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人的美德
古希腊奴隶主把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这四主德作为主要美德。中世纪基督教提倡信仰、希望和仁爱三种基本美德。中国古代儒家提出孝、悌、忠、信四种美德。对于一个人来说，美德是赢得一切事物的首要品质。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论语》给我们提供了美德典范。
1．德行比才能更重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论语·宪问》
“德不高则行不远”，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与朋友一起患难与共，荣辱共担。
“德不高则行不远”是我们的做人观，做事首先做人，我们相信：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与我们一起患难与共，荣辱共担；只有有品行端正的员工，才可能有长盛不衰的企业。
才能资质属于才的方面，骄傲吝啬属于德的方面。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只要骄作吝啬，那他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论语·泰伯》）
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圣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才是完美的人才。
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德是熊掌，才是鱼，孟子舍鱼而取熊掌，孔子舍才而取德。
今天我们的用人之道，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人才，似乎依然坚持的是这个原则。当然，其德和才的内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周公本人，不但不骄不吝，而且是谦逊大度的典范，这也是人所共知而毋庸赘言的了。
孔夫子教导我们，德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所以抓教育首先要抓德育；孔夫子还告诉我们，德育本身也有基础，要抓德育就要狠抓这个基础。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就是要“抓根本”，也就是抓基础。这里的“本”即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高尚道德、高尚人格的人。
“教会做人”不仅是孔子提倡的德育目标，也是当代国际著名教育家所提倡的德育目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其所提出的“教育四大支柱”中明确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而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要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并从小培养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精神。这实质上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首先是做人的品德修养，其次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德育第一，智育第二，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想学习文化知识，精通学问之道，也只有从做人的体会、人生的经验入手，才能够学有所成，学以致用，而不会成为读死书的书呆子，这也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第五回）的道理所在。
为了使这个高尚的道德目标具体化，以便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来逐步达到，孟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人做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格教育”问题。其基本内容是：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道德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按孟子的话说就是实施“人道”：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人兽之别”，从而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他明确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如果只讲究吃饱、穿暖、居住安逸而不受教育，人就会失去人格，和禽兽也差不多。为此他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人格教育的基本内涵应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德，这也就是孟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样，孟子就明确地回答了要让学生做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但是，由于孟子的“性善论”含有唯心主义先验论色彩，其八德并未被后人完全认同。在后世儒家中还有不少学者推崇管仲的“四维”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这些学者认为可用“礼、义、廉、耻”作为完善人格的标准，即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汉代的贾谊和清代的顾炎武等大学问家均对四维说十分赞赏。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也曾主张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认为这是“古今立国之常经”。但是由于管仲的四维只讲“礼、义、廉、耻”不提“孝、悌、忠、信”，所以并不能涵盖完美人格的全部内涵，所以有较大的片面性。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全面总结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以此八种德行作为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纲”和新加坡每一位公民都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李光耀的这一英明之举已在新加坡取得极大成功。
