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虽然发端并首先展开于人生观，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并不限于人生之域。正如论战的主题（科学与玄学或科学与人生观）所表明的那样，人生观的论争，始终伴随着对科学的不同看法，而在关于科学价值的不同评价之后，则蕴含着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与立场。

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演进看，科玄论战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论战发生于后五四时期，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为论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走向现代的过程，则构成了其更广的历史前提。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的走向似乎包含着一种内在悖论。一方面，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换，意味着人类在科学、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跃进至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无疑蕴含着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的模式下，现代化又往往有其负面的效应，它在高奏征服自然凯歌的同时，也常常导致了天与人之间的失衡；在突出工具理性权能的同时，亦使社会面临着技术的专制，并使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受到了冲击；而与之相联系的功利原则、个体原则等，则使主体间关系的紧张成为难以避免的问题。就中国近代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固然带来了希望与新的发展方向，但这一进程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伴随着历史的苦难：西方列强正是裹挟着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优势，将中国推入了血与火的近代。

现代化过程本身的悖论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所蕴含的二重意义，在历史与逻辑上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态度。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现代化过程更多地表现出疑惧、批评的立场。被强制逼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往往很容易激发对现代化的抗拒心态，后者与依归传统的情结相融合，便常常导致对现代化的认同障碍。同时，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这种弊端在20世纪初的西方已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亦自然地引发了对现代化的某种反感与疑惧。前者（传统情结下对现代化的认同障碍）带有前现代意识的特点，后者（由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而产生的疑惧）则似乎近于后现代意识（带有超前或早熟形式的后现代意识）。这两种意识与观念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扑朔复杂的形态。早在五四时期，梁漱溟已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批评：“现在一概都是大机械的，殆非人用机械而成了机械用人。”“而况如此的经济其戕贼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的。无论是工人或其余地位较好的人乃至资本家都被他把生机斫丧殆尽；其生活之不自然、机械、枯窘乏味都是一样。”[34]在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学衡》派等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批评。与批评机械的现代世界相应的，是对中世纪闲适生活的赞美：“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35]这里既表现了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难以认同，又流露出对前现代化的缅怀。

前现代观念与早熟的后现代意识相互交融，往往逻辑地引向对现代性的消解。从《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吴宓对新文化的设计中，我们多少可以窥见这种趋向：

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36]

吴宓这里所讨论的，是新文化的建构问题，而其原则亦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从形式上看，它与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论点似乎并无太多的分歧。然而，二者对中西文化内涵的理解却相去甚远。在吴宓那里，所谓中西文化首先限定于前现代之域：中国文化中的孔佛二教，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与耶教，都属于逝去的传统。这样，对《学衡》派的吴宓来说，新文化的建构，主要亦相应地展开为一个向传统回归的过程，而在面向传统的历史走向中，现代性无疑将失去其合理性。

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内涵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现代化侧重于广义的社会变革，包括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政治运作等一系列领域的深刻转换；现代性则更多地涉及文化观念或文化精神，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原则、人生取向等，而这种文化精神和文化观念又常常与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37]现代性既以观念的形态折射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革，又对现代化过程具有内在范导意义；相应地，对现代化的疑惧，往往表现为对现代性及与之相关联的启蒙主义的批评。在20世纪的后半叶，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所谓后现代主义曾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提出责难，这种批评固然展示了不同的立场，如后现代主义较多地表现出悬置理性主义传统的倾向，而A.麦金泰尔等则在批评启蒙运动以来的伦理观念的同时，又提出了回到传统（亚里士多德）的要求，但二者在质疑现代性这一点上又相互趋近。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批评，往往内在地蕴含着对现代性的否定态度：在赞美传统并要求回归传统的背后，常常是对现代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人生取向等的疏离和责难。吴宓的新文化建构原则，已明显地表现了这种趋向，它虽然有别于后现代主义的消解理性，但在认同传统等方面，却颇近于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某些主张。当然，前现代观念与后现代意识的交织，使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地将现代性的批评与科学观念的质疑联系起来，并往往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科学。梁漱溟的如下议论在这方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机械实在是近世恶魔；但他所以发现的，则为西方人持那种人生态度之故。从西方那种人生态度下定会发生这个东西：他一面要求物质幸福，想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一面从他那理智剖析的头脑又产生科学，两下里凑合起，于是机械就发明出来。[38]

征服自然以求物质幸福，体现的是现代的价值取向；理智剖析所产生的，则是科学的观念，在梁漱溟看来，作为现代性具体形式的价值体系，正是通过科学的观念而产生了机械世界。这样，现代性的批评，往往引向并被归结于科学及科学观念的批判。

由科学的批判而非难现代性，似乎成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种普遍的运思模式，梁启超的“科学破产论”则进一步将这种批判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写道：“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39]尽管梁启超后来声明他并不菲薄科学，但科学的批判却是其基本的立场。从逻辑上看，走向现代既以科学为其基础，则科学期望的幻灭，便表明了现代化理想的失败；质言之，科学的批判意味着告别现代性。事实上，在文化保守主义那里，科学的批判与回归传统常常表现为同一问题的两面，从梁漱溟、《学衡》派到梁启超，都未能超越这一思路，熊十力更明白地点出了此意：“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明东方学术不可。”[40]

