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长河，
我们可以清楚知道，
征服者最终都败在了自己手上，
原因何在？因为担当这个角色的人，
通常会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可以判定群体中的价值存在，
以为了解群体运作的方式。
然而事实证明，
他在这些方面一无所知。
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决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土地伦理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神一样的奥德修斯重返家园。他用绳索将家中的十二名女奴全部吊死，因为他怀疑在他外出征战期间，她们有越轨行为。
在那时，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的不妥。那些女奴是他的财产，他拥有任意的处置权，与对错丝毫无关。
其实在奥德修斯的时代，希腊并非没有对错观念。看看奥德修斯的黑色军舰在酒红色的大海中乘风破浪终于重返家园之前，他妻子所坚守的忠贞，你就明白了。在当时，伦理观念对于妻子提出了要求，但并未涉及奴隶。此后的三千年间，伦理道德标准不断扩展，涵盖了许多范畴。与之对应的是，以自身利益为判断标准的行为就逐渐减少了。
伦理规范的演变次序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只有哲学家研究过伦理道德的扩张是生态进化的一个过程。不仅是哲学的角度，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也能描述这个过程的演变。从生态学角度看，伦理规范是对为了生存而奋斗的行为的制约；从哲学角度看，伦理规范是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限。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从相互依赖的人体或团体的合作模式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模式被生态学家定义为“共生”；政治与经济就是一对高级的共生体。在这对共生体中，具有伦理内涵的合作机制取代了一些原本可以自由参加的竞争。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工具的不断改进，合作机制逐渐走向复杂化。在乳齿象时代，为木棍和石头的反社会性作用下定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到了汽车时代，为子弹和广告牌做这种定义则极为困难。
最早的伦理规范主要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比如“摩西十诫”。随着伦理道德的发展，它开始用来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黄金法则”试图将个人融入社会，而民主政治则试图将所有的社会组织转变为个人服务。
我们依然缺乏一些伦理规范，比如在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处理人和土地上动植物的关系方面。土地如同奥德修斯的女奴，只是一种财产；人和土地依然保持着经济性的关系，人们只想要特权，不想承担义务。
假如我对于诸多迹象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扩展伦理道德，不仅在进化上具有可行性，在生态上也有必要性。这是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三步，而前面的两个步骤都已经被完成了。生活在以赛亚的时代之后的思想家，他们都坚信对于土地的掠夺不仅不明智，而且是错误的。可是这个观点尚未得到社会的认同。在我看来，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可以看作社会已经开始认同这种观点的开端。
伦理规范可以被看成一种模式，引导人们面对生态情势的演进。这种模式具有诸多特点。它新颖、复杂，有时却反应缓慢，甚至不能为普通大众所发现。在面对这种情势时，个人往往依赖本能行事，而伦理规范可能就是不断发展的社群本能。
群体概念
迄今为止，所有已经形成的伦理规范都有几个基础前提：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而每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个人的本能促使他为了在群体中脱颖而出而奋斗，而个人的伦理道德又使他保持和成员之间的合作。
土地伦理道德使得群体的界限被扩大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也被包含其中；这些都成了土地的一部分，但也仅限于此。
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然而，我们是否已经大声唱出对土地的爱以及承担我们对于土地的义务？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这样做了。但我们爱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土壤，因为我们放任水土流失；肯定不是河流、湖泊，因为我们只在使用涡轮机时才会觉得他们有用；肯定不是植物，因为我们已经不动声色地毁灭了许多植物；肯定也不是动物，因为我们已经在不经意间将诸多美丽的动物消灭了。在这些“资源”的改造、管理和使用方面，土地伦理道德并不能起到阻止作用，但它提醒人们，这些“资源”在自然中都有继续存在的权利。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土地的伦理规范将人类从土地的征服者变成了土地的一般成员。这就是说，人类要尊重这个集体的内部成员，也要尊重这个集体。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可以知道，征服者最终都败在了自己手上，原因何在？因为担当这个角色的人，通常会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可以判定群体中的价值存在，以为了解群体运作的方式。然而事实证明，他在这些方面一无所知。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决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这种现象在生物群落里也有发生。亚伯拉罕明白，土地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可以让他享用牛奶与蜜。但如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这种看法越没有信心。
在大多数民众看来，科学能够解释群体运作的机理；但科学家认为自己并不明白这个机理。他们知道，生物群落的运行机理非常复杂，想要让所有人都完全明白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诠释历史，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人类只是生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对于许多历史事件，我们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分析，却忽略了这其实是人类和土地互动的结果。在对历史事件的影响方面，土地的特质和居住在土地上的人类特征产生的作用相同。
我们以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开拓地为例。独立战争结束后，三个团体对此地展开了争夺：印第安土著、英国和法国商人以及美国的拓荒者。历史学家在猜想，如果当初底特律的英国人能够多帮一下印第安人，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决定了拓荒者涌入肯塔基州之后，长茎禾草园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事实：拓荒者征服了长茎禾草园，牛、犁、火、斧头将那里变成了一片草地早熟禾。假如由于各种力量的冲击，这片肥沃的土地被摧残，最终只生长没用的苔草、灌木和杂草，那么我们该如何是好？布恩和肯顿是否还能支撑？拓荒者是否会向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密苏里等州搬迁？美国政府还会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吗？是否会产生另一个横贯大陆的新联邦？南北战争依然会发生吗？
在历史长河中，肯塔基州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大多数时候，我们知道人类想要在历史舞台中扮演什么角色；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人类活动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对于人类所施加的力量的反应。以肯塔基州为例，草地早熟禾从何而来？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当地的物种还是从欧洲偷渡而来？我们依然无法回答。
在西南部，同样有着勇敢、聪明、坚忍不拔的拓荒者。姑且让我们做一下事后分析，看看这里与肯塔基州的拓荒史有何不同。在西南部，拓荒者没有带来草地早熟禾，或者能够经受人们滥垦乱伐冲击的植物。由于过度放牧，这个地方逐渐被杂草、灌木所覆盖，生态平衡趋于不稳定。物种每衰减一次，土地就受到一次侵蚀；土地每受到一次侵蚀，又使得物种进一步衰减。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今天的植物、土壤甚至动物都深受困扰。早期的拓荒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结果，而且在新墨西哥州的沼泽上，还有人在挖排水沟，使得生态恶化进一步加剧。那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很少有人能感受得到，更别说观光的游客了。在他们眼中，这里的土地景色迷人（也许这是事实，但和1一八四八年的景色比起来，这里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
在此之前，这里也曾遭遇过“开发”，但是结果却与现在相去甚远。在哥伦布的发现之旅没有起航之前，西南部居住着印第安土著，不过他们并不饲养牲畜。后来，他们的文明消失了，但这与他们脚下的土地衰竭无关。
在印度，人们曾经开拓过寸草不生的地区，但对土地却没有产生破坏，因为他们的做法比较特殊：别处的牧民都是放任牛吃草，而他们却是割草喂牛（我不知道这是他们恰巧运气好，还是他们具有高深莫测的智慧）。
