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把自己喻为老中医，意思是越老越有活干。他要干的活确实不又少，他想干的活那就更多。早在80年代中期，1975年获赦以后去美国定居的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就把段克文的《战犯自述》寄给文强。文强把这本书带到文史专员办公室，然后以学习组长的身份，召集了一个必须具有军统身份的文史专员方才有资格参加的小型座谈会。

文强先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把沈蕴存写在上面的话念给大家听：“段克文小子的狂吠，损害不了共产党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和重大影响！”然后开宗明义地说，“段克文是军统系统获赦人员当中的败类，他这本书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你们看如何应对才好呀？”董益三一巴掌拍在木椅的扶手上：“真他妈的胡说八道！恩将仇报的家伙，这不把我们的良心也给卖了吗？”“是呀，是呀，一颗耗子屎砸了一锅汤！”沈醉一屁股坐进沙发，“现在好了，人家会说，不，要是换成我，我也会说：这帮老家伙喝足睡够了还整天猪不是狗不是的，其实呀，一个二个都是些活不耐烦了的东西！”文强用钢笔敲敲桌子：“现在不是声讨大会，我要大家找到应对方法！”

董益三猛地扔掉手中的烟蒂：“那就揭露他！文大哥，段克文是我们过去军统局的少将专员，如果我没有记错，他那个少将军衔来路有点儿不正吧？我是解放前两年听你随从参谋说的。”“哦、哦，你倒把这件事给我提醒了！”文强拍了拍后脑勺，“我在北平当军统局北方区区长那阵，段克文是我的上校科员。有次我回南京，他竟在我的随从参谋的办公桌上偷盖了我的私章，然后自己填写了一张标明是少将军衔的便条，当夜投奔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那里。”说着说着，文强的眉心隆起一个疙瘩，“不过，揭露段克文这样的事情，和驳斥他的《战犯自述》，又好像没有多大的联系。我在想，如果要针锋相对的话，一是由我们有军统身份的人写文章，二是也写监狱生活。反正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大家意下如何？”沈醉摇摇头：“我们的监狱生活，黄济人不是写了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吗？已经写过的东西，没有必要重复。”“那倒是两回事。黄济人写的是战犯群体，有嫡系，有杂牌，而且主要写的是军事将领。”董益三又点燃一支烟，“我们这本书只写军统系统的战犯。军统特务的改造既有针对性，还有特殊性，如果写得好的话，更有可读性……”小型会议总算有了决议，达成共识。至于谁人执笔，沈醉说他文债太多，董益三说他病痛不少，最后确定由文强操刀，年内杀青。

为了与自己的《新生诗草》构成系列，文强把这本书取名为《新生之路》。他开篇写道：“我并不想多费笔墨，同极少数人唱什么对台戏。我只是根据个人的回忆，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新生过程记述出来。谁是谁非，还是让广大读者去评论吧。”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文强的《新生之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从80年代中期写到90年代中期，一直没有脱稿。与之相反，他的《新生诗草》却进展神速。由于把新生的概念延伸到获赦以后，他把近期的诗作也全部录入，只是有些诗作他写得很痛苦，录入时也很沉重。黄维走了，方靖走了，郑庭笈走了，沈醉和邱行湘也走了，而后面三位居然是同一年去世的。遵照沈醉的遗愿，他的遗体还捐给了北京医院做科研用。

文强在《悼郑庭笈老友》里写道：

一门三杰将星沉，寿逾长春九十龄。

声若洪钟叩天府，心如秋月照琼林。

文昌彪虎英名显，黄埔蛟龙海宇钦。

大节不亏腾盛誉，荣哀国爱故园心。

在《吊沈醉老友》里写道：

好友云亡泪滴胸，骑鲸羽化近春终。

一生大志申无恨，两岸知音失友鸿。

犹记英年君最少，敢云成就亦先锋。

人生道上无年序，留取丹心报国忠。

写着写着，文强终于写不动了。写不动的时候，他觉得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做对了的事情要坚持，做错的事情要改正，那么，耄耋之年的文强到底做错了什么呢？用他写进《自传》里的话说，“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于是，为了改正错误，文强选择了离婚。离婚的理由，除了性格不合、无法交流，他还告诉别人这样的事：“蒋纬国来信，说你过九十大寿，我寄了一千元美金，你收到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事啊！还有我的一些部下给我祝寿的赠礼，她都没收了。我就装作不晓得。”离婚之后的文强，竟有了获赦的感觉，他逢人便说，我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

当然，这还不是文强最好的感觉。那日，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十个战犯的事情。说杜聿明宅心仁厚，脱胎换骨，至真至诚；说黄维刚直倔强，军人本色，但命运多舛；说王耀武谨小慎微，却又大起大落；说李仙洲年龄最长，但性情最暴，不懂处世哲学；说宋希濂仪表堂堂，好看不好使，只学用兵，不会打仗；说廖耀湘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文革”中被红卫兵抽了一鞭，便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说沈醉滥杀无辜，却又菩萨心肠，难怪著作等身；说陈长捷儒将风范，但遭遇最惨，“文革”中先把老婆杀掉，然后拔刀自刎；说邱行湘身材矮小，力大无穷，只适合摔跤，不适合打仗；最后说到文强，说他诗杰侠义，秋水文章，虽然经历特殊，但是性灵普通，一个善良的老人而已。文强最好的感觉便来自对他评价的最后那句话。他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依据是什么，但十个战犯的结局，一个一个看下来，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自己，因为至少自己还活着。他在《自传》里不无欣慰地说：“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我现在活到九十多岁了，还在活！所以2000年世界老人节的时候，我很高兴《北京青年报》给了我一个‘世纪老人’的称号，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还到人民大会堂领了奖。”

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文强去了文史专员办公室，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去那里看上最后一眼。依然是青石台阶，琉璃瓦飞檐。他缓缓走进机关大门，来到院坝中间的葡萄架下。干枯的佝偻的藤子，不晓得什么时候又冒出了新枝。枝头嫩绿的叶片，厚厚的，毛茸茸的，用手托一托，还沉甸甸的。太阳升得老高了，叶片上不会沾有露水，借着透出枝叶的光芒，他看见渗透到叶肉和筋茎里的生命的流动了。办公室的大门没有上锁，那是为他一个人敞开的。当文强走进去的时候，突然想起全国政协会上结识的朋友艾青。艾青送给他一本诗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一个句子，于是想到自己走了以后，这座作为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房子，也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但是，那不要紧，正如同这个句子所云：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

2012.12.12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