孔子还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就是指“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
尚德不尚力，重视品质超过重视才能。
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选拔干部和人才的一个原则。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品质不好、能力差也就算了，危害还不会太大。恰恰是一个能力非常强、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质败坏、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达到致命的程度，断送一个单位、一家公司，甚而至于一个国家、一朝江山。
反过来说，一个人品质很好，能力虽然差一点，但他只要虚心好学，提高自己，也就会逐渐有所进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人才的品质更比能力重要。这是我们在考察干部、选拔人才时不能不遵循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
比较全面地说，应该是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时，德重于才。如果完全没有才，则已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了。因为我们的话题本来就是在千里马的问题上展开的。
所谓“品不良则心不正”，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我们的产品品质、服务品质、工作品质必须优良，客户才会为我们的产品、服务买单，老板才会为我们的工作买单。
可见，不论是德育第一、智育第二的教育方针，还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德育”公共课，设专职“德育教授”，都是持之有故，继承着儒教传统的。
2．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
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实行仁道的根本。这实际上就是《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就是孟子去见梁惠王时所说的：“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做到了这一点，整个天下便会像在自己的手掌中运转一样了。”（《孟子·梁惠王上》）。简言之，只有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爱别人。相反，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敬爱的人，是不能敬爱别人的。
所以，在儒家学说中，一个人对父母是否孝顺，对兄长是否尊敬，这绝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天下是否太平的大问题。
当然，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纽带的作用日益减弱，孝弟与否的问题似乎也逐渐从社会退入家庭，从“法”的领域退入“道德”的领域。尤其是随着“独生子女”制度的实行，很多家庭已无所谓兄弟姊妹，也就无所谓“弟”（尊敬兄长）的问题和观念了。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做父母的一心为儿女的疾病担忧。”乍一看来，孔子的回答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味道。人家问什么是孝，他却回答说父母一心为儿女的疾病担忧。
但我们稍加体会，就会发现圣人真是和平常人不一般，他的回答实际上非常深刻而精妙，依然是微言大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问什么是孝吗？想一想你生病时父母为你担忧的那种心情吧！这样你就会知道怎样尽孝道了。”
说穿了，所谓孝不外乎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生病时父母是如何的焦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待父母，这就是孝。
这种心情，这种幼时躺在病**望着爸爸妈妈满怀爱怜地为自己喂汤喂药的温馨体验，不是时常在我们的脑际萦回，在文学家的笔端流淌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予吟》）
这便是圣人所说的孝子心情吧。
什么是孝，子游也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老师。
与回答孟懿子和孟武伯父子不同，孔子对学生的问题不再是含含糊糊地说隐语，而是循循善诱地加以引导了。
孝道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而在于要有孝心。没有孝心，仅仅是无可奈何地尽责任，那所谓的赡养就与饲养家禽牲畜没有什么区别了。
当今社会，经济发达，吃穿方面的赡养问题日益退居次要地位，老父老母所期望于子女的，更是心到而已。另一方面，宠猫宠狗之风盛行，视猫狗儿重于先人老子的也大有人在。
如此看来，圣人之论还正有现实意义哩。
《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客。”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最难能可贵。有事情晚辈出力，有酒菜长辈吃喝，这难道就是孝子了吗？”（《论语·为政》）所以，孔子回答子游和子夏的两段话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无论你是否为老人做事，也无论你是否拿好吃的给老人吃，只要你内心不恭敬，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是失去了孝道的根本。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注意。
3．父母在，不远游
子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论语·里仁》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要离家远行。如果非远行不可，也要有一定的方向。”在当今天涯若比邻，以旅游业可富国兴邦的世界大串联时代，“父母在，不远游”似乎已成了荒唐可笑的言论。