总而言之，植物的交替演进在历史进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拓荒者只是这种演进过程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些是否给了我们历史借鉴？如果把土地作为群体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生态良知
自然资源保护的目的，是追求人和土地之间的和谐。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进行宣传工作，但是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收效甚微，而且工作往往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和争论上。在那些未经开发的偏远地区，我们往往稍稍取得一点儿进步，立刻又变本加厉地破坏。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最常用的办法是开展“更多的自然资源保护教育”。对此，没有人会持反对意见。可是我们要做的是否只是在“量”上下功夫？教育的“内容”是否也需要扩展呢？
想要简单而准确地概括教育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根据我的了解，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遵守法律、选拔贤能、参加某些组织、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剩下的事情则属于政府的范畴。
这种说法是否太过简单，以至于无法带来实际意义？它没有区分对与错，没有约束义务，没有提倡牺牲，也没有要求当前的哲学价值进行改变。在土地利用方面，它只是对开明的利己主义进行鼓励。那么这种教育会带给我们什么呢？也许下面的例子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九三〇年时，除了那些对于生态漠不关心的人，大家都知道威斯康星州西南部正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一九三三年，社会大众告诉农民，如果他们愿意连续五年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地方资源维护队会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他们帮助，而且会提供机械和工具。这个建议得到了大部分农民的赞同。然而五年期满后，除了那些能立刻获得明显受益的措施，大部分措施都被人们抛弃了。
这提醒了我们，如果让农民自己制定措施，那么恐怕执行起来会更加容易。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威斯康星州议会通过了《土壤保护区法令》。法令的内容在向农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们可以自觉地制定土地使用规则，那么社会大众将会为你们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向你们廉价出租机械。每个郡都可以根据实际制定规则，而且这些规则都有法律效力。”《法令》颁布后，几乎所有的郡都立刻采取行动，准备接受大众的帮助。然而十年过去了，任何规则都没有被订立。在有些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带状耕作、牧场更新、在土壤上撒石灰，等等。可是牛羊依然在林中吃草，没有人将林地围起来；犁和牛依然在陡峭的山坡上耕耘，没有人制止它们；总之，农民只选择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措施，对于那些能够造福集体，却没有明显经济利益的措施，他们并不关心。
为什么没有人制定相关的规则？有人回答说，因为群体并没有自觉遵守规则的意识，必须用教育改变这种局面。可是现行的教育受到利己主义的束缚，并不关心人对土地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造成了这种局面：教育在不断增加，土壤却在不断减少，茂密的丛林也在减少，而洪涝灾害却依然很频繁。
令人疑惑之处还在于：当改造道路、学校、教会和棒球队时，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对自己有利；可是在改善水土流失、保护优美多样的农村地貌的时候，大家却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没有展开深刻的讨论。如今的土地伦理规范类似于一百年前的社会伦理规范，其主导都是经济上的利己主义。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农民可以为拯救土地做出贡献，对他们来说，很多事情是举手之劳，而且他们能做的也只有那些。如果一个农夫砍倒了山坡上大部分的树，将牛赶到空地上吃草，任由山坡上的泥土被雨水带走，只要他在别的地方表现得当，那么依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他在自己的地里撒石灰，改进耕作方法，那么他依然可以领取关于土壤保护的所有津贴和特别待遇。这里原本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可是由于运作不合理，后果被破坏了。究其原因，是我们太过胆小，而且急于求成，没有向农民解释清楚他们所承担义务的重要性。如果缺乏道德良知，那么义务就不会被执行。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社会良知推广到土地保护方面。
只有我们改变体制观念、信仰程度、个人爱好等方面，从内在开始改变，才能促使伦理规范的变化。当前，自然资源的保护并没有涉及这些方面，这是比较明显的事情，原因就在于，自然资源保护尚未进入哲学和宗教的视野。我们试图将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变得简单，却没想到弄巧成拙，让这些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微不足道。
土地伦理的替代品
当历史需要面包，而我们却给了它一块石头时，我们总是想尽招数解释这两者之间是多么的相似。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些“石头”，它们取代了土地伦理这块面包。
当自然资源保护的基础建立在经济目的之上时，会随之产生一个必然的缺点，那就是该系统中的多数成员没有经济价值。野花和燕雀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威斯康星州有超过两万两千种本土动植物，然而其中是否有百分之五可以当作肥料、食物或提供其他经济用途？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整个生物群落的成员。在我看来，生物群落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先保持完整，而这就是那些动植物存在的理由之一。
当这些不具备经济价值的动植物濒临灭绝的危险，而且恰好我们对它们情有独钟，那么我们便会寻找各种借口，为它们制造一些经济价值。二十世纪初，燕雀差点儿灭绝，于是鸟类学家立刻开始抢救它们，并且为它们编造了一些重要性缘由，尽管这些理由并不靠谱。他们说，如果失去了鸟类，昆虫就会过度繁衍，最终摧毁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为了让理由有说服力，还要给它添加经济性。
如今，我们读到这些借口，心中总会感觉痛楚。虽然我们依然没有建立土地伦理道德，但是我们开始承认鸟类生存的权利。虽然这种鸟未必有经济价值。
在肉食性哺乳动物、猛禽和以鱼为食物的鸟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生物学家曾经声称，这些动物杀死小动物，客观上促进了猎物的健康；这些动物控制了啮齿动物的数量，对农夫有所帮助；或者说它们只捕食“没有价值”的动物。为了使这些理由站得住脚，必须让它们具有经济性。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看到了比较客观的论证。人们认可了掠食动物作为生物群落一员的存在，认为不能为了某种或真或假的好处猎杀它们。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进步的观点还只存在于人们的嘴边。在野外，人们依然尽情地朝着动物开枪。举例来说，国会、自然资源保护署以及许多州议会都支持杀狼的行动，狼群濒临灭绝。
有的树木生长速度缓慢，有的树木作为木材缺乏经济价值，所以那些只关心经济利益的林务官把它们从树林中消灭了。北美崖柏、美加落叶松、刺柏、山毛榉和铁杉都遭遇了这种不幸的命运。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欧洲的林业发展居于领先地位。很多树木尽管没有商品价值，但它们作为森林群落的一员被认可，因此得到了生存空间。而且，欧洲人发现森林中的很多树种和动植物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时，不仅某个物种或种群缺乏经济价值，整个生物群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沼泽、泥沼、沙丘和沙漠。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将它们改造成保护地、公园或者纪念场所，并且将保护工作交给政府。但困难在于：这些地区通常分散在经济价值较高的私有土地上，政府无法控制这些地区，也无法将其全部买下。于是，我们只能坐由更大的地区将它们吞噬。如果那些私有土地的主人具有生态学眼光，那么他会主动保护这些地区，并且为它们感到骄傲，因为它们让自己的农场和社区变得多姿多彩。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认为那些地区经济利益非常低下的看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可是人们了解到这一点，总是在失去了它们之后。眼前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人们曾经排干了巨稻鼠栖居沼泽的水，现在却又争先恐后地往里注水。
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凡是私有土地拥有者没有做好的工作，都交给政府来完成。于是，无论在林业、牧场、土壤、集水区管理之中，还是在公园、野地保护、渔业管理、候鸟管理等领域，政府所有、政府运作、政府津贴等随处可见，而且还在不断扩展。政府担当的角色是合理的，有时甚至是必需的。我很赞同这种做法，并且将大半生的时光投入到了这种工作之中。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政府能够承受所有因此产生的开支吗？政府的保护工作是否会和乳齿象一样，因为体积过于庞大反而活动不便？假如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那么想必就是土地伦理道德或者其他力量，总之它们可以将更多的责任交由私有土地所有者。
