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带过一笔，大意是说：举凡大流氓、大财主、大军阀活到了晚年，都会变得慈眉善目起来。寥寥数语，斫破恕道，极为犀利。这冷眼所及，让那些未老之前沾上乱臣贼子眉目的人很难翻身。活了九十一岁，在台湾以“总统府资政”的“名爵”寿终正寝的赵恒惕（一作惖）当可作如是观。

赵恒惕是晚清留日士官生，属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同盟会元老，也是蔡锷的学弟，和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程潜、李根源等一时人物都是同期同学。他在一九〇九年回国，到广西追随蔡锷开办陆军小学堂，为中国现代化的陆军播种育苗。这一批初出茅庐的军事干部，在推翻满清这样一份大事业的拓展上，要比许多革命党人看得更远、走得更踏实。如果就建立民国的方略看来，留日青年士官生倒是比较接近同时期出身光复会的吕公望，他们都坚决相信：不渗透、占有、控制乃至建立军队，则民主共和无可期。

虽然立足广西，但是和出身山西的阎锡山、出身江西的李烈钧、出身云南的唐继尧没有什么两样，谁不想衣锦于乡梓之邦呢？在那些年轻的湖南籍军人的心目之中，也无不有立马三湘、共家乡子弟奠功立业之思。日后蔡锷以云南之护国军讨袁而振百年声誉，也的确情非得已。如果假之以一旅之众，开府湖南而张其旗鼓，蔡锷的确犯不着在枪林弹雨中时刻待援而日夕不至，滞留于唐继尧的征川前线活受罪。

宣统二年（1910）十月间，出身湖南善化的沈秉堃由藩台擢升为广西巡抚，未期年而武昌首义爆发，沈秉堃在藩司王芝祥与提督陆荣廷的劝诱与裹胁之下，起而支持革命，宣布广西独立。在这个时刻，首先拥兵响应的就是赵恒惕。他亲率所部新军，驰援武汉，这里面不是没有道经湖南以骄其父老的意思。

此后多年，无论是在军事化的政治或是政治化的军事之路上，赵恒惕始终没有什么大作为。放眼彼时豪杰，与他年齿相近的真是不少。李根源出生于一八七九年，比他大一岁；谭延闿与他同龄，都是一八八〇年生人，蔡锷、程潜还比他小两岁，唐继尧、阎锡山则比他小三岁，但是一旦把赵恒惕放在“同学少年多不贱”的行伍之中，他就是黯淡。

在跟从谭延闿参加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狡诈多术的汤芗铭俘虏，声名大败。汤芗铭一介臧仓小人，曾经于加入同盟会后翻悔，在巴黎旅馆中窃取孙中山皮包中的党人名册，向当时驻法公使孙宝琦自首求赎，为孙宝琦斥回，成为天下笑柄。赵恒惕俯伏于这样一个人手下，其侘傺可知。后来还是经由黎元洪和蔡锷具保，袁世凯才放了他一条生路。

真正令湖南父老望风慕义、箪食壶浆以迎之的事只不过一弹指顷。一九二〇年，北洋出身的段（皖）系军头张敬尧挥军入湘，由段祺瑞授命为湖南督军及省长，谋事治军皆极败坏，湖南父老在压迫宰制之下倾力抗争——这当然另有背景；显然，“湘人治湘”的呼吁不只针对“杀人王”张敬尧，也是一向有“粤人治粤”“赣人治赣”“鄂人治鄂”这一类地方自治呼吁的一个响应。

这不只是地方父老藉以驱逐非在地军事领袖的口号，也是数十年来时隐时起之“联省自治论”的再一次抬头。地方士绅于袖手当局、暌违大势之际，索性缩节其抱负、简约其视野，从精神胜利的角度理解，也就看似像是在伸张一地方、众父老、诸子弟的气格了。

正当此际，赵恒惕提一旅之师，在谭延闿的授意之下，再度挥军入湘，一举赶走了设防不及的张敬尧，成了彼时湖南乡亲的救星，却为时短暂。

“驱张”是一桩大事，谭延闿藉此而得以重任湖南督军，再握虎符，赵恒惕居功不小。然而他看得出来，谭延闿真正的敌手，还是他们共同的老同学：程潜。

程潜非但也是留日士官生，与谭、赵同窗，他早年还是岳麓书院的高材生，新旧学养俱佳，排奡孤介，自视甚高，而性躁易怒，与人凡有纤介之不合，往往寖成芥蒂。民初之“二次革命”以迄于首度（民国七年）北伐，程潜全靠着这股一意孤行的气魄、格调统领军队，从北洋军脚下夺回岳阳的一役之前，相传有以“臂缠白布警语以自誓”的豪举，其词曰：“夺得岳阳，湖南必生；不夺岳阳，湖南必死。敌人胜我，则中国亡；我胜敌人，则中国存！”