然而，古人交通不便，音讯难通，不像今天从南疆到北国飞机可当天打来回，全球通手机游漫全球，随时可以打一通回家。那时远游在外，少说也是一年半载，万一父母急病或紧迫有事，难以召回，往往误了大事。甚至有错过了给父母送终的遗憾。所以，“父母在，不远游”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要求做子女的时时不忘孝敬父母的义务，在安排自己的活动时要想一想二老在家的实际情况，加以合理的调整。
何况，即使在当今时代，离家远游的人不也音讯常通，几天一封信，一旦一通电话吗？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是为了使家里人释念放心而已。可见，人之常情，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知你是否听过这样一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父母为了把我们养大成人，供我们上学深造等等，含辛茹苦，呕心沥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千方百计地保证我们的用度开支。年幼的我们曾多少次在心底暗暗发誓等我们长大，等我们学有所成，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斗转星移，当年的苦孩子已然大学毕业步入工作岗位了，他要结婚，要买房，要买车，要买电器，他也有了自己的小孩子，要给孩子攒学费……生活陷入新的一轮循环中。而且好像虽然自己已经努力了，可还是同人家有不小的距离。
在这样那样的忙碌中，他忽视了远在老家或退休住在城市另一个角落的双亲，他没注意到他们的白发皱纹，没注意到他们日益衰老的身躯，没注意到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也许，他还在想：等我再有些钱，有些闲钱，就请他们上大饭店好好吃一顿，让他们出去旅游，给他们买个大电视……
在你去攒这些“闲钱”的过程中，忽然有一天，你发现这些“闲钱”已无法再花费出去了，你的父母已经不需要了。他们或者已不能再去吃海鲜，也许已不能再去旅游，也许已不能再坐起来看电视……也许他们已走了，永远地离你而去。
有一种痛，永远无法弥补；有一种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季羡林老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赋得永久的悔》，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内心的深处，仍深深地感受着那永难弥补的苦痛：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其实，也许为人父母者根本就没期望从子女这里收获多少回报，他们只是凭本分、良心为我们做了一切，只是希望子女有出息，活得比自己强而已。
但为人子女者，如何去获取良心上的安宁呢？也许我们终生都难以赚取足够让我们快意恩仇的金钱，但这并不是回报父母的惟一方式。也许我们可以常回家看看；也许我们可以量力而行，花少许的钱让他们做一次短途旅游，也许……
钱没有挣够的时候，但人的生命却有尽头。那些在外发展的游子，要时刻记着“游必有方”的教诲啊！
4．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论语·泰伯》
曾子卧床不起，孟敬子去探问他。曾子说道：“鸟快要死的时候，鸣叫的声音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也是善良的。”（《论语·泰伯》）朱熹解释说：“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论语集注》）也就是说，鸟因为怕死而发出凄厉悲哀的叫声，人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反省自己的一生，回归生命的本质，所以说出善良的话来。
后世常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来指一个人临死时说的话往往是善良的。
历史名人和当代伟人，在他们生命最后一息留下的片言只语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善”字：末代皇帝溥仪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中急切地说道：“救救我！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表明了这位获得新生的最后一位封建帝王对新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临终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这里已经没事了，你们去忙别的吧。”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人格；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正执著于他的研究工作时，一群罗马士兵突然闯进门来要杀死他，当此危急时刻，他大声疾呼：“不要动我的圆！”法国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临终时说：“恐怕我的句子在语法上有毛病。”当代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临终前还在改写统一场论的科学论著，对陪伴他的亲人说了句“我在这里做我的事，你去好好睡吧”，便溘然长逝。这些遗言，无不体现了孜孜以求造福于人类那样一种“春蚕到死丝方断，留赠他人御风寒”的崇高精神！
另一些临终人语则隽永含蓄，体现了人生态度：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宣告死刑喝下致命的毒药之前，向好友克利顿说：“我还欠阿克勒比奥斯一只鸡，请别忘了还他。”德国作家席勒临终告诉病床边的人说：“许多事情都变得平淡而明白了，在我理解之中。”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临终顿悟人生烦恼，他对随侍身旁的妹夫说：“唉，烦死了！”
有些名人面对死神的降临，依旧是那么幽默和风趣：德国诗人海涅临终前，有探试者问他：“要不要请牧师祈祷？”他说：“不必了，上帝会宽恕我的。”美国喜剧作家马克·吐温临终，向聚集在他病房的人们诀别道：“再见，我们还会相逢的！”法国讽刺作家拉伯雷临终风趣而平静地说；“把幕放下来吧，喜剧已经结束了。”英国诗人拜伦临终显得平静和清醒，他说：“现在我要睡了。”另一位英国诗人济慈临终要人们把他抬起来一些，他说：“我要死得安逸一点。”美国幽默小说家欧·亨利临终对在场的人提出要求道：“把灯全点上吧，我不想在黑暗中回老家去……”
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切的争斗，一切的算计，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耻辱都已成为过去，现世渐渐退隐而恍若彼岸，与自己渺然无缘。一种痛惜，一种对于生命的亲切留恋油然而生，这是否是人们常说的“良心发现”呢？如果是，那可真是发现得太晚了一点啊！