产业用地的所有者们，特别是木材商和畜牧业者，常常抱怨他们的土地受到了政府的管制。如果他们愿意主动承担自然资源保护的工作，这种抱怨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这么做。
当前，当私有土地拥有者被要求为了群众利益做一些事，而那些事恰好又没有经济利益，他们只会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假如这么做需要消耗他的金钱，那么他的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这么做只需要他浪费一点儿时间，或者表现得更大度一些，那么他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再做回答。
近几年来，土地津贴的花费增长惊人，主要是用于政府自己的机构进行保护教育，比如土地部门、农学院和推广服务机构，等等。然而根据我的了解，这些机构并没有将土地保护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教育人们。
总而言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系统如果只以利己为目的，那么它是不平衡的，必然没有希望。这些系统往往会忽略土地群体中的很多没有商业价值的组成分子，甚至将它们消灭，尽管它们在健全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许在这种系统看来，生物时钟只要有经济性零件就能用运转，非经济性零件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系统将大量复杂的工作扔给了政府，使得政府应接不暇。
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私有土地拥有者建立土地伦理的觉悟，并自觉承担责任。
土地金字塔
如果想要为补救和指引土地与经济关系建立一种道德规范，那么必须有一个前提：梳理将土地看作生物机制的观念。只有当我们看见、感觉、了解、喜爱或者信任某个事物时，我们的心中才会激发出伦理感。
在自然资源保护教育中，经常提及“自然的平衡”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并没有准确地表达我们在土地机制方面拥有的知识，原因太过冗长，在此我就不再赘述。“生物金字塔”这个概念则要贴切得多。首先，我将土地机制描绘成金字塔的模样，并且从土地的使用方面对此进行解析。
植物吸收转化太阳的能量，之后，这些能量在生物群落中不断流转，我们可以将这个生物群落用一个多层的金字塔形象描述。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土壤，土壤上层是植物层、植物层上面为昆虫层、昆虫层上面为鸟类和啮齿动物层，这样经过了许多动物层之后，到达了金字塔的顶层，那里是大型肉食动物。
每个层级中的物种具有相似性，但这并不表现在来源、外形相似，而是表现在食物相似。在金字塔中，每一层都从它的下层获取食物，并且为自己的上一层提供食物；随着金字塔层级的提高，动物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每一只食肉动物有数百只动物可以食用，而这些动物又可以把数千只下层动物作为食物，而后者可以将成千上万的昆虫作为食物，而昆虫则可以食用不计其数的植物。在这个金字塔中，从顶层到底层存在着有规律的数目差异。人类处于中间层，和那些既吃肉又吃植物的熊、浣熊、松鼠一样。
这条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服务的路线，被叫作食物链。曾经，土壤——橡树——鹿——印第安人是一条常见的食物链，现在基本被土壤——玉米——牛——农夫的食物链所代替。包括人类自己在内，每个物种都是食物链的一个环节。鹿不仅吃橡树，也吃起其他许多种植物；牛不仅吃玉米，也吃其他许多种食物。所以这两者在许多条食物链中都担任着一环。金字塔是由无数的食物链组成的，无比复杂，似乎缺乏秩序。然而整个系统非常稳定，说明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它的各个部分既合作又竞争，共同维持着系统的稳定运转。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很矮而且很粗，食物链短小简单。随着生物的进化，金字塔不断增高，食物链也逐渐变长。为金字塔增加高度和复杂度的数千种物种中，也包括了人类。科学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困惑，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生物群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根源于生物的进化。
所以，土地不仅是单纯的土壤，也是一个能量的源泉。这种能量从土壤流出、流经植物、动物，最终流回土地，不停地循环。食物链不断向前传输能量，死亡和腐败将能量送回土壤。这个循环是开放的，有些能量因为腐败而减少，有些能量却不断增加，还有的能量被贮存在泥土、泥炭和森林中。数亿年来这个循环连续不断循环着。一般来说，虽然能量会在雨水冲刷的过程中出现丢失，但数量并不大，而且岩石的腐朽会弥补这种能量损失。那些流失的能量被带入了大海，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后，重新形成新的土地和新的生命金字塔。
能量循环流动的速度和特质与动植物群落结构的复杂性有关，如同树液的流动与树木细胞组织的复杂程度有关。假如结构过于简单，一般的循环也许就不会存在。结构指的是组成金字塔的各个物种的数目、种类和作用。土地的复杂结构和以土地为能量中心的循环的相互依赖，是土地的基本属性之一。
当循环路线的其中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其他相关的部分必须进行调整适应。变化对于能量流动的影响并非一定是负面的；进化的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经久而漫长，最终让循环路线延长。不过，进化上的变化通常是局部的，而且进程相当缓慢；只有当人类发明了诸多工具后，这种改变才会变得猛烈而迅速。
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组成发生了改变。金字塔的顶端，如今已不是大型的掠食动物；食物链变短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驯化的外来物种取代原来野生物种，野生物种被迫寻找新的生存地。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动植物交汇中，有的物种在别处变成了有害生物，有的物种则灭绝了。这种结局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而且也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它们代表了整个结构中神秘莫测的重新调整。农业科学实质上是一场新害虫的出现以及同新害虫做斗争的竞赛。
另一种改变出现在能量流动的过程中。肥力指的是土壤吸收、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度透支土壤肥力，或者在生物链过度增添驯化的物种，能量流动的管道会被破坏，或者土壤中寄存的能量会被耗尽。当土壤中的能量或稳定土壤的有机物消失了，那么土壤的形成和流失将会入不敷出，土壤侵蚀因此出现了。
水和土壤一样，也是能量循环的一部分。工业污染了水资源，或者建立水坝拦截水资源，因而可能将维持能量循环的动植物也一同毁灭了。
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改变：现在，生长在某个地区的动植物可能在别处被消费，并且成了别的土壤的一部分。人们从岩石和空气中攫取能量，运到别的地方使用。鸟类在赤道另一端的大海中抓到鱼，从鱼身上汲取氮元素，而我们将含有氮的鸟粪当作菜园的肥料。诸如此类，以前那些拥有独立性和地域性的能量循环，逐渐被一个遍及世界的循环所整合。
生命金字塔会在人类改造它的过程中，将贮存的能量释放出来。在拓荒初期，所有的动植物，无论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也许都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只是假象；而且这些假象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或延缓了人类应该受到的惩罚。
我将土地简单地描述为一个能量的循环，以此表达以下三个观点：
一、土地拥有广阔的内涵，不仅仅指土壤。
二、一个地区的能量可以保持长久循环，和当地的本土动植物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那些外来的动植物不一定能发挥这种作用。
三、与进化上的改变相比，人类造成的改变有所不同，而且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鉴于以上观念，两个根本的问题出现了：土地是否拥有足够的调节力，可以适应新秩序？我们在完成预期改变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能否更缓和一些？
对于猛烈的转变，不同的生物群落展现出了不同的忍受能力。比如在欧洲，恺撒时代的生命金字塔和今日的金字塔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大型动物从塔尖消失了；草地或耕地取代了曾经的林地；新的动植物来到了那里，有的变成了有害生物；依然存活的本土动植物在分布和数量上的变化显著。但是土壤依然存在，而且因为肥料的不断注入，它依然非常肥沃，水流也像往常一样流淌着。看来新的结构已经代替了旧的结构，而且在不断延续着。能量循环依然正常，没有发生明显的停止或混乱。
由此观之，西欧的生物群落抵抗力比较强，内在运转强健而富有弹性。到目前为止，不管改变多么猛烈，当地的生命金字塔总能适应那些改变，创造出适合人类及大多数其他本土生物居住的条件。
另外一个经历了剧烈转变而依然平稳运行的例子是日本。
而大多数的文明地区，和一些几乎未经开发的地区，都在剧烈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只是初级征兆，有的是恶性耗损，有的甚至出现了结构崩坏。在小亚细亚和北非的结构瓦解调查中，气候常常误导人们。很难解释是恶性耗损造成了这种状况，还是这种状况造成了恶性耗损。在美国，结构瓦解的程度因地区而异，西南部、奥扎克山脉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受到的侵害最为严重；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地区受到的侵害最轻。在一些侵害程度较低的地方，如果能够合理开发土地，这种瓦解可以被制止。在墨西哥、南美洲、南非和澳洲的一些地方，猛烈的耗损还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至于结果如何，我无法预料。
