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说：“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那么，怎样做一流的教育家呢？就这个话题，结合陶行知的生平事迹，谈一谈笔者的看法。

首先是应立志。

要做一流的教育家，首先要立志，立宏伟大志。古人说：有其志必成其事。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家、首先就在于他少小立志，拯救中华，“为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陶行知的人生志向并非生而就定，而是因时而生，依势而更。管窥其求学历程，便可从中得到印证。

陶行知的人生志向，大体经历了如下四次阶段性的变更。

一是医药救国。与孙中山、鲁迅等名人一样，少年陶行知开始确立的人生志向便是行医，救死扶伤。他17岁毕业于徽州崇一学堂之后，便赴杭州投考广济医学院。促使他发愿发医的直接动因是其姐的幼殇以及家乡缺医少药的现状。此时的他将满腔报国之志化作做拯救世人肉体苦痛的良医的人生志向。

二是文学救国。陶行知在广济医学堂就读的时间不长，即因受到歧视而愤然退学回乡。在家苦学英语半年后，又于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就读。此时他的兴趣开始朝文学定向。尤其是通过学报《金陵光》的编辑及作品的陆续见诸报端。更日益坚定了他以文学刷新国民精神风貌的人生志向。

三是政治救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催生了陶行知政治救国的梦想。他不仅回乡参加了屯溪阳湖余家庄起义，而且还担任徽州议会秘书达半年之长。其后，政治救国的理想不断加强。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就蕴涵着“非共和之不足救国”的思想强光，并把赴美伊利诺斯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寻求政治救国之道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

四是教育救国。陶行知留学美国后，深感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富强，深受进步教育运动的熏陶和影响，深切认识到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及力量，便开始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在1915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毅然选择美国的教育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他获取“更高级学位（博士）”的理想之场。入读该校后，他曾明确地表露了这种教育救国的志向：“我的毕业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因此，“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便奠定了他留美归国时的人生志向。陶行知一旦立下平生志，就“壮志未酬臣不休”。纵观他的人生之旅，依其学术水平、自身条件、管理才能、个人际遇来看，无论走上“红道”“黄道”，都有可能取得辉煌成就，“高官厚禄”“衣食无忧”。但他不为名利所引诱，不为权势所左右，对于种种“红道”“黄道”均不屑一顾，而是埋头走自己的“正道”——“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探获生路”，“不做政客教育家”，终生甘为孺子牛。

陶行知在人生道路上已经历了四次推却。

一是坚辞大学教授之教职。陶行知是民国初期的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完全有条件在大学终生从教。然而这位留洋多年的大学教授，身居教育高层的知名人物，毅然决然放弃每月500大洋的优裕生活，脱下西装革履，穿上草鞋布衣，离开都市，走进乡村，投身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

二是婉拒大学校长之高职。陶行知在大学当过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相当于今日的院）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等职。凭自身条件，当个大学校长理所当然。事实上，1924底，北京政府教育部就聘请他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这一高职，他婉言谢辞。1928年他的母校金陵大学又有聘他为校长之美意，他又婉转推辞，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教育阵地，甘于清贫，乐为人梯。

三是推脱教育厅长之官职。陶行知学教育出身，且富管理才能，担任教育厅长之官职，定能胜任。事实上，他的行政才能早已为当政者所闻。1927年，冯玉祥将军就诚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之官职，他推却不就。时任皖省主席的李宗仁邀请他回安徽做教育厅长，被他推脱。试想一般读书之人逢此机运，莫不趋之若鹜，而陶行知则嗤之以鼻，一笑了之，“这又是何等的魄力！”

四是谢辞总干事之要职。以陶行知的条件和才干，向右转而亲近现实政权，官居要职，不仅可能而且可以实现。1938年10月间，他赴亚、非、欧、美宣传抗日归来，即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出席蒋夫人宋美龄为其主持的接风宴，还与蒋夫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深谈”。宋美龄再三要求他留下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之要职。这对“政客教育家”来说无疑是绝大喜事，然而陶行知却不趋炎附势，他用极其真诚坦率而又巧妙的方式予以谢辞，依然以“回国三愿”作为自己归国后事业的寄托和最大的志愿！

