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两人的目标是密切相关的，他们同时代的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实。关于这个事实，我们在当时流行于雅典的传说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在写作方面，苏格拉底有助于欧里庇得斯。每当人们要谴责当时蛊惑人心的政客时，“往昔好日子”中的一伙人就会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也就是这两个人被人们责怪，指责他们为了倾向于使传统德行日渐萎缩的可疑教化而让长期的身心健康消失了。

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这两个人就是被如此看待的，半为愤慨，半为蔑视，新兴的一代人感到惊慌，这一代人虽然很愿意牺牲欧里庇得斯，却不能饶恕那些把苏格拉底描写为狡猾诡辩家的人。他们唯一的方法是反过来侮辱阿里斯托芬，说他是诗人中不道德的、说谎的亚西比得(57)。在这里，我不愿意只停留在为阿里斯托芬的深刻直觉的辩护，以对抗这种攻击，我要再进一步去证明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之间的密切关系，像他们同时代的人们所看到的一样。关于这一点，下述的事件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由于苏格拉底发誓要反对悲剧艺术，所以除了戏院里上演欧里庇得斯的新戏，据说他从来没有进过戏院。但是，把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最有名的事件，是在德尔菲神谕中发现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且承认欧里庇得斯应为仅次于苏格拉底的人，其次才是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曾自负地说，自己与埃斯库罗斯不同，自己不但做了正当的事，而且也知道为什么做。很明显，这三个人在知识上的灵明，使他们在他们的时代获得了真正智慧的美誉。

当苏格拉底称自己是唯一自认为一无所知的人时，他就非常明确地表示出这种知识上全新的威望和自觉睿智。他走遍了整个雅典，访问最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诗人和艺术家，发现随处都只是知识的臆测。他惊奇地发现，所有这些名人都对他们的事业缺乏真正确切的知识，只凭纯粹本能来维持他们的事业。“纯粹本能”这几个字完全表示出苏格拉底态度的焦点。

从这个观点来看，苏格拉底不得不指责当时流行的艺术和伦理观念。凡是苏格拉底透彻的眼光所到之处，他看到的除了悟性缺乏，虚构事实的蔓延，其他一无所有，因而使他推演出一些完全不可靠和错误的事态。苏格拉底认为他的任务是改正这种状况：作为一个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艺术和伦理观念的高高在上的先驱者，他走进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新的世界只要我们接触它的一点边缘的话，就会当作一种荣耀。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接近苏格拉底这个人物时就受他严重干扰的理由，也是为什么一再使我们想去探测古人当中最有问题人物的意义和意向的理由。谁是敢于单独向荷马、品达罗斯、埃斯库罗斯、菲狄亚斯(58)、伯里克利、毕西亚(59)和狄俄尼索斯这些表现整个古希腊文化世界的人挑战而获得我们最高敬意的人呢？谁是敢于把神奇的魔药倒入尘土中的伟大人物呢？那是人类中最高贵的人所必须向之喊出下列话语的半神：

天啊！

用你无情的手

破坏了

这美丽的大厦，

它倾倒而颓落！

现在，我们在被称为苏格拉底魔性(60)的显著现象中，发现一把打开苏格拉底心灵的钥匙。据说在某些极端情境中，即使苏格拉底的理智动摇时，他还是能够通过一种不平常声音的力量来保持他精神的平衡。这声音只有在那种情境中才可以听到，而这声音总是对他有所劝阻。这个不平常人物的本能智慧，时时表现为一种易于蔑视他合理判断的纯粹抑制的原动力。

在所有具有真正创造力的人中，本能是最具肯定的力量，是创造者，而理性则是劝阻者和批评者，可是苏格拉底却不同，两者的作用刚好相反：本能是批评者，意识却是创造者。这真是一个怪物，由于缺乏一切神秘的能力，苏格拉底就表现为典型的非神秘主义者，在苏格拉底身上，逻辑的一面显得特别发达，就像本能的一面在神秘主义者身上所表现的一样。但是苏格拉底身上逻辑的动力如果想控制自身转向对立面，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其无限的奔流中，它表现出一种只有在具有强烈本能的人身上才能经常发现的根本力量。凡是阅读柏拉图著作时体验到苏格拉底全部处理方式的直接和可靠的人，一定会感到苏格拉底逻辑思想的巨大转动轮子，似乎这个轮子就在苏格拉底背后转动，而我们通过苏格拉底看到这个轮子就像看到影子一样。

但是，这样的关系，他自己本身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这个事实，他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法官面前，主张神所授予自己的使命时，都在充满威严的态度中显现了出来。这是苏格拉底的可敬之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否定他，就像对他本能生活的腐化影响方面赞许他，是同样不可能的。当他被带到雅典法庭上时，指责他的人们能想到唯一适合他的惩罚，即放逐。

最后，当法庭判他死刑而非放逐时，好像是苏格拉底自己坚持这样的。这时的苏格拉底神志完全清醒，对死亡没有任何的自然恐惧。他是带着柏拉图在黎明离开筵席去开始新的一天时所描写的平静心情赴死的，而在他背后的凳子和地板上，那些睡着的同伴却还梦着这位真正的爱人苏格拉底。由于苏格拉底死了，他成为了雅典有为青年的偶像。典型的希腊青年柏拉图，带着满腔热情，对这个偶像崇敬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