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土地结构瓦解，和动物身上的疾病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动物会以死亡作为终结，但土地不会以完全的瓦解作为终结，因为土地会进行自我修复。但在修复的过程中，土地的复杂性会不断降低，它对于动植物以及人类的承载力也会降低。目前，许多被看起来欣欣向荣的生物群落，实际上只能靠着过度开发的农业维持。也就是说，土地上的生物已经超过了土地的最大承载量。以南美洲为例，它超载了。
在干燥地区，我们改造土地，试图以这种方式填补不断发生的耗损。但这种改造很快就归于失败，收效甚微。在西部地区，即便最好的改造计划持续时间也没有超过一个世纪。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生态学，都证明了这样一个推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越轻微，金字塔的调整适应就越有效。人口密度不同，改变的猛烈程度也相应地不同；如果人口密度高，那么就需要进行猛烈的转变。根据这个论断，如果北美的人口密度得到控制，那么与欧洲相比，北美的金字塔会更加稳定持久。
但是这个论断与我们现有的哲学观念相冲突；哲学观点认为，人口密度的小幅度增加，会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因此，如果人口密度无限制地扩大，人类生活将会变得无限制的丰富。但实际上，人口的过度增长，反而使得因为人口密度提高获得的收益不断减少。
我们不仅不知道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方程式，甚至不清楚方程式中所有的组成项。最近科学家在研究矿物和维生素时，发现了能量向上循环过程中许多意想不到的依赖关系：土壤对于植物的价值以及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是由某些极为稀少的物质决定的。那么能量向下循环的过程呢？那些不断消失，已经被视为美学上的奢侈物种呢？毫无疑问，它们在土壤形成中发挥了作用；但在土壤的维持方面，它们发挥了哪些特殊作用呢？韦弗教授向我们提出建议，用草原的花让干旱尘暴区重新恢复生机；但是谁能知道，将来我们会将鹤、美洲鹫、水獭以及灰熊用于何种用途？
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争论
因此，透过土地的伦理规范，一种生态良知被表现出来。同样，生态良知也意味着，大众已经具有了为土地健康负责的意识。所谓的土地健康，指的是土地的自我修复能力；所谓自然资源保护，是我们为了认识以及保护这种能力付出的努力。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表面看，这种意见分歧会让大众无所适从，但如果做深层次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许多专业性的领域，人们的意见其实可以基本分为两类。比如，一类人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它主要以生产商品为功能；而另一类人认为土地是一个有机的生物群落，功能更加广泛，但具体有多广泛，他们也不知道。
以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林业为例，第一类人将种树看作一种卷心菜，认为只有富含纤维素的植物才具有经济价值。他们持有农业经济式的立场，对于那种猛烈的改变并不反对；而在另一类人看来，林业和农业经济学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林业利用自然物种，是对自然环境的管理，而不是人工环境的创造。第二类人倾向于根据某些原则对自然环境进行复制。出于生物和经济上的考虑，他们为西洋栗等物种的消失担心，为濒临灭绝的北美乔松担心。他们也为森林中一系列次级功能的运转担心，比如野生动物、休闲娱乐、野地、分水岭等。在我看来，只有第二类人的身上显露出生态良知的光芒。
在对于野生动物的看法上，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类人认为，动物的功能是用作娱乐和食用肉食；衡量它们的生产标准是野鸡和鳟鱼的捕获数量。无论在眼前还是未来，只要单位成本允许，人工繁殖就是一种值得依靠的手段。另一类人认为，整个生态循环中的所有问题都值得人们思考：人工生产供捕猎的动物对于掠食动物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对待外来的动物？怎样才能让濒临灭绝的草原榛鸡恢复生机？如何拯救珍贵的天鹅和美洲鹤？这些做法是否能够涉及野花？和在林业界一样，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两种分歧明显的意见。
农业领域范围较广，我对此并不在行，因此不便发表意见。但这个领域似乎也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生态学还未诞生时，科学农业已经蓬勃发展。因此，生态学观念想要渗透进科学农业，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在对于生物群落的改变方面，农民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森林中的居民产生的影响。不过，在农业界也存在着不满，他们在追求一种新式的“生态农业”。
在各种现象中，最重要的是：衡量农作物并非以产量为标准，肥沃土地出产的农作物不仅在量上有优势，而且在质上也有优势，这也许是最重要的证据。在贫瘠的土壤，我们可以通过增添肥料来提高产量，却不一定能提高食物的价值。也许很多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具体的分析工作还是交给更有能力的专业人员吧。
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提出进行“有机耕作”。虽然这种做法有些宗教式的狂热，但毕竟以生物学为向导，特别是在他们重视土壤以及与土壤有关的动植物的重要性方面。
和对土地利用的其他领域所知甚少一样，大众在农业生态基础方面也是孤陋寡闻。举例来说，受过教育的人很少明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虽然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只是抽水设备改进了，井却没有得到改进。这种技术的进步几乎无法弥补土壤养分流失带来的危害。
在上述有分歧的意见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基本的矛盾一直贯穿其中：作为征服者的人类和作为生物群落一员的人类；作为打造人类进步的工具的科学和作为宇宙“探照灯”的科学；作为奴隶的土地和作为所有有机物的集合的土地。在最关键的时刻，罗宾逊对于特里斯坦发出了告诫，这种告诫对于身处地质时间内的现代人同样适用：
不管愿意与否，特里斯坦
你是一个王
是少数几个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人之一
他们离去后，世界因而改变
你会留下何种痕迹
前景展望
在我看来，如果人们并不喜爱土地、尊敬或赞赏土地，或者对于土地的价值并不在意，那么人与土地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所说的土地价值，是哲学上的价值，含义比经济价值要广阔得多。
土地伦理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许多障碍，最大的便是我们的教育和经济系统。它不但没有为人们培养强烈的经济意识，反而引导人们渐行渐远。由于诸多物质器械等媒介的出现，现代人同土地隔离了，彼此之间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了。土地对他们而言，就是城市之间生长着农作物的落后地区。假如让他们待在一块不是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区”的土地上，他们肯定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如果传统农耕可以用水培法来代替，他们觉得非常奇妙。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合成品更为优秀，而传统的木材、真皮、纯羊毛等自然产物应当被代替。总而言之，他们觉得土地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
另一个严重的障碍是农民的态度。在农夫看来，土地是自己的仇人，是自己受到奴役的根源。从理论上讲，农业机械化可以让农夫的负担减轻，然而实际效果如何，目前有待商榷。
如果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土地有机体的运转，就必须先学习生态学，但生态学并没有随着“教育”的发展而一同进步；实际上，许多高等教育对于生态学似乎在有意回避。了解生态学的途径并非只有上生态学的课；地理学、植物学、农业经济学、历史或者经济学的课程，都能帮助你了解生态学。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但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无论读什么课程，你能了解到的生态学知识都少之又少。
如果没有那些极少数的勇于挑战“现代”趋势的人士，想要推广土地伦理道德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要推动土地伦理道德的发展，重要的一环是：不要单纯地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土地的使用问题。经济利益是一个方面，伦理和美学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一件事情或措施，如果对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就认为它们是合理的，否则便是不合理的。
毫无疑问，我们为土地服务时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以前是这样的，将来也是如此。在过去，经济决定论者鼓吹经济利益是土地使用的决定性因素，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如今，我们必须抛弃这种不正确的观点。
