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凯歌行进，首先表现在知识的领域。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带有未分化的特点。特别是自汉代以后，经学不仅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逐渐构成了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尽管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去考察以往学术，我们似乎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领域，但在其传统的形态下，这些领域却往往都被涵盖在经学之中。即使到了清代，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梁启超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格局，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仍从属于经学而未能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直到近代，随着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东渐，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诸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才开始分化出来。在20世纪初，这些学科逐渐取得了较为成熟的形态。

近代意义上诸种学科的出现，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知识与学术领域的分化过程，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科学的形上化（泛化）呈现为一种同步的态势，并构成了科学在知识领域建立霸权的历史前提。以各个知识领域的独立和分化为背景，将科学提升为“主义”的近代思想家们，往往倾向于知识的划界；知识的这种划界，主要便表现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中国科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任鸿隽曾明确指出：“科学为正确智识之源。”[2]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成为科学派主将的丁文江，后来进而对知识问题作了这样的阐释：

知识问题也要下几句注解。我说以“科学知识”为向导，其实科学二字是可省的，因为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3]

在此，知识与非知识成为壁垒分明的两大领域，而科学则似乎构成了知识的唯一形态：唯有经过科学方法的洗礼，才有资格进入知识之域。类似的看法亦见于“五四”前后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尽管蔡元培对艺术等作用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但在知识问题上却仍强调：“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4]质言之，科学之外无知识。

以科学为知识的合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学科、学术领域，都应以科学化为其追求的目标。知识的这种科学化追求，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仿效。在谈到历史学时，傅斯年曾作了如下解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5]关于历史学与史料学关系的如上规定是否确当，可暂且不议；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工具。这种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显然不限于哲学层面的一般方法论原理，而是同时涉及具体的操作环节和程序。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如上引入相联系，具体的科学形态往往成为知识的理想范型，正是基于以上看法，傅斯年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6]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当时权威性的学术机构，以达到生物学、地质学这样的科学形态作为其“工作旨趣”，无疑较为典型地表现了科学在知识界的普遍渗入。

科学化的追求，当然不仅仅体现于历史学的领域。任鸿隽在展望中国学术思想的未来时，便明确地把科学化视为其归宿：“吾国之学术思想，偏于文学的。……其变也，必归于科学。”[7]这里所涉及的，已是广义的思想文化领域。“五四”时期新潮社的重要成员毛子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对此作了发挥：

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因此，我们现在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8]

此所谓现代科学，首先是指自然科学。在这里，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洗礼构成了学术取得合法形态的前提；科学对知识的入主在更广的层面得到了确认。

类似的看法亦见于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领域以外的思想家，这里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孙中山。在著名的《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指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9]孙中山首先是从事政治实践的革命者，但在其观念的深层，却同样可以看到科学至上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在科学之外无真知的口号下，科学成为唯一合理的知识形态；而孙中山的革命背景，则使对科学的认同进一步与政治的信念融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普遍有效性的确信。陈独秀在谈到社会领域的知识时曾指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10]在这里，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引入亦被理解为社会、人文知识所以可能的前提。就其把社会领域的知识视为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结果而言，陈独秀的这种看法与傅斯年等似乎颇为一致。不同的是，陈独秀还试图进一步以此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11]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自然科学归纳法的应用，这种解释模式本身的非“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这种不科学的解释中，却不难看到以科学君临整个思想知识领域的倾向。

将自然科学视为不同知识领域的理想范型，当然并不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独有的现象。事实上，海耶克（F.A.Hayek）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作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一文中，已对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简单搬用和效法自然科学家的科学语言与科学方法提出了批判，并把这种倾向称之为“科学主义”。[12]索雷（Tom Sorell）进而把以上的科学主义倾向视为一种信仰：“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它认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科学最具权威性、最严密、最有益。”[13]海耶克的批评与索雷（Tom Sorell）的解说，显然是针对当时思想界与知识界已存在的现象而发的，它同时亦表明，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向不同知识领域的渗入，是科学成为“主义”之后的重要特征。

与各个学术思想领域普遍引入科学方法、追求科学模式相应，科学本身也被理解为一个不断延伸的过程。吴稚晖曾乐观地推断，各门学科“向前愈进，即科学之区域愈大；进不已，大亦无穷。”[14]换言之，知识之域的每一进展，都意味着科学领地的扩展，科学在此似乎构成了知识发展的极限：知识的任何增长，都无法超越科学的界域。这种观点当然并非仅见于个别人物。事实上，在吴稚晖以前，曾留学美国、后来成为中国科学社中坚人物之一的胡明复，便已具体地表述了类似的看法：

