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现象，一代一代重复出现。热切的意志借助幻象的魅惑来掩盖实在世界而发现某种方法使其造物永远存在。有人被苏格拉底那种对知识的渴求迷惑而相信他可以借这种对知识的渴求来治愈永久创伤。另外有人则被晃动的艺术帐幕所欺骗。更有人受所谓在现象的旋涡之下洋溢着无法破灭的生命形而上的安慰所鼓励。

我们已经说了三种不同的幻象，现在不必再提意志可随手抓到的更普通更有力的幻象。我所说的三种幻象只对伟人发生作用，这些人比其他人能产生更深刻的对实在世界的负累，因而需要一种兴奋剂使他们除去这个负累。我们所谓的文化完全是由这种兴奋剂所造成的。基于这三种兴奋剂混在一起时它们所占比例的大小，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文化，即苏格拉底文化、艺术文化和悲剧文化，或者指亚历山大文化、希腊文化和婆罗门文化。

我们整个近代世界都在亚历山大文化的笼罩之下，这个世界的理想是产生理论型的人，这种人具有最高的认知能力，为科学而奉献他们的力量，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典型。所有我们的教育措施都针对这个理想。任何不符合这个模式的人，都会遭受苦斗，它可以存在也是出于容忍。这里有一种相当危险的想法，即数世纪以来，我们所要发现的唯一有教养的人是学者。甚至我们的文艺也不得不从博学的低劣模仿中发展出来，而韵律在诗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更证明了我们的诗歌形式因为使用的不是严格学习得来的语言，而发生偏离的现象。

每一个真正的希腊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近代文化的产物《浮士德》，虽然我们自己对它了解得很多。浮士德走遍了所有知识领域却无法满足其需求，最后不得不与魔鬼交易，只要我们把浮士德摆在苏格拉底身边，我们会知道，近代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苏格拉底好奇心的狭隘，并希望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找到一个天涯海角。歌德曾经对埃克曼(64)谈了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话：

的确是的，我的朋友，世上也有一种行动的创造力。

这句话告诉我们，对近代人而言，行动人是一种值得惊叹值得质疑的人，我们需要一种歌德的智慧来发现这种可了解可宽恕的人。

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苏格拉底文化是产自一种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乐观思想。当我们看到这种完全成熟的乐观思想的结果时，当一个彻底受这种信念所影响的社会因过度膨胀和嗜欲而开始动摇时，当对一般幸福和普遍书本知识的信心渐渐成为这种亚历山大式的乌托邦和欧里庇得斯式的突然穿插，使得能够改变事情的人必须出现时，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情，亚历山大文化需要奴隶阶级维持它的存在，但在它的乐观思想中，却否认需要这一阶级。

一旦关于“人格尊严”和“劳工尊严”等美丽口号的效果减少时，就会带来灾祸。当一个野蛮的奴隶阶级知道怎样把他们的存在看作不公平的事，并准备为他们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以往各时代同样事实而从事报复行动时，就没有比这更为可憎的事了。在这种情形下，谁敢大胆地求助于那些早已变为“婆罗门”教的令人厌烦而苍白冰冷的宗教呢？一切宗教的先决条件即神话到处被麻痹了，而神学也被乐观精神这个社会的毁灭毒素所侵入。

威胁着理论型文化而招致毁灭的原因只是开始使近代人感到害怕，而近代人正在不安地从他们经验的宝藏中摸索补救的方法，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信念去相信这些补救方法将会战胜灾祸。同时，产生了一些天才人物，他们拥有令人敬佩的慎重态度和成果，他们运用科学的武器去说明科学的限度和人类认知能力本身的限度。他们绝对否认科学普遍有效和实现达到普遍目的的主张，并且打破人类借因果律而探索宇宙的那种信心。

康德和叔本华那种与众不同的勇气和智慧，获得了最难能可贵的胜利，超越形成我们文化基础的乐观的逻辑基础。以往这种流行的乐观思想曾以永久真理、空间、时间和作为绝对和普遍有效法则的因果性，而把宇宙看作可以认知的。可是现在康德却表示，这些假设的法则只是用来把现象提升到真正实在的地位，因此使我们对真正实在的了解，变成不可能的了。

用叔本华的话来讲，就是把梦幻者牢系在睡梦之中。这种认识就是我所说的悲剧文化。这种悲剧文化最重要的特色是以智慧取代科学的地位，作为我们最高的目标。这种未受各种科学的愉悦和轻松所影响的智慧，将它的目光对着整个宇宙的星座，试图同情地了解整个宇宙的痛苦并视之为它自身的痛苦。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个具有大无畏眼光，具有指向那未经发掘的世界勇敢向前的新兴一代。让我们想象这些勇敢斗士的勇敢步伐，让我们想象当他们抗拒一切有害的乐观思想学说而准备“毅然地居于存在的充实”时不顾一切的自豪。这种文化当中为应付一切偶然事故、一切恐惧而产生的悲剧的个人，不是要去希求一种形而上的安慰的新艺术，而是作为他的海伦娜像浮士德一样大声地呼喊着：

我不应以最强烈的愿望，

在现存模型中获得宝贵的真相吗？

苏格拉底文化从两方面被动摇，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绝对可靠性：

第一，由于恐惧自己带来的结果，这种结果我们刚刚开始认识。

第二，因为他不再像以前一样信任其坚固的基础。

那么，当我们看到其像靡非斯特(65)对**人的女妖所做的一样，只是为了在恐惧中摆脱它而如何热切地接受一个个新模型时，会使我们感到忧戚。理论型的人，由于对他自己观点所带来的结果感到可怕，不敢再随意忍受冰冷理性的拘束，惴惴不安地奔向岸边。

他不再希望任何东西完全具有事物的残酷天性，乐观思想的习惯使他变得柔弱了。同时，他相信建筑在科学原则上的文化，一旦它承认非逻辑的地位，即不愿面对它的结果，就必然会消灭。我们的艺术是这种普遍不幸的明显例子。我们模仿一切伟大的创造时期和名家，也徒劳无益。近代人将他置于世界文学之中并期望他像亚当指出各种野兽的名称一样指出他们各个时期和各种风格的名称，也是徒劳无益。

他始终还是渴望的，始终还是一个没有力量和喜悦的批评家，始终还是一个亚历山大式的人，这种人在根本上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和批注者，可怜地辨别不出尘封的书籍和排字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