绝大多数的土地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行动和态度，都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品位和爱好，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金钱。大多数的土地关系由时间、技巧、见识和信心的投注决定，而金钱对它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土地使用的观念反映了他们的为人，也决定了他们的为人。
我刻意将土地伦理道德视作社会演变进化的产物，因为像它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由某个人自发“创作”的。只有在最愚蠢的历史学生看来，摩西“创作”了“摩西十诫”。实际上，“摩西十诫”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摩西仅仅是暂时将这些智慧概括总结，并记录了下来。之所以说是暂时，因为群体的智慧依然会不断发展。
土地伦理道德的发展过程就有理性的特点，也有感性的特点。在自然资源的保护过程中，许多行为的出发点是好的，却没有良好的收益，甚至产生了副作用，原因在于这些行为缺乏对于土地或土地的经济性使用缺乏必要的了解。当伦理道德从个人延伸到整个社会，它的理性内涵就会扩大，想必大家都知道这点。
无论何种伦理道德，它们的运作机制都是相同的。即社会对于正确行为的认可和对于错误行为的反对。
总而言之，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态度和工具两个方面。我们正在用蒸汽挖掘机改造阿尔罕布拉宫，并且为惊人的效率感到沾沾自喜。要舍弃蒸汽挖掘机是很难的，因为这种工具确实有诸多优点。然而对于它的使用是否成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加温和、客观的标准。
野地与文明
人类创造了文明这个人工制品，所使用的原料就是野地。
野地作为原料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因此，由它生产出的文明也多种多样，这些文明之间的差异就是文化。世界文化多姿多彩，也是对野地多种多样的一种反映。
然而现在，人类历史面临着两种急剧的改变。一是野地在逐渐消失，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越来越少；二是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步，必然会带来世界文化的大融合。这两种潮流不可逆转，而且似乎不应当被逆转。问题在于，在这两种变化面前，我们是否能够稍稍做一些改进，使某些可能在变化中消失的价值被保留下来。
对于正在辛勤工作的铁匠工人来说，铁砧上的原料就是他要征服的敌人；同样，对于拓荒者来说，野地就是铁砧上的原料，是他们要征服的敌人。
然而对于一个正在休息的劳动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高瞻远瞩，就会喜爱和珍惜这个原料，正是这些原料铸就了他生命定义的意义。在此，我大声疾呼，希望有关人士能保护最后的野地，将那些地方当成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品保存。这样，以后人们可以从那里得到启发和教化，从那里明白自己文化的起源。
残余野地
我们创造美国时所依靠的野地大多已经消失了。在不同的地区，被保护的野地的大小，以及被破坏的程度，都有着实际的差距。
长着高禾草的草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曾经，拓荒者的马蹄没入草原的花海。而如今，只要能找到一块四十英亩大的野地，可以让草原植物姑息残喘，那就值得庆幸了。这里拥有上百种植物，美丽纷呈，然而从祖辈那里继承了土地的人们却多半不认识它们。
不过，德·瓦加曾经从牛肚皮底下看地平线的短禾草大草原，虽然历经牛羊的践踏和农夫的不合理开垦，但依然尚未全部消失，分散成几个小块，大约有一万亩。一八四九年，一些淘金人来到了加州，如果政府愿意在纪念墙上刻下他们的名字，那么这些大草原是否也愿意见证曾经的大迁徙？
湖泊沿岸的州曾经有原始松树林，海岸平原曾经生长着巨大的硬木林，然而如今再也没人见过这些景色；现在，哪怕只有几英亩这样的林地作为实验地，我们都会感到万分欣喜。我们的枫树林和铁杉树林也已所剩不多，只有几片一千英亩大小的林子。阿帕拉契山硬木林、南方硬木林以及阿第伦达克山脉的云杉森林，还残存着为数不多的野地。可是它们也即将遭遇被砍伐的命运，不久之后，旅游的道路就会延伸到森林中。
海岸线是消失最快的野地之一。曾经太平洋和大西洋广阔的海岸线，如今已经变成了农舍和旅游的道路，五大湖未开发的海岸线，只有苏必略湖还有较大的残余。海岸线是最具有历史性的野地，也是最接近消失边缘的野地。
在落基山脉以东的北美地区，只有苏必略国际公园被划为野地保护区。那里面积较大，位于明尼苏达州和安大略省的奎提科。这个地区雄伟壮丽，遍布湖泊河流，大部分位于加拿大地区。然而最近，它的完整性遭受着巨大的威胁，水上飞机可以提供服务的钓鱼区越来越大，此地的管辖权也出现了纷争。属于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究竟是归州森林所有，还是归国家森林所有？整个地区都可能陷入权力纷争之中。而因为野地产生的纠纷，让人遗憾不已。
在落基山脉穿过的各州，有许多面积大小不等的国家森林，它们都被划为野地保护了起来。那里不许修建道路和旅馆，而且禁止任何伤害野地的行为。这些原则得到了国家公园的认同，但是国家公园并没有规定明确的保护范围。总而言之，这些土地是野地保护工作的重点，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没有报道的那么乐观。旅游需要扩展道路，使得野地不断流失；为了对付森林火灾，道路必须通畅；地方资源维护队四处鼓吹，劝说各单位建造新的道路，尽管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做；战争期间，由于木材缺乏，必须修建许多运输道路，尽管这样做违背了法律；而当前，滑雪电缆和滑雪旅馆正在山区疯狂兴起，尽管那些地区已经被划为野地保护区。
对于野地的侵略手段中，最狡猾的要数控制掠食动物，比如说为了保护大型猎物而将狼和狮子全部消灭的做法。果然，大型猎物，比如鹿或赤鹿大量增加，几乎将草地全部啃光了。猎人被鼓励前往野地，猎杀过多的猎物。然而那些地方太过偏僻，汽车不能直接抵达，现代的猎人们不愿意去那里。为了吸引猎人，修建道路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野地因此不断被道路分割，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落基山脉覆盖的范围广泛，从西南方的刺柏植物到俄勒冈州的茫茫林海，各种森林形态应有尽有，但这个地方没有沙漠地带。之所以会这样，也许是因为某些美学认为只有湖泊和松树才算“风景”，这种看法是幼稚的。
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依然有广阔的地区尚未开发。
在那里，没有名字的人沿着没有名字的河流流浪
孤独而神秘地在神秘而孤独的山谷中死亡
虽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经济价值极低，甚至有负面的经济价值，但它们应当被保护起来，也许有人会说，不必刻意地制订保护计划，因为总会有足够的野地被保留。然而最近的历史事实证明，那种说法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即便野地得到保留，野地上的动物群是否能够存留？如今，北美驯鹿、许多种大角羊、纯种的北美野牛、极地灰熊、淡水海豹、鲸鱼，等等，都处于消失的边缘。假如那些标志性的动物消失，野地还有什么价值呢？当前，很多社会组织准备开发北极的荒地，将工业化进程在那里推进。目前并没有正式的措施出台，保护极地以北的野地。那里的野地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已经开始逐渐减小。
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是否能够发现并且抓住机会，改变当前的状况？答案无人知晓。然而拓荒者却常常嘲笑那些能够维持拓荒活动继续进行的努力。
供休闲娱乐的野地
在漫长的岁月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搏斗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行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搏斗渐渐消失了，但我们将搏斗变成了体育活动和比赛的一种形式，这完全是出于本能。
以此而论，人与动物的搏斗也是一种经济行为。现在这种搏斗在某些活动——比如狩猎和钓鱼中依然保存着。
公共野地最先是利用野外活动的形式，使那些原始而粗犷的拓荒经历和生存技巧得以永久保存。
这些技巧中的部分已经变得普及、其中的一些为了适应美国国情而发生了微弱变化，但就其本身而言，依然是世界性的，比如狩猎、钓鱼、徒步旅行，等等。
但和山核桃树一样，有两种技巧是美国特有的，虽然别人也试图模仿这两种技巧，但只有在美国大陆，它们才得到了完全的发挥和释放。我说的这两种技巧便是乘独木舟旅行以及和驮运货物的旅队一起旅行。但目前，它们的普及性正在急剧萎缩。哈德逊湾的印第安人已经拥有了小汽船，登山者都装备了福特汽车。对我来说，如果必须依靠独木舟和驮运货物为生，那么我也可能会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毕竟这两种劳动过于辛苦。但我们进行野外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消遣，这些机械品的大量出现让我们不由得感到沮丧。当四周被汽艇包围，你扛着独木舟在岸上行走显得徒劳无益；把你的驮运牲畜带到假日旅馆的草地上吃草无疑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如果要这么做，那么待在家中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野地是一个保护所，保护着那些原始的旅行艺术，尤其保护着乘独木舟和跟随驮运队伍旅行。
也许有人会有不同意见，质疑保存这些原始艺术的必要性。我不想同这些人争论。对于它们，你如果没有深刻的了解，那么一定是迂腐的。
欧洲也有狩猎和钓鱼活动，但同美国相比，它们缺乏依靠野地保存下来的东西。如果可以选择，那么欧洲人会避开在森林中露营、做饭或工作。他们会将琐碎事都交给仆人去做。所以，他们的狩猎更像野餐，而不像拓荒，对于技巧的考验表现在狩猎或钓鱼的物质收获上。
有人认为野外休闲活动“不民主”，并对此进行谴责。在他们看来，野地能提供的娱乐能力非常低，无法与高尔夫球场和观光营地相提并论。这种观点所犯的最根本的错误，就是用量产的哲学对抗量产的事物。娱乐价值并不能用数字衡量，它和人们的心灵体验程度成正比，也和人们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相异程度成正比。以此评判，充斥着机械化的野外休闲活动毫无乐趣可言。