程潜在一九一九年为谭延闿逐出湖南，以免分庭抗礼。他手下倚如左右、亲如股肱的大将——叫李仲麟的——却留了下来。史无明文，这一留是不是保存耳目，但是李仲麟的日子显然不好过，他人的部队闹饷哗变，他得去收拾，收拾不成，便见疑于主司，成了共犯。这是一九二〇年底的事。

谭延闿毕竟沉得住气，他引咎辞职，却让赵恒惕代有其位，收拾这很容易得罪人的残局。而李仲麟却犯了轻敌自大的毛病，没想到赵恒惕以“驱张”之功代谭而奄有“湘军总司令”之职，正在炙手可热之际，一纸令下，便枪杀了李仲麟，居然悬首示众，让地方父老为之一愕。

杀李仲麟还有个“弭平兵变”的名目；接下来杀黄爱和庞人铨、剿灭“湖南劳工会”，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湖南劳工会”是一个早在前一年十二月就成立的知识青年劳工组织，原本是一群身无长物的青年人，自掏腰包，以七元八角的总资本，印制了一份传单，说明其宗旨：“维护劳工利益，促成国家统一，维持民族尊严”，都是空疏无害的大纲领，以一个小小的“华实纱厂”工会为基础，扩大招募会员，不料在短短的半年之中，迅速扩大，收编了电灯厂、炼铅厂、造币厂、兵工厂、印刷厂等数千名工人入会。

这还不算，到了民国十年（1921）中，又结合车业、成衣业、木作业、笔业、刺绣业以及铁路、码头、采矿业等工会，吸收了大约三万多人。终于在同年五月，华实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一次罢工之中，当局首度逮捕了“为首滋事”的黄爱；事后虽然经各方争取，要将黄爱释放，黄爱却不肯出狱，以绝食进行更大的抗争。

此事再迁延到第二年的秋天，厂方和军方联手宣布戒严断绝工人和外界的联系，最后杀了黄爱和庞人铨。民国史上第一个斩杀劳工领袖的屠夫，即是赵恒惕。而黄、庞的罪名，居然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勾结土匪”和“图谋不轨”——其中没有一项是事实。

黄爱和庞人铨是怎样的人呢？李少陵的《骈庐杂忆》如此写道：“黄爱是湖南常德人，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庞人铨是湖南湘潭人，死时年仅二十三岁。他们二人，不仅品德好、学问好，而且是中国传统的老好人：态度端祥，性情和善，行动更是彬彬有礼，从无半点粗暴横蛮习气，我们常戏呼黄爱是‘黄大姐’，他看见生朋友和女人，便要脸红。如果说这样的人会勾结土匪，真是黑天冤枉。”

从一九二二年回顾，仅仅两年以前，赵恒惕率两千名饷械不足的部队，在手持扁担、锄头的湖南乡亲奋死协力之下，驱逐了张敬尧三万之众。据传闻：被前来围击的老百姓施展膂力而活活打死的，就占了三万劲旅的一半。当时的赵恒惕，固一世之雄哉。

从一省之英雄，而沦落为全国之寇雠，赵恒惕“曷兴之暴也”又“曷丧之暴也”，此处之丧，不是生命的结束——他还得活着受，应该会受很多年。

或许——从一个更高远的角度去看——赵恒惕只是谭延闿与程潜之争的棋子，也可以说是湖南地方势力与广东革命势力角逐之下的刍狗。他晚年流落台湾，以书字自娱，借古人诗句感叹身世，却又能悟出几分自己的残毒和阴险呢？

现存赵恒惕的书法作品不多，居然有些资料上还为他标示着“书法家”的头衔。就字论字，他腕弱笔滑，虽然放手学米，可是筋骨松弛、形神涣散，仗着世人无眼，厕身民国书家之列，不免徒留讥谤。有那么一张中堂，便现了原形。这张字99公分长，34公分宽，落款题：“广元先生雅正 录宋人吴琚诗”，内容则是两首绝句：“神物登天扰可骑，如何孔甲但能羁。当时若更无刘累，龙意茫然岂得知。”“忘归不觉鬓毛斑，好事乡人尚往还。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

吴琚为南宋书法家，他最有名的一张楷书就是写蔡襄的《访陈处士》：“桥畔垂杨下碧溪，君家原在北桥西。来时不似人间世，日落花香山鸟啼。”此作为台北故宫藏品，气势淋漓，韵致坚苍，展现了书家在疾速运笔之下仍保有完整的控制和奇峭的潇洒。

吴琚写他那时代（或稍早）人的诗是惯例，赵恒惕不学而失察，误以为前引的两首为吴琚之作，实则这两首绝句非但不出于吴琚之手，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前一首是王安石的《神物》；后一首是苏东坡的《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之一，除了“忘归不觉”之外，还有：“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一看便知：意思根本凑不到一起去。

