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拍电报的这台发报机已经被日本人破获，在场的日本人收到电文，还真给徐采丞送去了。

电报上，杜月笙指点徐采丞，要救吴开先、蒋伯诚、王先青、万墨林4人易如反掌，只要让那些刚刚从香港被抢回上海的怪人出面，即可化繁为简。

如前所述，从香港抢回到上海的那拨人原本就是段祺瑞时代的安福系要人。当初戴笠之所以命杜月笙把这些人从华北抢到香港，就是因为他们与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时都有可能当汉奸。必须把他们抢到香港，每天一锅鱼翅养起来，才能避免他们给抗战添乱。

这拨人在香港吃了杜月笙几年，现在杜月笙要盘活这笔闲置资产，让他们去捞人。

那么，现在这拨人在上海跑来跑去，日本人就不逼他们当汉奸了吗？

不逼了，汉奸的席位已经满员了。前者“76号”胡兰成恶斗李士群，就是因为汉奸数量严重超标，诚如李士群所言，汉奸这么多，不斗行吗？

前者如张啸林，名气那么大，赫赫有名的“上海三大亨”之一，都没机会在汪伪政府这边捞到个席位，更遑论这些段祺瑞时代的过气人物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所谓世易时移，当初那些最具汉奸潜质的人这时候已经失去了汉奸价值，可以跑出来撒欢了。

于是，老外交部部长颜惠庆出马，去找日本人协商：“说吧，要多少钱才放人？别犟了，什么中日战争，说起来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到底收不收钱？不收我们可换人了……”

吴开先获释后，记述他被捞出来的过程，这样写道：

（民国）31年（1942年）三月十八日晚间，予突被捕，直至十月十一日经徐采丞先生之多方设法，始得恢复自由。徐采丞先生处已电积尺余，均为月笙先生探询情形，拨款营救，并嘱接济家属之电。采丞先生奉命唯诺，为予奔走达数月之久。一面请颜惠庆先生出面说情，一面向日方军政人员致送厚礼，并对看守狱卒以至承审人员，予以厚赂，闻月笙先生个人，耗费在百万元以上。

吴开先写了这么一大段文字，是为了感谢杜月笙的营救、缅怀牢狱斗争的岁月吗？

非也！这实际上是吴开先的辩白书。

话说吴开先获释，引发了他的同乡发小、小学同学、大学同学、“杜月笙三大优秀弟子”之一的吴绍澍的愤怒。

吴绍澍质问道：“吴开先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走，如果他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叛变投敌，日本人会放了他？难道日本帝国主义不是食人恶魔，而是万家生佛不成？”

“还有那个杜月笙，谁不知道他把怀孕舞女种了荷花？把自己老婆的情夫蒸熟了吃掉？这个大流氓，他的管家两次被日本人抓走，都平安无事地放回，而上海的地下工作一次次遭到人为破坏，无数志士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杀害。人民群众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杜月笙和他那双手染满志士鲜血的罪恶管家都起了什么坏作用？”

吴绍澍为什么要跟吴开先过不去呢？

这里面其实有个秘密。据胡兰成回忆，“76号”李士群实际上从来不抓军统的人，只抓团系的人，也就是蒋经国的人，就是吴绍澍的人。所以，军统特务才能够在上海大开杀戒，而团系吴绍澍却毫无进展。

也就是说，当时的特工战，双方都是有选择地抓人、杀人，吴开先和杜月笙是与汪伪心照不宣、有默契的一方，吴绍澍却是吃大亏的一方。所以，吴绍澍恨死了老同学吴开先，连带着恨死了杜月笙。

这也种下了此后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为团系报仇，又一次抓捕万墨林的后续事件。

群议汹汹，风雨欲来。

参政会中，有人提出对吴开先进行公开审讯，究其叛变通敌之罪。

当时，蒋介石坐困愁城。他不能说公众对吴开先的质疑没有道理，吴绍澍所运用的是永恒正确的政治逻辑，但政治并非人的属性，人类永远从属于人际逻辑。

政治逻辑讲敌我，讲斗争，而人际逻辑则讲亲情，讲疏亲。前者是原则，后者是现实。当原则与现实反差过大，落入其中的人就会疯掉。

蒋介石终究不能违背绝对正确的政治原则。吴开先虽未被究责，但也被迫淡出政治中心。

吴开先哭诉说：“予居重庆凡三年，一无工作。月笙先生知予素无积蓄，时予资助，每一晤及，辄询问起居，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这就是吴开先搞地下工作搞到最后，侥幸生还，却连饭都没得吃的原因。这辰光，不管是那年月还是此后的未来，但凡人类社会的政治逻辑与人际逻辑相冲突，此类事件就会重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