在森林和山区进行的野外休闲活动，机械化程度已经高达十分之九。如果人们对于较少的事物总是怀有同情和尊重，那么最后的十分之一应当在野地得到珍惜。
供科学研究用的野地
有机体拥有保持健康的能力，即内在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也是有机体最重要的特征。
有两种有机体，其自我更新的能力和过程受到了人类的影响和控制。一是人类本身，受到医药和公共卫生的影响；一是土地有机地，受到农业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影响。
我们试图控制土地健康，但收效甚微。众所周知，如果土壤的肥力流失殆尽，或者流失的速度大大快于形成的速度，或者水利发生异常，那么土地有机体便生病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失常，但我们认为那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土地处于病态的症状。虽然人们在不断努力，可是仍然有动植物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尽管人们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但害虫依然在四处作乱。我们找不到更加简单合理的解释，因此必须将它们纳入土地的病症。这两种情况的频繁发生，让我们不能将它们当作正常的生态事件而漠不关心。
我们对于土地失调的处理方式非常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同样体现在我们对于土地失调的认识上。因此，当土壤中的肥力流失殆尽，我们便在土壤中添加肥料，或改变土地上的动植物种类。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野生动植物不仅造就了土壤，也在维护着土壤。比如有人发现，生长过猪草的土地上的芋草收成格外好，但原因不清楚。我们并没有想到，这种联系看起来没有关系，却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
土拨鼠、黄鼠或老鼠的数量激增，我们把它们当成害虫，不断地用毒药控制它们。但我们从没有真正寻找它们激增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动物造成麻烦的根源必然在动物本身，但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它们的激增是因为植物群的紊乱。但很少有人会沿着这条线索做更深入的研究。
在许多造林地区，曾经一棵树可以制造三四根原木，但现在只能制造一根或者两根，原因是什么？有思想的林务官知道，原因并不在树身上，而是与土壤的微生植物群有关。破坏土壤植被容易，但如果想要恢复土壤植物，需要花比破坏时多得多的力气。
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许多处理方式都是表面文章。为控制洪水，我们修建了水坝，但这和造成洪水的原因没有任何关系；为了防止土壤肥力流失，我们修建了拦沙坝和梯田，这和造成土壤肥力流失的原因没有关系。为了保证猎物和鱼类供应，我们建立了保护区和孵卵场，但这不是它们会产生供应不足的原因。
总之，一系列的证据表明，当土地生病时，可能是由于某些器官出了问题。而那些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大多只能起到局部缓痛的作用，却不能根治疾病。这些措施有其必要性，但是不能当作治疗手段。人们正在积极开展土地修复工作，可是关于土地健康的科学却依然没有出现。
要建立土地健康的科学，必须有一块运转正常的土地作为参考，需要知道健康的土地有机体是如何运转的。
我们有两个现成的案例。一是东北欧，虽然那里的人类生活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土地机能依然在比较平稳地运行。在进行研究时，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地区。
另外一个案例是野地，这也是最完美的案例。野地自给自足，在度过了无数个春秋后，始终保持平稳。它的组成物种几乎没有消失，也没有发生过某个物种失控的情况。自然给予土壤的生成速度和它们对于土地的侵蚀速度基本一致。关于这一切，古生物学都能为野地作证。在研究土地健康方面，野地具有独特而不可代替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在亚马孙河地区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机能；研究每一个生物群落，就必须研究它们赖以生存的野地和被开发的土地。我们一直都在忙于拯救失去平衡的野地研究区，无暇顾及其他。而且这些地区也在日渐缩小，无法维持全方位的稳定性。以国家公园为例，虽然它们的面积多达百万英亩，但依然无法维持掠食动物的平衡，或是修复动物疾病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黄石公园，狼和美洲豹已经消失，从而导致鹿群的激增，大量的植物被摧毁，特别的冬季牧场的植物。而且由于疾病传播，灰熊和大角羊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虽然最大的野地机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只要给J.E.韦弗一小块野地，他就能了解草原植物比农业经济作物更加抗旱的原因。韦弗通过研究发现，草原的植物在地下非常具有“团队精神”，它们的根系四处蔓延，紧紧抓住各层的土壤。但农业经济作物的根则集中在某一层土壤，甚至毫不涉及某些土壤，因此水分积累不足。韦弗的发现为大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学原理。
同样，只要给托格雷迪亚克一小块野地，他就能知道森林土壤中的松树为何比田野中的松树高大。因为在森林土壤中，松树的根不断往地下延伸，扎得更加深。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得知健康的土地有何种表现，除非能将野地和生病的土地作对比。早期西南方旅行者曾经说：“山中的溪流非常清澈。”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有可能是在恰巧比较好的时间看到了这些河流。防治侵蚀的工程师一直没有案例可以作为参考，直到有人在奇瓦瓦山发现了合适的参照河流。这些地区从未被放牧过，因为放牧者害怕遇到印第安人。所以这条河流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候，也只是变成了乳白色，钓鱼者依然能看到鳟鱼。而且，这条河岸边长着许多苔藓；要知道，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河流岸边只有大圆石，而且树木非常少见。在马德雷山建立一个跨国试验站，开展研究保存工作，修复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土地的机能，是一个可以惠及两国的可行性计划。
总而言之，无论野地是大是小，都可能具备一种价值：可以为土地科学研究提供样本。野地最主要的用处不是休闲娱乐，这也不是它唯一的用途。
供野生动物生存的野地
仅仅依靠国家公园，无法保证大型的肉食动物繁衍生息。公园里已经没有了狼，灰熊也岌岌可危，大角羊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数量急剧减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答案非常明确，有的答案尚不明朗。对于活动广泛的狼等动物来说，国家公园显然太过狭小。而且由于许多暂不知晓的原因，很多动物无法在封闭的空间中生存下去。
那么如何为野生动物扩展空间？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造公园外的荒地，将它们变成濒危动物的公园。然而国家公园并没有这么做，灰熊濒临灭绝便是一个悲剧的例证。
一九〇九年，我第一次来到了西部。那时，灰熊在山中非常常见，而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却不常见，甚至在几个月的旅行中都见不到一个。可是现在，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随处可见，灰熊却几乎看不到了。它们朝着加拿大边界退缩。根据官方报道，美国境内现有六千只灰熊，五千只都在阿拉斯加。能够见到灰熊的州只有五个。在有些人看来，只要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还有灰熊存在就足够了。但在我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阿拉斯加的熊非常独特，将灰熊交给阿拉斯加保管，如同将快乐交给天堂保管，可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到达天堂。
想要拯救灰熊，就必须拥有一些广大的土地，那里不能有道路和家畜的痕迹，或者说家畜造成的伤害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修复。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买下分散在各地的牧场。政府部门愿意这么做，但是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失望。林务署在蒙大拿州设立了一个灰熊保护区，但他们也在犹他州的一个山区牧场发展牧羊业，尽管那里已经是犹他州灰熊仅存的地方。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野地如同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你想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除了满腔热情之外，你还要有保护自然资源的长远眼光和历史洞察力。只有懂得进化轨迹的人，才懂得珍惜进化的载体——野地，才懂得珍惜进化的杰出成就——灰熊。假如教育能真正被吸纳接收，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西部的历史遗产为今天的西部提供了巨大的意义与价值。尚未出生的年轻人也许会和刘易斯与克拉克一起乘船在密苏里河游历，或许和詹姆斯·卡本·亚当斯一起在内华达山攀登。而无论是哪一代人，都会重复一个问题：灰色的大熊在哪里？假如我们回答说它由于自然资源保护者的疏忽而消失了，那么这无疑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野地的捍卫者
