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范到上海，来见杜月笙，杜月笙对他说：“学范啊，这个做人呢，最要紧的就是不可自作聪明，卖弄奸诈。不是老师我倚老卖老，说你一句，你跟京士二人同是“工运”巨子，在工人中影响巨大。但你影响再大，也不能把别人该说的话给说了，不能把别人该吃的饭给吃了。学范，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代表’这个词，咱们尽量不要用，好吗？人家支持你某个行为，自然会有明确的授权，岂有连授权都没有就硬说自己行使他人政治权利的？”

朱学范连连点头：“老师说得太对了。我就是年轻，好心想做事，又急于求成。说到底，我就是太单纯，太容易轻信别人了。”

杜月笙绝望地摇头：“学范啊，老师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说给你听，你就是不肯听。”

朱学范说：“老师，学范此心，唯天可表，为什么我这辈子总是遭人误解？为什么？”

杜月笙道：“那你的劳动者协会驻渝办事处被军警查抄，又是怎么回事？”

朱学范说：“这是迫害，是政治迫害。老师啊，你自己不是曾经说过的吗？上海沦陷时无正义，上海光复后无公道。现在你亲眼看到了，他们是怎样对我施以残酷的政治迫害的。”

杜月笙道：“那么，他们为何非要迫害你呢？”

朱学范说：“老师啊，你看你这话问的，你这辈子，弟子满天下，生平无私怨，可一家家的报纸照样不是对你詈骂不休？在这个世界上，名高遭谤，树高风摧，任你如何努力，也挡不住周围的小人之心与明枪暗箭。”

杜月笙道：“不对吧，学范？我听人说，你的劳动者协会肆意侵占美国援助中国的劳工基金。还有，人们说你的劳动者协会中，有许多激进派人士。”

朱学范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先别说美国援助中国的劳工基金，本来就应该由我劳动者协会接收，我代表中国劳工嘛，凭什么说我侵占？还有，协会中的成员，我敢拿性命担保，他们个个都是温和之士，政治理念持正平和，绝无激进派人士在内。绝对没有。”

杜月笙道：“你确定？”

朱学范说：“老师面前，我是决不会说半句假话的。”

杜月笙拿起张报纸，说：“可是，学范啊，你看看这个，这可是激进派他们自己的报纸，参加他们会议并发言的人，至少有16名都在你的劳协中，而且都遭到了当局的逮捕。这事你怎么解释呢？”

朱学范说：“老师，你宁肯相信一张纸，也不相信我吗？”

杜月笙道：“我相信你，一如我相信罗洪义，一如我相信万墨林。”

朱学范说：“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学他们两个，自己挟着铺盖卷去警备司令部投案？”

杜月笙道：“你问心无愧，怕者何来？何况军警及狱中，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你还怕老师让你受委屈？”

朱学范说：“不是，老师，我跟罗洪义、万墨林可不一样。”

杜月笙道：“在老师眼里，你们都是一样的。”

朱学范说：“罗洪义说到底不过是个鸦片贩子，万墨林充其量不过是开了家米铺，我遭遇的可是政治迫害啊，他们是想要我的命，我不能自投罗网。”

杜月笙语重心长地说：“学范啊，你是担心老师保护不了你？”

朱学范说：“我知道老师对我的一片爱护之心。只不过，老师你太善良、太天真、太纯情。老师你不知道，这可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啊！我若投案，必死无疑。”

杜月笙结语道：“好了，学范，你听京士他们跟你说说吧，老师老了，经受不起这样无休无止的疲劳战了。”

那天夜里，陆京士和几个朋友苦苦劝说朱学范，整整劝说了一夜，朱学范却是越战越勇，越说越来情绪。他坚持认为他所遭遇的是一场空前黑暗的政治迫害，如果听了杜月笙的劝告，主动投案，必然会被政治对手杀掉。

说到最后，谁也无法改变朱学范的决心。他决意逃到香港，临分手时，陆京士最后劝告他道：“学范兄，请你千万记住，你再走错一步，就此再无回头之路。”

朱学范失笑道：“京士兄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

朱学范到了香港，立即宣称：中国劳动者协会已经迁到香港，继续办理相应事务。美国或其他诸国，援助中国的劳工基金，均由劳协接收。

接下来，朱学范在英文版的《米勒氏评论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工人要分裂吗？

这是明确向蒋介石提出挑战，让老蒋相当上火。

亲手栽培了18年的弟子，公开亮出反蒋的战旗，这让杜月笙既尴尬又别扭，完全不知所措。

接下来，朱学范出招，狠狠地修理了蒋介石。第30届世界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蒋介石派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奔赴日内瓦争取中国的国际地位，却不料这支队伍到了之后，却遭受了国际劳工组织的诘问。

国际劳工组织问：“你们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官方派出来的队伍领队，叫安辅廷，回答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劳工。”

国际组织道：“中华民国？不对吧？你们的与会人员早就到会了啊。”

安辅廷说：“哪有的事？我们才刚刚来报到。”

国际组织告诉他们：“那你们找朱学范去吧，他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式会员，让他给你们安排一下。”

安辅廷问：“谁？哪个？朱学范？有没有搞错？朱学范他是跑单帮的，凑三五个人打小旗满大街乱跑，我们才是官方钦定的、正式的、合法的、唯一的中华民国劳工组织。”

“有这事？不可能。”国际组织满怀疑惑道，“我们一直和朱先生的劳动者协会联系的，只承认他的合法性。你们这个新组织，我们不予承认。”

当时，这个官方钦定的团体就炸开了锅，大闹日内瓦，两拨人在日内瓦吵成一锅粥。等到登台讲话时，国际劳工组织不得不破例安排了中国两个指标上去，两家各说各的。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杜月笙说不出来的被动，只能让陆京士不停地拍电报写信，央求朱学范停止。而朱学范的回信，则充满了委屈和眼泪。他不明白，他这个中国劳动者协会，人家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怎么你中国人自己非要另立组织不承认他呢？

无奈之下，杜月笙只好亲赴香港，事先拍了电报给朱学范。到达后，只见朱学范来机场迎接。杜月笙心下方定，寻思自己果然是来对了，只要朱学范还认自己这个老师，事情就好办。

可等到他劝说朱学范时，麻烦事来了。

当时，朱学范是这样说的：“老师，现在的政治局面已经完全不同，我回上海，只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且我有案底在身，贪污情节重大，可以判死刑的，老师你说我能回去吗？”

“你有贪污？”听朱学范直言承认，杜月笙反倒没主意了。他心里再也清楚不过，自打戴笠死后，他的势力严重缩水，保全弟子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如果朱学范没有贪污案底，什么事都好说。可有了这事，后果殊难预料。

这时候的杜月笙，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委实左右为难。最终，朱学范说了句：“请老师回去吧，我没有死的勇气。”

随后，朱学范出门，坐在黄包车上，被一辆汽车自后面撞来，撞得跌下黄包车。此事发生后，朱学范断定这是蒋介石对他下手，于是毅然远走，去了欧洲。

就这样，杜月笙门下3个能力最强的弟子，吴绍澍叛师，朱学范逃欧，只剩下陆京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