读《三希堂法帖》可知，吴琚抄写时人诗句，乃是信笔而为，并不是在一次抄录中有什么绾合各篇诗意的企图，推想他的动机，大约是要从名家凑泊诗篇的结构，去揣摹书法的行款，对帖学书者一旦体会了这一层意思，就能够藉由诗篇的建构转相铺陈笔墨的间架，也就是利用诗艺以启发书艺的一种尝试。赵恒惕学书不成，复不问诗、字之来历，秉笔誊抄而已。恐怕也只能为浅人哄抬之、争购之、张挂之，再博方家之笑了。

不过，赵恒惕抄的《神物》诗很有意思，其命意初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刘累养龙”的典故，复见于《史记·夏本纪》。

夏孔甲氏为帝，有二龙，命刘累豢之，一开始养得不错，孔甲氏还特封刘累为“御龙氏”。日后不知如何，养死了一头雌的，刘累便将龙肉制成肉羹以进，也博得了称赏。孔甲氏还想再尝龙羹，刘累技穷了，窜逃到鲁地，隐姓埋名，渔猎以终。

这个故事自有用意，至少对照着王安石变法而不能竟其功，受天下谤，是可以有这样的感慨的。当然，王安石不会以刘累自况，他一定觉得自己是那不知如何被冤枉养死的龙，临了尚倾身以为肉羹，还被皇帝老儿吞吃了！

赵恒惕若是稍稍解事之人，于走笔之际，会不会也想到他在湖南进出的那段往事呢？他晚年信佛，的确有慈眉善目之态。堪称幸运的是，没有人记得他杀李仲麟、杀黄爱、杀庞人铨的事——那可是三条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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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这段屠龙史事，原本只是胡导演和我在往返杉林溪为《笑傲江湖》一片勘景途中的解闷闲话，居然进入了我生活的现实。

原来，赵恒惕赴台之后，除了写他的大字，一尘不入眼，万事不关心；最喜为人写些不着边际的谀颂之词，如：“天龙八部皆欢喜，昼夜六时恒吉祥”“司马文章元亮酒，右军书法少陵诗”之类。

有趣的是，我在求学时代一度为包括静芝老师在内的几位书画家联展当小工，协助布展，地点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的二楼。我偶然间发现：墙犄角里斜靠着一张四尺多宽、三尺多高的大字书框，署名钱穆，内容是一段古文。这应该不在我所处理的展品之内。我只能猜测：这是前一档展览所遗留下来的？

仔细读那书迹内容，才发现宾四先生抄的是《二程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六》：“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下款署名之前还有两行：“录明道先生语/夷午先生一粲”。夷午先生，赵恒惕也。我日后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一九八一年冬，估计当为赵恒惕身后十多年，还有些亲戚故旧之属为他举行了纪念展活动。宾四先生所作之字，应该是赵生前所收，策展者不会不认得大名家的手笔和签署，只是如何就遗落在展场之中了，却是一个谜。

毕竟宾四先生比赵恒惕年轻十五岁，谊称晚辈，彼时以当世大儒之身，备受推重，拿他的字出来恭维故人，也是无奈人情。推诚论之：“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之语，似乎过度轻纵了赵恒惕早年的劣迹了。然而，世事譬如积薪，往往后来居上，国人多以为抗战末期赵恒惕严拒与日本方面合组武汉伪政府为大义凛然、气节高尚，也是无可如何的糊涂账了。这张字确实没有人认领，问了展场人员，只回复我：“不是馆藏所有，请尽快处理。”

“处理？”多么加缪的一句话。在那一个当下，我能怎么处理呢？连想都没有想，我扛起画框，一步一捱蹭，走下文艺活动中心窄小的楼梯，来到中华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把画框塞进后座，运回家了。下车之后，我把画框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房间里，书面朝墙，免得让阳光给晒坏了。我的念头是：总要找到丢失这东西的原主的——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似乎就看见床头有那么一个铜钵儿了。

那是一个日后我在静芝老师和第五明的桌上分别见过一眼的东西。

直到本世纪初，王家卫为《一代宗师》剧本的事来台，没头没脑问起：“你那钵儿还在吗？”我第一个想起的却不是铜钵儿的实体，而是多年前放着两个大水果篮的所在，一张破旧的方桌，水果篮是我买给路不拾遗的萧金山和第五明的谢礼，第五明指着那水果篮交代我的一番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你，你总也要帮忙人找丢失的东西的。你能帮忙人找丢失的东西，就不会在意钱，就不会只知道买。”

是的，王家卫自港飞来，和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那钵儿还在吗？”

“钵儿？”

“那个铜钵儿——”王家卫接着说，“我听说拥有那个钵儿的人必须负责把别人丢掉的东西找回来。”

“你丢了什么？”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