野地资源只会不断缩小，而不会向四外扩展。对于现有的野地来说，我们可以延缓甚至阻止野地的侵蚀，将它变成休闲娱乐的场所、科学研究的实验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场所。但是想要创造新的野地，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的野地保护计划只能算得上是亡羊补牢，希望将野地的退化尽可能地降到最低。一九三五年，人们成立了野地学会，以“拯救美国最后的野地”为目标。塞拉俱乐部的成员们也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然而仅仅依靠几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无法因为国会制定了一项关于野地的法令而沾沾自喜，就此感到满足。如果自然资源保护部门里没有眼光长远的人士，那么它们就无法预料到哪些行为可能对野地造成新的侵害。除此之外，野地保护也需要热情的人们，需要他们在观察着每一个角落，并且时刻准备着同破坏野地的行为做斗争。
在欧洲，想要寻找野地只能到喀尔巴阡山脉和西伯利亚地区。每一个具有预见性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都为此而痛心疾首。相比于其他国家，英国拥有的这种土地的奢侈品格外少，但拯救仅有的几块野地的活动正在那里蓬勃开展，虽然这有些迟了。
总而言之，能够认识到土地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否具有谦卑的认知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肤浅的现代人脱离了土地，自以为是地认为找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整天高谈阔论历经千年的政治或经济帝国。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历史是由许多连续展开的旅程累积而成的，而且这种旅程的起点相同。人类不断回到这个起点，重新整装待发，开始新的征程，寻找新的价值观。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为什么原始的荒野才能为人类最清晰地定义开创力。
环保美学
除了爱情和战争，还有什么活动能像野外休闲活动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展，可以任由所有人参加，而且还夹杂着各种相互矛盾的个人欲望？野外休闲活动是一项很好的运动，能够使人回归自然，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但它们的好处究竟在哪里？怎么才能让人们更多地参与这种活动呢？所有的解释都不那么令人信服，只有毫无主见的人，才会完全听从这些意见。
在老罗斯福的时代，休闲娱乐逐渐变得受人关注。将乡野驱逐出城市的铁路，又将城市里的人们带回到乡野游玩。而且人们也逐渐发现，去往野外的人越多，人们所能得到的安宁、平静、野生动植物以及自然风景就越少。而且想要得到这些享受，必须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
户外活动之动机
这种尴尬原本只是局部问题，而且比较平缓。但汽车的出现，将这种尴尬带到了每一条路况较好的道路尽头，曾经处于偏远地区的荒野变得越来越少。然而人们对于它们的需求却是无法减缓的。每到周末，城镇中外出度假的人们如同太阳离子一样涌出，一路上制造摩擦和热潮。旅游业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不断改进服务，吸引人们去往更偏远的乡间。报纸上不断刊登旅游广告，提示人们除了最近才被**过的地方外，还有那些新的风景、新的猎场、新的钓鱼地、新的幽静处等待人们光临。有关部门修建了大量的道路，让人们可以进入偏远的地区，然后买下了更多的偏远地区，吸引更多的旅游人群。各种机械制造业为人们提供了完美的装备，足以应付自然的挑战。关于森林的知识和技能被使用器械的知识和技能取代了。而现在，拖车出现了，这简直是最乏味、最庸俗的事物。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想要的只是旅游或高尔夫球带来的感觉，所以他们能够忍受当前的境况。但对于怀有探索精神的人来说，休闲娱乐已经被机械化所摧毁，寻找的结果是空手而归，寻找的过程是自我毁灭的过程。
僻静的野外受到了大批往来频繁的游客骚扰，这种情况并非只在一个地区出现。哈德逊湾、阿拉斯加、墨西哥和南非都已经遭受侵袭，南美洲和西伯利亚也即将面临这种危机。莫霍克河沿岸印第安人的鼓声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来旅游的汽车的喇叭声。现代人已经不满足于在葡萄藤或无花果树下漫步；他们在汽车的油箱里装满渴求新牧场的动物的动力，像蚂蚁一样在各个大陆探索发现。
这就是最新式的野外休闲活动。
谁是这些活动的主角？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以下的几个事例也许可以解答这些疑惑。
我们先来看看有鸭子栖息的沼泽。它的周围停满了各种各样的沼泽，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藏在沼泽边的芦苇丛中。他们手持自动步枪，手指焦急地按在扳机上，随时准备朝着一只突然出现的鸭子射击，即便这种行为可能是法律和道德所禁止的。他们已经吃得很饱了，但他们向上帝索取鸭肉的欲望却一点儿都没有减弱。
附近的森林中也有一些社会精英在游**，他们的目标是罕见的蕨类植物和新出现的鸣禽。由于这种活动不需要偷窃或掠夺，所以他们对猎人杀手不屑一顾。可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大多也都是猎人杀手。
在附近有一个度假的好去处，还有一些自然爱好者，他们在桦树皮上雕刻自己那些拙劣的诗句。随处可见汽车驾驶人，他们的乐趣就是积累车辆行驶的路程数。仅仅一个夏天，他们就在所有的国家公园跑了个遍。现在，他们正向南朝着墨西哥市进发。
最后，还有那些把保护自然资源当成工作的人。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保护组织，为探索大自然的人们提供他们所需，不断向民众推销自己提供的产品。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这些人的差别如此之大，怎么能归为一类呢？这是因为，他们都是猎人，尽管他们狩猎的方式不同。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都自称是自然资源保护者？这是因为，他们都无法轻松地获取自己想要的野生生物，因此费尽心思地想要依靠法令、拨款、区域组织、政府部门等能够代表公共意志的形式，将这些野生动植物留在原地。
在一般人看来，野外休闲活动是一种经济资源，参议院的议员会提供准确的数据，告诉我们已经在这些方面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之巨。湖边为钓鱼者准备的一间小屋，或者沼泽上的一个猎鸭地点，花费的钱可能抵得上附近的一整座农场。从这方面看，野外休闲活动确实有经济性。
野外休闲活动也有道德性。当大家争先恐后地前往野外探险时，一些规则、戒律也应运而生。我们常常提起“野外活动守则”；我们教育年轻人；我们印制《野外活动者守则》，卖给那些愿意为了发扬这种信念而花费一美元的人。
但是，野外休闲活动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是野外运动原动力的结果，却不是原因。我们亲近大自然，是因为我们希望能从自然中得到乐趣。经济性体制被用来创造和维持设备，而在歌剧中，专业人员创造和维持人物形象。但如果我们认为，它们这么做都是出于经济性的要求，那么则是错误的。躲在芦苇中的猎人和舞台上的演员，虽然衣着不同，使用的道具也不同，但所做的事情却相同；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行动，重现过往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戏剧。说到底，两者都是一种美学实践。
关于野外休闲活动的公共政策，目前存在争议。在什么是野外休闲活动以及如何保护野外资源方面，具有同样良知的两个公民可能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比方说，野地保护协会极力阻止在边缘偏僻的地区修建道路，商会却极力主张在那些地区修建道路，而且他们都打着野外休闲活动的旗号。猎物饲养员杀死鹰，因为鹰会杀死留给捕猎者的猎物；喜欢鸟的人保护鹰，因为他们喜欢拿着望远镜观察在天空中翱翔的鸟。这两种人经常展开论战，甚至辱骂攻击，说到底，他们只是看到了野外休闲活动的不同角度而已，只是不同角度反映出的特性和活动的本质区别很大。因此，当前的一些政策可能保护了某个方面的利益，却侵犯了另一个方面的利益。
因此，我们也许应当仔细地区分不同的角度，并且分别分析其各自表现出的特性或本质。
战利品
我们在分析时，不妨从简单、最明显的角度入手，即野外活动者可能会寻找、发现、捕捉和带走真实猎物。比如说，猎物和鱼类等野生动物、猎物的头、毛皮、照片、标本等象征野外活动收获的纪念品，等等，都属于这个类别。
这一切事物，都被认为是“战利品”。它们带给我们的乐趣不仅在于得到，而且更应该在于得到的过程中。这些战利品，无论是一个鸟蛋、几条鲈鱼、一桶蘑菇、一张熊的照片、一个干燥的野花标本，或是一张塞在山上的石堆纪念碑的字条，都只是一个“证书”而已，证明战利品的拥有者曾经做过某事，曾经去往某处，曾经运用了许多古老的技巧，并且展现出了极强的耐力。这些战利品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物质价值。
但是，随着追求者的不断增加，战利品蕴含的意义却不断缩减。通过人工繁殖等手段可以增加猎物和鱼的数量，不仅让每一个猎人的收获更多，而且让更多的猎人有了更多的收获。在过去的十年间，野生动物管理行业出现了，许多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教授大学生管理的技巧，并且不断钻研这些技巧，追求生产更多、更好的野生动物。然而当这种追求过度时，收益反而逐渐降低。人工饲养的猎物的过度密集降低了单位“战利品”的价值。
试想一下，一条溪流遭遇了过度捕捞，而且由于溪水被污染，或者由于森林被砍伐或者动物踩踏等原因，溪流被堵塞了，里面已经没有野生鳟鱼出现。这时，一条人工饲养的鳟鱼被动孵化放入了这条溪流，没人会认为它和那些从落基山脉中的天然溪流中的野生鳟鱼价值相同。虽然捕捉它们需要同样的技巧，但人工饲养的鳟鱼在美学内涵上大打折扣，因为根据某个专家的说法，鳟鱼经过人生饲养，肝脏能力大大退化，可能会出现夭折。尽管如此，在那些鳟鱼捕捞过度的州，只能依靠这些人工饲养的鳟鱼。
在不同地区，猎物和鱼类的人工化程度各不相同。然而随着人工化进程的加速，自然资源的保护技巧也逐渐人工化。于是，所有战利品的价值都不如往昔。
