

在这里，为国献妻的实质是为了政治活动和经济利润，连自己的爱人都可以出卖，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被戳穿，正义性与权威感被消解，一副官员兼商人的唯利是图与无情自私的面孔被揭露了出来。

[1] 《民众戏剧社宣言》，载《戏剧》，1921（1）。

[2] 林卜琳：《X光线里的西施》，北平，平大学院出版部（平民大学），1932，第15页。

[3] 林卜琳：《X光线里的西施》，北平，平大学院出版部（平民大学），1932，第82页。

[4] 林卜琳：《X光线里的西施》，北平，平大学院出版部（平民大学），1932，第83页。

[5] 钱振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社团与报刊考辨》，载《新文学史料》，2003（2）。

[6] 林文铮：《作西施之前后》，转引自《国内艺坛展望》，载《艺星创刊号》，1934。

[7] 林文铮：《作西施之前后》，转引自《国内艺坛展望》，载《艺星创刊号》，1934。

[8]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载《文学评论》，1989（3）。

[9] 陈大悲：《西施》，载《新人周刊·西施特辑》，2卷4期，1935。

[10] 陈大悲：《西施》，载《新人周刊·西施特辑》，2卷4期，1935。

[11] 毛大风、王存诚：《聂绀弩先生年谱：1903-1986》，载《新文学史料》，2003（3）；谢翠琼：《聂绀弩年谱（续）》，载《中国文学研究》，19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