不难注意到，五四前后的文化论争，始终关联着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与立场，而对现代性的消解，则往往取得了科学批判的形式。现代性本身所内含的文化—价值层面的意蕴，决定了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总是指向不同的价值体系，事实上，在文化守主义那里，消解现代性往往逻辑地引向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认同。文化讨论形式下的现代性之争，在历史与逻辑双重意义上构成了科玄论战的前提。正如其主题（科学与玄学或科学与人生观）所表明的那样，论战一开始便涉及科学的限度与价值。张君劢强调科学与人生观之分，要求将科学从人生观之域剔除出去，在某种意义可以看作是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呼应；而从人生观的角度对科学的质疑，则同时意味着拒斥科学所象征的现代性（包括现代价值体系）。

从这一背景上看，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便具有了另一重意义。与玄学派对科学的质难相对，科学派一开始便以科学辩护者的姿态出现。科学派的重要人物胡适在论战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立场：“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41]对胡适来说，为科学辩护，“这便是这一次‘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所以发生的动机”[42]。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此以信仰科学表示对科学的认同，这就使其对科学的辩护具有了某种文化—价值观的意蕴：信仰不同于具体的接受某种观念，而是展开为从思维模式到价值取向的整个文化立场。胡适从维护科学信仰的角度解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根源，亦表现了对论战之内在主题的自觉。

对科学派来说，如何建构合理的文化—价值体系，是科玄论战内含的更根本的问题。丁文江在论战之后依然在对此加以反省：“中国今日社会的崩溃，完全由于大家丧失了旧的信仰，而没有新的信仰来替代的原故。”[43]随着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失落，向传统的复归已无根据，出路何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在肯定科学的普遍意义的同时，总是渗入了追求与建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意向，而这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又始终与现代性相联系：以科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体现的实质上同时是文化的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

这样，我们便看到，在肯定科学具有“无上尊严”的背后，乃是对现代性的维护，正是在这里，呈现出科学派提升并泛化科学的更为深沉的意义。现代性，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价值形态下的现代性，当然亦有其自身的问题，它所包含的技术理性过强等偏向，常常亦引发了负面的历史后果，然而，对正在由前现代走向后现代转换的近代中国而言，现代性无疑又体现了某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向。从后一方面看，较之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包括玄学派）由责难科学而消解现代性，科学派对现代性的维护，似乎又更多地展示了合乎历史演进方向的时代意识。

[1]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2] 唐钺：《心理现象与因果律》，见《科学与人生观》，21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论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4]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论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5]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载《学灯》，1923-06-02。

[6] 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载《努力周报》，第57期，1923-06-17。

[7] 吴稚辉：《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续4卷3号）》，载《太平洋》，第4卷，第5号，1924。

[8] 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晨报副刊》，第177号，1923。

[9] 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

[10] 唐钺：《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见《科学与人生观》，32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1] 王星拱：《科学与伦理》，见《科学概论》，276—27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2] 王星拱：《环境改造之哲学观》，载《哲学》，第2期，1921。

[13] 王星拱：《科学方法论·引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

[14] 张君劢：《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3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5]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20。

[16] 王星拱：《物和我》，载《新潮》，第3卷，第1号，1921。

[17] 王星拱：《环境改造之根据》，载《学灯》，1922-06-27。

[18] 王星拱：《环境改造之根据》，载《学灯》，1922-06-27。

[19]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胡适文存》2集卷2，2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20] 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晨报副刊》，第177号，1923-07-09。

[21] 唐钺：《心理现象与因果律》，见《科学与人生观》，21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22] 擘黄（唐钺）：《机械与人生》，载《太平洋》，第4卷，第8号，1924。

[23] 吴稚辉：《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载《太平洋》，第4卷，第1号，1923。

[24]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25] 王星拱：《科学的起源与效果》，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

[26] 王星拱：《科学的起源与效果》，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

[27]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载《努力周报》，第49期，1923-04-22。

[28]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胡适文存》2集卷2，2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29] 吴稚辉：《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续4卷1号）》，载《太平洋》，第4卷，第3号，1923。

[30] 吴稚辉：《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续4卷1号）》，载《太平洋》，第4卷，第3号，1923。

[3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胡适文存》2集卷2，2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32] 钱穆：《旁观者言》，见《科学与人生观》，2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3] 胡适：《老残游记序》，见《胡适文存》3集卷6，81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3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4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478页。

[36]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学衡》，第4期，1922。

[37] 哈贝马斯在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中对文化的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与社会的现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作了区分，似已有见于二者的不同。参见 Habermas，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New German Critique，22（Winter，1981）。

[3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48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9]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科学万能之梦》，见《梁启超全集》第10卷，297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0]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2。

[4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胡适文存》2集卷2，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42]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胡适文存》2集卷2，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43] 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