基督教不嫌晚，而是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良心发现”的一瞬，于是有临终忏悔的仪式。这种仪式，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科技文明昌盛的今天，其基点是否正是建立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认识上呢？
5．善于反省自己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孔子云：“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不断地向比自己德行高的人学习才能增益道德，提高道德水平。故曰：益，德之裕也。
老子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老子》第27章）与孔子这里的意思正好相同。好人固然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我们学习的榜样，坏人也可以成为我们对照自己的镜子，我们的借鉴。
在歌德那本著名的《浮士德》里，恶魔靡非斯特非勒斯就成了浮士德博士追求真善美的引路人。他的助恶，他的阻碍向上，都成了浮士德不断追求、自强不息的刺激。善与恶，美与丑，积极与消极就是这样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
所以，宗教的精神总是要求我们既爱自己的老师，也爱自己的敌人。而不仅仅是恨他，厌恶他。这里面的深刻含义，除了要爱他因而拯救他之外，也有以他做你的镜子，借以自我反省的意思在内。
曾经有座宝藏，非常隐蔽，谁能得到它，谁就能得到永久的幸福，许多的英雄好汉都为去寻找它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终有一天，有位绝世高手击败所有的人而寻到它，当它打开华丽的锦盒，看到里面躺着的却是一面镜子，顿时大彻大悟，才真正理解了幸福的涵义。
每个爱美的人都喜欢照镜子，而照镜子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不足之处，从而加以修正，来完善自己。反之，如果只看见自己的长处和优点，也就失去了照镜子的意义。
生活亦如此，当人生得意之时，沾沾自喜，孤芳自赏，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忘却了自己的不足，此时，自己的缺点展露无疑，毫无知觉，快乐和幸福会长久吗？
给自己一面心灵的镜子，时时为自己照一照，提醒自己，让自己有先知先觉，及时发现自己的短处。人难免会有过失，但只要及时发现，从而下定决心及时改正，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人生的道路才会走得踏实，一帆风顺。
出错是经常有的，一个人从幼稚到成熟，从一个未经风雨、不谙世事的孩子到一个饱经风霜、目光深邃的老人，他要出几千次几万次的错。出错的精神就在于不故步自封，敢于尝试，就在于不懈地努力探索，寻求正确的目标。
很多人对他人的出错都持一种嘲笑的态度，对先于自己出错的事持一种侥幸心理。有些人害怕出错，有些人厌恶出错。其实想想，出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积极的探索？能常常出错何尝不是一种经常性的收获？敢于出错的人何尝不是一个积极求索的人？
人的一生是由无数个错误装点着的瑕玉，虽不完美但很真实。无数个错误是我们无数个走向成功的起点。错误使我们品格坚毅，性情坚韧，我们在无数次的出错中得到升华，又在无数次改正错误的路上学会执著。
反省是改过的前提，如果我们不知道反省，只会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或者没有被公平对待，拥有这样的态度，绝对不可能成就任何事情的。有句话说，当你一个手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别忘了，还有四根指头是指着自己。当我们在诉说别人不是的时候，是不是能转换不同的角度想想，我有没有能力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事实上，许多成功人士，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态度”，他们能够勇于去承担别人不愿意承担的问题，他们总是能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事，他们总能主动地去做，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许多人以为这些人是傻瓜。
多做事情绝对不会吃亏的，天底下最吃亏的事情应该是，你对事挑三拣四什么也不愿意做，最后自然什么也做不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古人在面对错误时就知道没有谁可以一生都不犯错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我们平凡之人呢？
孔子说“善补过也”，要特别小心，人不会没有错，随时有错，善于反省自己的错误，加以改正，就是真正到了无咎的时候。因此我们做事业要尽量地谦虚，倘自认绝对没有毛病，这是靠不住的，天下事没有这么好的。“善补过也”还是好的，懂得小心谨慎反省与改正错误，这是最高的哲学。
不仅要有自省的精神，还要有改过的精神。《论语·学而》篇中孔子的门徒曾参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有过则改才可以增益道德，提高修行水平。古人讲：“人非草木，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这就是说，人生活在社会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过错，但知错能改不是很好吗！
改正错误、修理缺点要坚决果断，雷厉风行。这也是检验人有没有修道的诚心的方法。有了错误不立即去改正，反而借故拖延，找借口掩饰，那一定不是道心高强的人。
6．君子尚义不尚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论语·为政》
子路曰：“君子尚勇率？”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
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的认识，历来是名人志士热衷探讨的话题，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生存才更有价值，始终是智者有理，贤者有道，没有苟同，争论不休。君者如能正视他们的争辩，从中领略出适合的生命和生存的意义，将对自己的行政生涯大有裨益。
《诗经·大雅》中写到：“既明白事理，又聪明机敏，才能确保安全。”《周易》也标明：“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论语》则认为：“士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又云：“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违仁的。”