这些人工饲养的鳟鱼非常昂贵，而且多少显得有些无助。为了保护它们，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不得不杀死那些来到孵化所的鹭和燕鸥，和那些已经生活在被放入鳟鱼的河流的秋沙鸭和水獭。在钓客们看来，这种用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换取另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的行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失，可是鸟类学者就不这么看了。事实上，这种人工的饲养和管理，是用牺牲另外一种或许更高级的休闲娱乐方式为代价，换取了捕鱼权。如同说大众共有的股票股息只付给了一个人。这种现象在猎物界同样存在。长久以来，欧洲一直进行着野生动物捕获量的统计。因此，我们甚至能知道猎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兑换比例”。比如在萨克森，每当有七只鸟被捕杀，就有一只鹰死去；每当三只小型猎物被捕杀，就会有某只食肉动物因此丧命。
由于动物的人工化管理，植物遭受了巨大侵害，比如森林因为鹿的泛滥而遭殃。德国北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开巴布高原以及许多不为人知的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这些地区，鹿群失去了天敌，因此得以过度繁衍，作为它们食物的植物需求量大大增加，很多植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欧洲的山毛榉、槭和紫杉，美国东北各州的加拿大紫杉和北美崖柏，美国西部的短叶紫杉和峭壁玫瑰等，都成了受害者。无论是野花还是树木，植物群落的组成越来越少，鹿群食物匮乏，因此营养不良身形矮小。在过去，雄鹿的角用来装饰恢宏的城堡，可时至今日，长着美丽鹿角的雄鹿已经从森林中消失了。
在英国的石南荒野，兔子受到了格外的保护，这让众多小树苗失去了长成大树的机会。许多热带岛屿为了提供肉食和打猎用的猎物从而引进了山羊，使得当地的动植物群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失去天敌的哺乳动物和失去了天然植被的放牧地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难以估算。而那些生长在不合理的生态管理中的农作物，只有在铁丝网的保护和无数的农业补偿的支持下，才能幸免于难。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量追求战利品，反而使得战利品的价值降低，并且对那些非猎物的动物、自然植被、农作物等资源带来破坏。
照片比较特别，是一种“间接”的战利品，它们的价值降低并不明显，而且造成的破坏也相对较小。一处风景，即便每天都有许多客人拍照，它本身也不会受到伤害。相机工业虽然依附于野地，但却是少数几个无害的寄生虫之一。
所以，我们对于大量追求这两种“战利品”的反应截然不同。
孤独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野外休闲活动中另外一个更微妙、更复杂的方面——自然界中的孤独感。那些关于野地的争论可以证明，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感觉具有特别的意义。根据官方的定义，野地只在边缘与道路相连，其内部是没有道路的。人们将野地称为“独一无二”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于是大批游客涌进野地，飞机都没有地方降落。也许某天这里会突然发生一场大火，使得开辟一条容许消防队员进入的道路成为必需。由于通往野地道路的拥挤，导游和行李搬运价格也趁机上涨。有人指出，关于野地的政策是不民主的，可是曾经对于将偏远地区划作野地而保持沉默的当地商会，在赚到了大量的钱之后，眼中只有经济利益，不再关心那里是否称为“野地”。在吉普车和飞机的不断施压下，在大自然中享受孤独的机会也一去不复返了。
总之，想要保护最后残存的野地的人，在广告和促销活动面前常常感觉无能为力。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们大量地追求孤独，反而使得人们在野地中享受孤独的机会大大减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把道路、露营场所、厕所等作为资源开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从增加或创造的意义来看，这种为群众建设的公共设施就像倒进太稀的汤中的水，几乎没有有用的开发价值。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简单的成分——新鲜空气和环境变化，它也非常的特别。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便被过度追求，它的价值也不会被破坏或被降低。对于进入国家公园的游客而言，第一个人和第一千个人呼吸的空气几乎相同，而且他们都得到了与平时工作不同的特殊体验。甚至可以说，大量游客涌入野外加强了这种对比。因此，我们可以说，“新鲜空气和环境变化”与照片相似，可以在人类的大量追求面前，依然保存自己的价值。
下面，我们来看看另一种成分：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物形成独特自然生存形式的过程和那些生物生存的手段；前者我们称为“进化”，后者我们称为“生态学”。尽管自认为精英的专业人员对此都心存畏惧，但它们却是大众对于生态进化所做的初步探索。
这个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它既不耗费任何自然资源，也不会降低任何资源的价值。比如，在一些人看来，老鹰向下捕食是进化的一幕写照，所有的目击者都可能为之兴奋。可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将要放在煎锅中的食物受到了威胁，只有一个人感到兴奋——因为他开枪打死了鹰。
增进人们对于进化过程的认知，是野外休闲活动中唯一真正有创造性的部分。
这个事实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而且人们还没有正确地认识它，看到它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的潜力。当丹尼尔·布恩初次踏上那片被称为“黑暗而血腥之地”的森林和草原时，他将这片具有纯正美国野地气息的土地据为己有。当然，他并没有把那里叫作“野地”，但他发现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至于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当然，休闲娱乐并非是指野地，而是说我们对于野地的反应。布恩的反应不仅仅是因为他眼睛看到的一切，也因为他的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如今，我们心灵的收获因为生态科学发生了改变。在布恩看来，很多事物只是客观事实，但生态科学为我们发现了它们的起源和作用；以前在布恩看来，一些事物只是客观属性，但生态科学讲解了它们的运行机制。对于这种改变，我们没有任何测量标准，但是我们可以负责地说，与当前的生态学家相比，布恩看到的只是事物表面。在这点上，布恩和巴比特有相似之处，无法感知也无法理解动植物群的复杂性，无法感受被称为“美国”的有机体的内在美。美国休闲娱乐活动唯一真正的发展，就是发展了美国人的感知能力。而且他们用“发展”来修饰的活动，顶多只是在延缓或掩饰稀释的过程。
但是，我们并不能妄下结论，认为巴比特只有拿到生态学博士学位，才能看到“美国”。相反，那些博士可能会和殡仪馆人员一样，虽然从事神秘职业，却对手中的一切无动于衷。感知和其他真正的心灵宝藏一样，可以被切分，甚至分成无限多的小块，但一点儿都不会失去自己的价值。城市中的野草和红杉树林传递着相同的信息，在南太平洋冒险的科学家可能无法感受牧场中的农夫所看到的事物。总之，感知既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也不是学位所能获取的，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使用感知并不一定需要拥有感知；而对于寻求感知而言，随波逐流地参加休闲活动是没有必要的，无法得到任何价值。
管理意识
最后，让我们看看管理意识，即第五个成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这个成分，比如那些仅仅通过用投票来保护自然资源的人就不认识。只有那些有科学感知，又亲手将管理艺术在土地上发挥的人，才了解这个成分。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没钱进行野外活动，因而保留自己贫穷的土地的人，还有那些具有生态头脑而且眼光独到的土地管理人，才能享受这些成分。而那些来去匆匆的游客，那些受雇于政府或他人的户外活动者，则无法领略这些成分。政府尝试着用将私人休闲用地全部变成公家经营，因此将一些原本为人民准备的东西，诉诸负责此事的政府官员。而实际上，那些人不应当得到报酬，反而应该为我们这些进行野外猎物管理的人付酬金。
在农业界，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那些管理生产作物的意识可能和作物本身具有同等重要性；然而在自然资源保护界，大家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苏格兰荒野和德国森林，兴起了密集捕猎饲养的动物的做法，但美国的野外活动者却看不起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野外活动者是对的，但他们也忽略了一些事情。欧洲的土地所有人在密集捕猎的过程中发展出了独特的管理意识，而这是我们缺乏的。我们必须悬赏津贴，农夫们才会去培育森林；我们必须征收猎场使用费，猎人们才会饲养猎物。当我们在这样做时，等于在默认农夫和我们都没有领略到野地管理的乐趣。
在科学界有一句名言：个体发展重复着种群的发展。也就是说，个体的发展是种群的进化历史的重复。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经济层面，这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寻求战利品是年轻人的特权，而且他们不需要为此提供任何理由。
当前有一种令人非常不安的情况。在某些战利品的追逐者身上，孤独、感知和管理能力不仅没有获得进步，有的甚至消失了，他们已经被机械同化了。在没有认真了解养育自己的土地之前，他们便在大陆上四处分散；他们只消耗能够令他们获得满足的野外事物，却从没有创造它们。野外休闲娱乐的工程师为了服务他们，将荒野的价值稀释，将战利品人工化，却自以为是地觉得这是在为所有的人服务。
总而言之，初级的野外活动者似乎只懂得消耗能为他们带来满足的资源基础；而高级的野外活动者却能为自己创造满足，而且几乎不消耗那些资源基础，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讲。在休闲的过程中，运输系统不断完善发达，但人的感知能力并没有获得与之对应的成长，这使得野地的价值可能沦丧。在休闲娱乐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为了建造通向野地的纵横交错的道路，而是要使人类获得对于自然的心灵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