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纸可以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两张纸可以把四个人连在一起，要把八条胡同的人们都连在一起，其实只消一块青砖墙壁。但是，自从《新生园地》创刊以来，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李仙洲的名字。

这当然事出有因。

李仙洲是个孤独者。他走到哪里，哪里只能出现他的影子。就是走到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面前，比方说看宋希濂下棋，看杜聿明裁衣，他也绝不笑它几声，说它几句。久而久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成了一个可怜的哑巴老头子。和所有的哑巴一样，李仙洲的话埋在心里头。就在《新生园地》创刊不久，某次看完电影回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话。大意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是人和人打仗。既然如此，为什么银幕上的国民党军官一个个不是像猪就是像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就是日本投降后也打了三年之久。既然如此，为什么银幕上的共产党军队，一次冲锋就可以结束战斗？李仙洲的笔记本本来放在枕头下面，结果被他的组长送到孙副处长的案头。当孙副处长亲手交回笔记本，然后走出丙字胡同的时候，李仙洲第一次想说话，却又偏偏说不出口。他简直没有想到，管理处负责人竟建议他把“电影观后”送到《新生园地》发表，而且，“今后还可以继续写写看完电影的感想”。

以上两点意见，李仙洲都照办了。他在办第一件事的时候，想到了他的组长。办第二件事的时候，想到了孙副处长。

功德林平均每周放一次电影，李仙洲则平均每周写一篇“观后”。文章褒贬是否恰当，我们不去管它，反正他在文艺专栏里不仅独占一隅，而且独树一帜，成为功德林蜚声文坛的专栏作家。文强在李仙洲自诩的三德（得）——吃得、睡得、拉得——之后，又加上一德，称之为“写得”。这位令人嫉妒的哑巴老头子则大笑不已，连连点头说：“我不要三从，我要四德（得）！”

《新生园地》把国民党将军们集合在八角楼下，有没有一个时刻，戊字胡同里会出现他们携手并肩的队列？

有的，由进取心产生的快乐与痛苦，常常突出地显露在某一个具体的天日当中。就拿过年来说吧。每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功德林的生活都要发生若干微妙的变化。明显的特征是，战犯们都穿着异常干净的衣服，活动在先前的领域里。只不过这时坐着的人不多，他们喜欢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擦肩而过，点头致意。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哪怕是最讲究、最时髦的穿戴，在朝夕相处的人的眼里，并不能产生多大的魅力，绝不可能像乡下人在大年初一那样，通过穿红挂绿的衣着，到拥挤的集市上去挣得自己的体面。然而他们毕竟愿意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谁都知道，但是谁也不告诉谁。倘若有人提议，与其沉浸在思念的苦海，倒不如登上寄托的陆地，那么，立刻有一支来自八条胡同的人马，神速地集结在戊字胡同走廊西侧，为着整个功德林，为着全体国民党将军，精心制作一套最昂贵的新衣。

这年春节的《新生园地》是这样诞生的。

第一个手握画笔的是郭一予。他号称“六一居士”：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航校一期、高教班一期、庐山训练团一期、中央训练团一期、陆大特别班一期。但是，这并不是他手握画笔的资历。毛泽东当年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时，他任这所学校的图画教师。所以，在今日之功德林，他出任了《新生园地》美术编辑。

现在要夺过画笔的是邱行湘和文强。他们事前已有商量，所以理由完全一致：“你画插图的机会多着呢，让我们这次练练笔吧。”郭一予没有同意：“过年不比平日，要是画得不好，大家会骂我的。”

此时走来了庞镜塘：“面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应该让他们表表自己的心意。”郭一子同意了。庞镜塘没有离去：“我来画刊头，我已经构思几天了。”郭一子坚决反对：“你画？你画的要得个屁！”邱行湘和文强一起道：“要不要得，可以先让他试一试。”

争执之中，宋希濂来了。他的话不多，就像信号弹较之手榴弹用场为少一样、他总是在发起行动的时刻发挥学习委员会委员的威力。他指定郭一予搞花边，杜聿明搞剪贴，曹天戈写标题。

成功了的刊头是这样一幅图画：一匹枣红色的奔马，马上坐着一个穿草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战士高举着红旗，红旗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五个黄字。刊头的左边是一幅国画，这是文强画的红梅，刊头的右边也是一幅国画，那是邱行湘画的牡丹……

印度婆罗门教认为，一个人体内有一个灵魂，在躯体死去时，它就像鸟出笼那样，飞进一个新的生命，或在天堂，或在地狱，或在这个地球上。功德林的生活的图画，显然违背了这个古老的教义，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躯体并未死去时，将这个躯体的灵魂与这个躯体的本身不知不觉地分开，置放到这个地球的另一个地方，比方说，心在壁头上——就像我们在《新生园地》两侧看见的由红纸剪成的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一样，而人在土地上——就像昔日的战场已经种上庄稼，今日的荒地正需要耕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