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作为一个生活的集体，包容了生活的全部。人们往往强调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那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能够满足需要的结果。此间的情况正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强调精神生活的人，是为了别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保持平衡。

此刻，功德林大礼堂灯火辉煌——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各自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正在举行文娱联欢晚会。

日本战犯的节目显然比中国战犯的要精彩得多。他们演出了成套的日本戏剧、分类的日本歌舞。邱行湘最感兴趣的是日本人跳的《大头舞》。台上，一排日本人赤着膊，下身只穿着裤衩，面孔被油彩染得黢黑，**的、白白的肚皮上，画着比原形大几倍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眯着眼睛看，真像是一列没有脖子、胸脯和肚子的大头人。“大头人”们忽而朝东，忽而朝西，忽而挥拳，忽而击掌，动作敏捷，势态磅礴，快时如雨，慢时如云，最后在一片震动屋瓦的呐喊声中，《大头舞》戛然而止。台下报以爆炸般的掌声。

邱行湘看得眼花缭乱，他对演出归来的那位北平宪兵队头目上村赞不绝口。他告诉上村说，《大头舞》着实好看，可惜看不出个名堂来。上村笑着告诉他，《大头舞》虽然是日本岛上的民族舞蹈，但渊源还在中国。这位“中国通”有根有据地说，中国东周时期的《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一个关于刑天的故事。说的是刑天欲与天帝“争神”，天帝断了他的头，葬在常果之山，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要和天帝继续战斗，一决雌雄。上村认为，这就讴歌了中国人对强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上村说完，坦然一笑，拍拍邱行湘的肩膀说：“你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面前充过强者，喏，真正的强者是他们。”

不久，功德林的日本战犯分别被转去太原和抚顺。当邱行湘看到日本战犯临行依依，不少人举袖拭泪，上村五岁的大儿子向功德林的管理员挥动小手，叫声“叔叔再见”时，他懂得了“强者”的全部含义。

然而，邱行湘并不知道，日本战犯并不知道，功德林的管理员们曾经是“弱者”，弱得春夏秋冬，眼角上从没有干过泪水。

就拿这位刘管理员来说吧。他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日本军队在河北大扫**时期，集中驻扎在衡水县的几个村庄里。刘管理员的家乡，就是这几个村庄中的一个。日本军队在村庄里烧杀抢**，无恶不作。就在快要撤走的一个晚上，日本军队通知全村的老百姓在村头集合，说是抓到几十个八路军，要当众枪毙。刘管理员的父亲和母亲被赶到村头，和全村的男女老少站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几十个壮年人和青年人被押进了中间燃着一堆柴的圈子里，双脚还未站稳，日本士兵就在一个挥舞着马刀的日本军官的指挥下，用重机枪向圈子里的人群扫射。几十个无辜的中国人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鲜血——在火光中冒烟的鲜血，流到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跟前：尸体——尚有温度的尸体，倒在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身上。她当场就吓晕了。几天以后，她死在日本人还未烧尽的半边芦席上。而刘管理员的父亲的左腿，也在那天晚上被日本人的子弹打穿几个眼。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1945年日军尚未投降之前，刚满十五岁就参加八路军的原因。他是为亲人报仇而加入共产党的，而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像亲人那样去照料好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的家庭，像千万个农民家庭一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着地主阶级的深重的剥削与压迫。他家兄妹六个，卖掉了两个姐姐，二哥送人，弟弟饿死。他从六岁起就开始为地主干活，干了整整八年，他所得到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条遮不住屁股的裤子和两处碗口大的伤疤。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他英勇参加人民解放战争的原因。他是为解放自己而加入共产党的，而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去解放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忍住了。

早在井陉河畔，训练班负责人姚处长等同志就告诉了他关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的最后的那句话：“历来的科学家都是这样或那样去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姚外长在他最初一见到国民党战犯就分外眼红的时候，又告诉他，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共产党人的双肩。共产党人在战场消灭国民党军队，这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在监狱改造国民党战犯，这是改造世界的又一部分

刘管理员听懂了。他在自己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

他为了最后解放自己，首先背地里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然后带着微笑走在功德林的胡同中间。他的情感是真挚的、朴实的，他不会装哭，也不会装笑。他与生活在旧社会的农民哭在一起，与生活在新中国的国民党战犯笑在一道。他和他的领导与同事，以诚实和正直显露出共产党人的人格，体现出共产党的政策，用以启迪本阶级的敌人的与身躯同时存在的性灵，用以攻克战场上哪怕是一百万发炮弹也无法摧毁的堡垒。

国民党战犯之所以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那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世界上第一流的人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