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中以前，功德林只有黄维留着胡须。大集中以后，功德林出现了一支胡须队伍。来自武汉的刘嘉树、张淦、莫德宏等人，以清一色的胡须与黄维为伍；来自济南的庞镜塘，亦以总共不到三十六根的胡须进入“美髯公”之林。

胡须本来可以增添将军的威风，可是在这里，胡须基本上失去了装饰的意义。如果说它并不是多余的，那么它的作用不在外表而在内心。

大集中的时候，庞镜塘伸出手来与旧友相见，可是他的旧友却缩回手去问一声：“你是谁？”庞镜塘捋着胡须自通大名之后，笑着补上一句：“和过去一模一样的庞镜塘。”旧友们劝他把胡须剃了算了——照规矩犯人是要剃光头的——能够留下头发就算不错了，何必得寸进尺？庞镜塘摇着双手道：“不能剃，不能剃！”他在公开场合解释说，他怀念他的妻子（庞妻在台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发誓不见妻子不剃须；他在私下场合吐露说，他的胡须是吃国民党的饭长出来的，无事捋捋胡须，亦可聊以**。

庞镜塘留胡须的用意，虽然是他以后自己大胆暴露出来的，但是当时已引起他人的警惕。宋希濂分析说，开初他仅以为胡须意味颓唐，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十倍：胡须是联结国民党的纽带，是对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红缨。辛亥革命之所以要剪掉辫子，就在于去除旧时代的赘疣。因此，宋希濂认为，国民党战犯在脱胎换骨之前，必须先把皮肉打扫干净

宋希濂在功德林发起了一个斗胡须运动。斗争的目标当然不只是庞镜塘的那把胡须。实际上庞镜塘的胡须并不多，而且剃得最快，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胡须仅仅是宋希濂手中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究竟系在谁的胡须上，目下人们尚不得知。

刘嘉树这段时间没有心思打桥牌。他的胡须无疑增加了他头部的重量。此时他正用双手托住脑袋横躺在大通铺上。他先想起一幕：1949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和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以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召集幕僚商谈和平起义，作为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的刘嘉树首先质问程潜：“颂公（程潜的号为颂云），你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程潜回答道：“我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把我烧成灰，我还是国民党！”刘嘉树然后说：“我也是国民党，我决不向共产党投降！”他后想起另一幕：迨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程潜的态度很快就变了。他一方面在《湖南日报》上公开对国民党提出警告：“纯重自我，不顾大众的行为，不仅徒劳。而且千夫所指，势必自焚！”一方面私下对刘嘉树等幕僚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代替国民党的组织，才能号召群众应付时变。”……刘嘉树此时把枕头垫高一点儿，暗自思忖道，为了应付时变，程潜可以不顾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脸面，本人又何必怜惜自己的那把胡须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长胡须可有可无。就这样，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刘嘉树从大通铺上一跃而起，先将胡须断然刮完，后将头发全然剃光。

黄维的须发又长又黑。医书云：“发是血之余。”黄维一变病夫为健将，他不能不为他那心脏之外的躯壳——保卫灵魂的碉堡——的强大的抗力，常常发出由衷的掩蔽在胡须里的微笑。黄维曾像农民关注禾苗一样关注着自己胡须的生长，可是自从他那块军人的土地上，硝烟散去，仙雾飘来，不偏不倚落下一部永动机之后，他就不愿意为浇灌胡须而耗费汗水和心血了。捋捋胡须，现在已经变为黄维的业余爱好。就在庞镜塘、刘嘉树、张淦、莫德宏等人剃掉胡须之后，在众人眼看着宋希濂的导火线即将引向黄维的腮部之时，黄维又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了两个小时。他没有听见导火线燃烧的声音，他听见了“黄维永动机”在正常运转中突然卡壳的声音。在已经完成的那份关于原理的说明书中，黄维觉得Q=0的理由并没有完全说明。是哪一方面出了毛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黄维跌入这种一时无法结束的困惑的思考之中时，宋希濂指名点姓一声大喝，使黄维在新的发现面前站住了。他听说女工的长辫子常常被绞进齿轮里去而影响机器正常运转，那么他是不是在克服摩擦力方面欠缺思考呢？黄维思考的结论，永远是他行动的纲领。他发现他的长胡须业已成为女工的长辫子，于是毅然忍痛割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一把一尺五寸长的胡须，连同系在上面的那一条一尺五寸宽的思路。

其实，当年的国民党战场是宽广的，所以功德林将军们的思路也应该是宽广的。只要不戴上有色眼镜（胡须剃不剃倒无所谓）去参加昔日战场的巡礼，他们尽可以从1894年的兴中会、1905年的同盟会、1912年的国民党、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三年内战中的国民党，作一次有章节的思索。

当然，在逾越心理鸿沟的战场上，他们也可能遇见似乎不可逾越的山冈——在进入国民党抗战战场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愿意再留长胡须，但是也没有人愿意从这个山冈侧面迂回过去——譬如他们在交罪时，三年内战之页，落笔为“本犯”；八年抗战之页，落笔为“本人”。

如果说，国民党战犯现在集结在一座有待开发的山冈之下，那么，他们将会看到一柄共产党特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山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