管子语曰：“对现实感到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回顾历史。”正如古语所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亡国者走同样的路，是不能生存的。”
《吕氏春秋》中则如此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淹死了，就禁止天下人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的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十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百年遇上一个，就认为到处都有，并因此疑神疑鬼不敢用人，这就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饿死的人就多了。”
孔子尚德尚义而不尚勇，主张用礼义来规范、约束勇敢。当然，这并不是说勇敢这种品质不好，而是说如果不加以规范约束，勇敢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问题。这就是他在“六言六蔽”里所说的，“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以及在《泰伯》篇里所说的“勇而无礼则乱。”
尤其是对那些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来说，无勇倒还没有什么，一旦有勇，那便真会成为害群之马；肆无忌惮，无恶不作，闹得社会就不得安宁了。
同样，对于善行和恶意的认识各个贤者也很少雷同，他们对世间善恶德行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隐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管子却认为：“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仁者。”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抑恶扬善，是君子的大义；保护志同道合者，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闲谈罢了。因爱憎而导致的互相诋毁之言，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地随声附和，失败的种子就会从中萌发。议论要以事实为准则，不必相互苛求指责。朋友要以平等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智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是否一致。”
虽然智者仁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生命和善恶阐明了不同的观点，但目的都是训导大家从善止恶，对于君者，应从大义出发对待生命，从长远考虑对待善恶，不断更新对生命和善恶的认知，这才是为君之道的策略。
只为争饮食而斗是无廉耻的猪狗之勇，为争货财而斗是惟利是图的贾盗之勇，无谓地械斗是小人之勇。君子之勇是为道义而斗争。
面对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不敢去做，是怯懦的表现。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你是“当做不做，豆腐放醋”。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到车匪路霸应挺身而出；见到女青年落水应义无反顾，不待脱衣就跳下水去，救命要紧。否则，你就是胆小鬼一个。
这句话表达了“义”与“勇”的关系。其实，见义不为不仅是怯懦的表现，而且是十分可耻的事情；相反，见义勇为则是十分光荣的事情。为了使社会风气变得更好，应该提倡见义勇为的精神。
“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是说君子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则无君子之勇（但是也可能有小人之勇）。“子谓子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这里的恭敬惠义，其实也都是义，义者，宜也。此即君子之行、君子之勇。
在孔门弟子中，子路以勇著称。“子路有闻（而）未之能行，惟恐（复）有闻。”朱注：“子路闻善，勇于必行”；“若子路，可谓能用其勇矣。”（《集注·公冶长》）
然而有一次，“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裁）。”朱注：“夫子善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同前）所以，孔子常常挫其锐气。“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这里，从“君子义以为上”中，有一句潜台词呼之欲出：小人利以为上。此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勇尚义，小人之勇尚利。
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勇敢是人类最美好的品德之一。但“勇”不是一味地轻生好斗，而是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孔子承认他的学生子路比自己勇敢，但也教导他有勇更要有义。孔子认为，没有是非观念的“勇”是不可取的；见利忘义，或“见义不为”，都谈不上真正的“勇”。荀子将“勇”分为上、中、下三种境界，怀仁爱之心，忧国忧民，无私无畏，是“大勇”；好礼而轻财，亲贤士远小人，是“中勇”；不顾是非，贪财斗狠，是“小勇”。综观古今，凡是为国家、民族利益，为正义事业，敢于奋斗、勇于牺牲者，都是值得我们崇敬的勇者。
孔子提倡“视死如归”。原意就是面对死亡要像回家一样从容。畏惧死亡是人之常情，但是还有比死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义”。这句话强调，有时候为了维护“义”、成就“义”，就应该直面死亡，平静地对待死亡，也就是“舍生取义”。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此句出自《论语·宪问》。有仁德的人一定会很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这句话表达了“仁”与“勇”的关系。有仁爱之心的人一定会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某些看起来勇敢的人，却不一定都是为“义”而勇，也许只是意气之勇，在他们的心中未必有仁爱之情。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则是说有德行的人不会忧虑，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勇气的人不会畏惧。这是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的三种品质，也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有仁德的人，能够宽厚爱人，所以无所忧虑；有智慧的人，能够辨明是非，所以不会迷惑；有勇气的人，能够临难不惊，所以无所畏惧。一个人具有这三者中的一种品质已属难得，三者兼备，更是不易。孔子坦言自己也没能做到，不过他的学生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意思是说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在孔子学生的心目中，孔子就是仁、智、勇的化身，如果连他都不具备这三种品质，那谁还能做得到呢？
