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7日。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界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从中国文艺发展实际出发，向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寻找理论资源，加以融合创造，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的一些新鲜话语，取得了与时代同步的成果。如我们摒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带有“左”的印记的话语，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扫清了道路；提出了文学人性基础论，改变了过去的简单的文学阶级论；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改变了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提出了文学“向内转”，改变了文学单一“向外转”；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取代了过去的文学形象特征论；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改变了过去的非诗意的社会反映论；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化诗学”等，批判商业化出现所引起的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提出生态批评，力图回应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文学性在大众文化中蔓延的观点，力求扩大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完整的文体论、叙述学，完善了过去的零散的技巧说。应该说，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老、中、青三代理论家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应该加以充分肯定。在这期间所形成的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鲜话语，将成为建设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更完整的文学理论话语的重要基础。我不太同意现在一些学者的做法，为了创新、突进前沿，就首先拿上述一些观点“开刀”，似乎只有打倒这些曾经发生了影响并继续发生影响的理论，才能推出新理论。“后新时期”只能是“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继续，而不是倒退，更不是简单否定。这种前后的承继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我们新的出发才有一个清晰的起跑线。

是的，现在的社会情况，包括文学活动的情况，与新时期伊始的那几年已经大不相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强大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面貌也焕然一新。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家都深切感受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文学活动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电子媒介的鹊起、大众文化的泛滥，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虽然文学创作的数量很多，但质量下降。读者把阅读文学的热情，投入到电视剧之类的大众文化中去。连教学和研究文学理论的教师、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也很少了，有的干脆就不再阅读文学作品。你研究的是文学理论，却不阅读新出现的文学作品，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更严重的是，有的学者只顾阅读西方学者的论著，把一些与中国的国情相距甚远的理论拿过来，照抄照搬，大肆宣扬，以为这就是理论“创新”了。还有一种学者，不顾中国的国情，硬要去碰目前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是非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这是危险的。此种情况若不改变，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就难以形成。我们需要明确，我们是在建设文艺学这个学科，而不是借文艺学的所谓“话语”去搞非学科的问题。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那些问题，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十个有十个是要失败”的。

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从哪里来？只能从中国当下的文艺实际情况中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发表了很多言论，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去寻找和创造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毛泽东说：“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当下，对中国文艺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摸清楚当前中国文艺创作的现状，有哪些成绩，又有哪些问题。这就需要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一个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那些成功的创作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把握，提出具有创新意涵的理论形态来。对于问题更需要具体的研究，寻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揭示这些问题的实质，弄清楚种种问题间的联系，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只有在这种针对当下文艺实际的深刻理论总结和具体研究中，在对话和争论中，才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