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宪法有疑问，随时应有解释的机关。宪法若不能适应新的情势或新的需要，应有修正的机关与手续。——凡此种种，皆须靠人民与舆论时时留心监督。时时出力护持，如守财虏的保护其财产，如情人的保护其爱情，偶一松懈，便让有力者负之而走了。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永无“告成”之时。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66]）

现在我国人民只有暗中的不平，只有匿名的谩骂，却没有负责任的个人或团体正式表示我们人民究竟要什么自由。所以“人民应享的自由究有几何？”这个问题是全靠人民自己解答的。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我们要一个“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与政府的统治权”的约法，不只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那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为国民党计，他们也应该觉悟宪法的必要。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67]）

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