荀子也讲“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道义所在，不会倾倒于权势，也不会只顾私利。荀子这句话是在谈论一个人的“大勇”时说的。荀子指出，只为争饮食而斗是无廉耻的猪狗之勇，为争货财而斗是惟利是图的贾盗之勇，无谓地械斗是小人之勇。君子之勇是为道义而斗争。他们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不畏权势，不为一己私利，所以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7．家因奢侈而败，因俭朴而兴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佾》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论语·述而》
孔子说：“奢侈显得骄作，节俭显得寒碜。与其骄傲，宁可寒碜。”（《论语·述而》）
“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项美德。《左传》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说，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所有恶行中最为严重的。这部先秦经典将“俭”字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上，充分地展示了节俭的重要意义。这种崇尚节俭的精神，在以后历代都受到推崇和发扬，有的人从理学上阐发，更多的人则是在行动上实践。
纵观历代有为之人，无不是节俭之人。汉文帝以俭治国，停止修建露台，开创“文景之治”。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奢华，他的帷帐屏风坏了就修补，接着使用。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节俭得近于苛刻，见有太监穿新鞋在水中走过，他竟大发雷霆，严以治罪。这些君主节俭，并非是财不足用，而是认识到节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所说：
“凡贪**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会不**，是俭可养德也；人之爱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辰，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心也。”
当鲁国人林放问孔子关于礼仪的问题时，孔子也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它与这里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
奢与俭的问题，就通常意义的理解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物质享受的问题。这个问题大而言之受时代风气影响，比如说，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都是提倡勤俭节约，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到80年代、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奢侈排场之风也就滋长起来，以致到了令老一辈人咋舌的程度。小而言之，这个问题则受个体生活原则和世界观的制约，一般说来，比较传统、保守的人崇尚节俭，比较新潮、激进的人追求奢侈。当然，这是从主观方面说。从客观方面说，则还要受到经济能力的严格制约，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叫花子来说，“奢侈”一词本身就太过奢侈了，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也就只好“节俭”了罢。
回到孔子本身的态度来看，他所代表的，显然是传统的节俭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已不合于今天的时代氛围，因而不被一些人尤其是年轻的一辈所接受。不过，有两句老话倒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这就是：“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抱定俭的态度．偶尔奢一奢也无不可；而一旦形成了奢的习惯，要俭下来可就难上加难啊。
从这个意义来说，那还真是节俭总比奢侈好哩。
俗话有这么一个称谓：“败家子”。而什么是败家子呢？通常是指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挥霍家产的人。这类人一般都不知父辈当年闯**的辛苦，成家立业时经历的磨难，因此不能体会钱财的来之不易，加上家庭条件优越，养成一副骄奢气象，往往大手大脚、挥霍无度。人们对这类人通常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以此教导自家子弟。
历史上的由于奢侈而丧国败家的例子很多，如商纣造肉林、建酒池，奢华无度，结果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后被武王取而代之；秦始皇一统六合，武功盖世，天下无人可与之争锋。奈何天下太平后，筑长城、修造阿房宫、建兵马俑，劳民伤财。结果陈胜挥臂一呼，天下响应，强大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便只经二世而终，不能千世、万世相传了；《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权不可谓不重，位不可谓不尊，财不可谓不富，就因整个家族不知节俭，挥霍奢侈，最终财去人空，落了衰败的下场。
可见，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劳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
勤俭为治家之本，不但可以让家庭长久，更可教导家人子弟养成良好品德，知劳作之艰辛，从而爱惜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