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之事变，孰非科学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可也。[15]

对科学范围的如上规定，内在地涉及科学与知识领域的关系：将整个宇宙人生都视为科学的一统天下，同时亦意味着一切知识领域的科学化。

知识的科学化追求，有其多方面的历史意蕴。如前所述，作为知识理想形态的科学，首先是指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固然往往与自然科学纠缠在一起，但亦涉及一般的方法论原理，后者包括强调逻辑推论、注重事实验证等。从历史上看，某些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知识领域往往对形式逻辑注意不够，与之相联系，思想与知识的形态常常主要作为实质的系统而存在，而缺乏形式的体系。同时，经学传统中的经典疏解，也往往使研究过程较多地导向义理的揣摩，并由此渐渐疏离实证之域而趋向于思辨化和独断化。就此而言，将逻辑推论、实证态度提到重要地位，无疑有助于在学术研究中达到实质的体系与形式的体系之统一，并消解由经学研究而形成的思辨化、独断化传统。事实上，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即一再地将科学与独断论对立起来，所谓“学科学的人最反对独断式的言论”[16]，便表明了这一点。逻辑的注重和实证的原则与经学传统的如上消解相结合，构成了学术与知识领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实事上，知识的科学化与学术的近代化，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往往很难截然分隔。

然而，以科学为知识的理想形态，并把科学化作为划分知识与非知识的唯一准则，同时内含着在知识领域中确立科学霸权的意向。在科学之外无知识的观念之下，科学似乎成为知识合法性的主要根据。这里所谓知识的科学化，不仅涉及一般科学方法的运用，而且亦意味着狭义上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而无论是广义的研究方法，还是狭义的科学模式，主要又被理解为两个方面，即逻辑的形式与实证的原则。从宽泛的意义上看，知识总是包括一般的认识成果和思维成果，而认识和思维的成果既很难仅仅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来规定，也无法以单一的逻辑框架和实证模式去裁套。以逻辑化与实证化为知识的准则，必然导致知识领域的贫乏化。确实，在科学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中，对知识本身的理解往往也变得片面化了。以人文学科而言，在科学化的追求中，人文学科作为知识的合法性似乎一再面临危机：因为它在很多方面显然难以满足实证的要求。

科学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以科学来统一不同知识领域的趋向。事实上，在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早期实证主义那里，便已开始关注科学的统一。孔德提出了实证哲学的体系，而实证哲学同时又被理解为各门科学的一种综合。在孔德看来，“实证精神拥有构成我们知性最终统一的自发能力。”[17]马赫通过感觉的分析，提出了所谓“中立要素”论，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的统一。作为实证主义第三代形态的逻辑经验主义，同样以科学统一性为追求的目标。当然，相对于马赫的心理主义趋向，逻辑经验主义更多地将科学的统一与科学的语言联系起来。卡尔纳普就把物理语言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以为用物理语言记录的观察结果，可以避免自我中心的困境，并达到主体间的一致性。由此，卡尔纳普进而认为，这种超越了私人性的物理语言能够普遍地运用于科学的各个学科，而科学语言的统一，最终又可以引向科学本身的统一。中国近代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同样持有类似的观点，丁文江便从对象与方法上，强调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统一：“我们说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没有根本的分别，因为他们所研究的材料同为现象，研究的方法同为归纳。”[18]

科学的统一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科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它往往指向科学之外的领域。从科学内部看，科学统一含义之一在于使科学认识成果具有可通约性，但广义的认识成果并不限于科学，由科学的统一进而达到一般知识领域的统一，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进展。换言之，科学统一的理想，总是包含着向一般知识领域扩展的要求：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知识科学化的追求，可以被视为科学的统一由内向外延伸的逻辑结果。而这种延伸与扩展所内含的历史意向，则是在知识领域普遍地建立科学的霸权。

当然，在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化的追求又有其较为独特的历史背景。如前所述，科学向各个知识领域的扩展，是以经学的终结为前提的。经学的终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似乎包含二重意义：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统一模式的解体。学术与知识领域的分化，逻辑地引发了不同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原有统一形态的解体，则使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20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无疑表现了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然而，颇有历史意味的是，作为知识统一主要形态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