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从这两部教材的体系结构看它们与反映论哲学的关系。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分为十一章，前面设“绪论”：

绪论[1]

第一章 文学与社会生活

第二章 文学与政治

第三章 文学的继承、革新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

第四章 文学的形象与典型

第五章 文学的创作方法

第六章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第七章 文学语言

第八章 文学的体裁

第九章 文学的风格、流派和民族特点

第十章 文学鉴赏

第十一章 文学批评

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没有分编，具体包括九章：

第一章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章 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第四章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第五章 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

第六章 文学的创作过程

第七章 文学的创作方法

第八章 文学欣赏

第九章 文学批评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以群主编的本子还是蔡仪主编的本子并没有完全照搬周扬的“五编”来撰写，而是基本将全书分为四编，即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鉴赏论。具体而言，两本书去掉了周扬的第五编，但其内容已消化到前四编之中。

这种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批评论的结构模式后来成为文学理论教材的基本结构。60年代的这两部教材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教材对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的某种克服，体例与表达也逐步走上了中国化道路。应该肯定，这两部教材基本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结合我国的文学实际，总结了此前的文艺理论某些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理论迈出了第一步。这两部教材一方面力图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较清晰地描绘了当时的文学状态。它们既是对苏联理论的突破，也是在摹仿中实现的第一次创新；它们的框架结构与理论言说方式对以后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部比较成功的教材，影响很大。这两部教材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坚持文学反映论，但不完全生搬硬套，并且开始了对文学规律的探讨。第二，与原来的苏式教材相比，出现了较新的思路和体系，在原来以本质论、作品论和发生与发展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与文学的本质紧密相关的创作论、欣赏论的内容。第三，消除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单线条描述，揭示了文学与生活的多维联系。最为重要的是，在重视文学外部规律的前提下，加强对文学自身规律问题的探讨，如对文学形象、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问题的解说已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第四，较为空洞的纯粹政治说教减少了一些，富有学术意味的言说则有所增加，注意文学理论问题研究。第五，开始逐步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继承、吸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贵资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真正起步。两部教材的问世，受到文学理论界和高校师生的普遍欢迎，文学理论教学也出现了较为可喜的新局面。对于这两部教材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贡献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从这两部教材的体系结构、具体内容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仍然没有解决。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具体内容，主要的是把文学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来加以安排与阐释。体系结构，从文学的一般问题到文学的特殊问题的安排，是完全哲学化的。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学问题的解说，也是哲学化的。例如，对于文学性质，则说“文学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规律，则说“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素材的加工改造”，“关键在于形象的典型化”；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则完全套用哲学的思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又有主导的一面，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作品有怎样的内容就要求有怎样的形式，而它的某种形式总是为了表现特定的内容的。”[2]而对于文学的典型，则说 “典型人物就是指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足以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某些共同本质的人物形象”[3]。这个定义只是对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统一的一种变化而已。教材对主要文学问题阐述都是哲学化的。问题是哲学方法论能不能替代文学方论呢？哲学的反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方法论呢？这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哲学方法论不能替代文学方法论。两部教材显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方法论。我们不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决文学问题的前提的重要意义。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用哲学方法论替代文学方法论是不是正确的呢？按照两部教材的理解，似乎文学理论就是用文学的具体事例去填充哲学观念，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方法论。文学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方法论，那么文学理论还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呢？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哲学能不能解决文学中的复杂、微妙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苏联“解冻”时期就被当时具有独立思想的一些文学理论家提出来了。如阿·布罗夫在1956年的《文学报》上发表了题为《美学应该是美学》的文章，其中说：“美学科学——这首先是一种方法论，因此它对哲学科学比对任何其他科学总要接近得多。但是应该注意，这正是美学的方法论，不是一般哲学的方法论。因此，它不能仅仅用一般哲学的方法论原理和概念来说明自己的对象。它必须揭示对象的内在的特殊的规律性，即制定自己的方法论和专门术语。然而这并不是说，哲学前提可以被忽视。……但是局限于哲学前提，就等于停留在美学科学的哲学阶段上；然而可惜得很，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并且还有发展为一种方法论的危险。例如，在关于典型的理论方面，可以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的一般规律重述和确认多少次，难道现在不应该提出艺术中一般和个别的特征问题吗？！把典型看成是通过具体的和单一的事物来表现‘一定现象的实质’，这个定义早已不能令人满意了。从一般哲学意义上来看，这个定义仍旧是对的，但从美学上看，则丝毫不能说明什么。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实质’呢？大家知道，任何意识形态都力求揭示‘一定现象的实质’。但有各种各样的实质。雷雨的真正实质在于：这是一种大气中的电的现象。是否可以说，诗人在描写雷雨的时候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揭示这种物理实质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诗人在描写雷雨的时候所提示的实质是另一种东西。请想一想‘我喜爱五月初的雷雨……’这句诗。这里不仅没有表明雷雨的物理实质，而且从严格的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实质似乎被‘遮掩’起来了，假如愿意的话，还可以说是被歪曲了。”[4]阿·布罗夫所提的方法论问题是很重要的，也很有启发意义。的确，文学所描写所抒发的东西，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事物，是诗人、作家诗意化的事物，如果只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即科学的角度去解释，有许多文学描写和情感的抒发以及想象、夸张、象征等，都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这属于美的领域，属于艺术的领域。文学理论和批评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寻找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论。两部教材的编者可能因为当时“反修批修”的关系，而忽视了诸如阿·布罗夫的提醒，仍旧用哲学的方法论取代文学理论的方法论，这种文学理论哲学化的倾向，是当时留下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文学理论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问题有许多论述，如关于文艺要表现无产阶级的斗争，关于“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关于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关于“诗意的裁判”问题，关于“按照美的规律”创造问题，关于“艺术掌握”方式问题，关于文学生产问题，关于批判地继承个革新的问题，等等。我们认为关系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方法论的阐述从恩格斯在1959年《致拉萨尔》的信中，对拉萨尔的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作出的评论中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先后给拉萨尔写了信，他们对拉萨尔的剧作的批评很接近，都肯定是一部经得起批评的、感动人的、有价值的剧作，但同时又都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恩格斯在批评之后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5]“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看起来似乎是讲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批评标准的范围。正是在两封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批评说：“……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描写得太抽象了”[6]等；恩格斯则提出“一个人物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也表现在他怎样做”，并同样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7]。文学首先应该是“美学”的园地，要有审美的特性，离开审美的特性，文学就不成为文学，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要表达的观点；但仅有“美学观点”对文学来说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历史”感，把文学所描写的主要的内容放到历史原有的语境中去把握，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不约而同地批评了在拉萨尔的剧作中，没有写出历史的必然性，脱离开原有的历史的环境。他们都认为拉萨尔的剧作贵族代表“占去了全部注意力”，而“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历史背景”[8]。美学，是根植于历史的美学，历史是根植于美学的历史。美学—历史的合力，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种方法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美学的、历史的论述与他们的关于“艺术的掌握”、“诗意的裁判”、“伟大的历史感”等思想联系起来思考，那么“美学的—历史的”方法，应该是文学理论和批评这个学科的独特的方法，真正的文艺学的方法。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政治观念占去了编者过多的注意力，而没能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著作，因此也还不可能提出文艺学自身的方法来。哲学的方法取代了文艺学的自身方法，这是历史的局限。

[1] 该绪言分为“历来关于文学的基本性质与特点的见解”、“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三节。

[2]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

[3]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211页。

[4] ［苏］阿·布罗夫：《美学应该是美学》，《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7年版，第39-40页。

[5]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6]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175页。

[7] 同上书，第179、180页。

[8] 同上书，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