透过陶行知人生志向的四次抉择和人生际遇的四次推却，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为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人生志向是何等高远，矢志献身教育的意志是何等坚强！这正是陶行知作为“一流的教育家”不同于其他教育家的感人之处，这也正是陶行知作为“人民教育家”的本色所在。

其次是立功。

做“一流的教育家”，既要立宏伟之志，又要立显赫之功。古人曰：志不立则无以立功。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家，就在于他不仅有献身教育之志，而且有投身教育之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寻觅曙光”“不做书生的教育家”。

陶行知一生曾经发起七大教育运动。

一是发动平民教育运动。对于平民教育，陶行知界定为“平常人民的教育”，要用最少时间，最少经费，教导年长失学之人读书学文化、爱国做主人。1920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组织学生到附近平民社会中推行平民识字活动，这是他在实践上迈向平民教育的第一步。1923年6月，在参观浙江嘉兴等地的平民教育之后，陶行知开始全力投入平民教育事业，并在平民教育运动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贡献：创造推行“平民读书处”，作为平民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编辑出版《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教育的课程教材；发明推广“连环教学法”，扩大充实平民教育师资。

二是推行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力倡对乡村教育进行彻底改造，走向一条生路，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社会改造的精神。为此，他先后组织了乡村教育同志会、乡村教育研究会、民众教育研究会，创设了《乡教丛讯》、《乡村教师》周刊，并创办了晓庄学校。

三是开展普及教育运动。争取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是陶行知一生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毕生从事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中心。在开展普及教育运动中，他把重点放在农村，进行“全国财力总动员”，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普及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四是发起国难教育运动。1931年到1935年，是陶行知推行国难教育运动时期，他以教育为武器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国难教育的提出。正是他多年来倡导救亡的大众教育的合理发展，旨在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五是投身战时教育运动。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陶行知把“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把学堂变成战场和把战场变成学堂，创办了《战时教育》旬刊，发展壮大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在香港设立了中华业余补习学校，使战时教育成为随战事进展而产生的特殊生活。

六是从事全面教育运动。陶行知认为，全面教育即全面发展的教育，通过心、脑、手并用，实现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通过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实现教育内容的全面展开；通过把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构成和谐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七是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实现教育民主化，是陶行知几十年来立足于教育事业孜孜追寻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他自身民主资质长期汇集凝淀的客观反映。他认为民主教育之目的就是“教育为公”，进而实现“天下为公”的民主政治。

四大领域。

一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学校”这一基本原理之具体运用，使受教育的覆盖面迅速扩大。他在社会上创办了昆明学校、笑山平民读书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等各种方便人民大众及其子弟的学习场所，运用社会力量，推动教育事业之发展，给旧的学校观和教育观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有力配合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二是师范教育。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惟其为此，他终生致力于师范教育，并亲自创办和主持了晓庄师范，堪称中国提倡乡村师范教育第一人。他在师范教育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大力推行“艺友制”。

三是特殊教育。陶行知认为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应该进行特殊教育，为此，他创办了育才学校，专门收容有才能的难童入学。他力倡对特殊才能应注意从小发现，及时培养，在集体生活中和普通教育的基础上实施全面发展的特殊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培养创造能力和自学能力，充分发展其主观能动性，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密切配合下，共同推动特殊教育之发展。

四是成人教育。陶行知通过提出“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的主张，把成人教育的地位提高到了“终生教育”的高度，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民和劳动者。他切合成人自身的物质利益，采用适合成人教育特点的教育方法，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他主持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中华业余补习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直接推动了成人教育的发展。

再次是立言。

做“一流的教育家”，仅立显赫之功还不够，还要立传世之言。陶行知会通古今，学贯中西，述而且作。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家，就在于他“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为中国教育实践进行理性思考，“不做经验的教育家”。

陶行知自幼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学造诣颇深：读中学时开始接触西学，后负笈游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教育大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这种博采古今，融汇中西的知识结构，使他能高瞻远瞩，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端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回国后他站在教育改革前沿，以扎实渊博的理论素养和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为建立中国的新教育，另辟蹊径，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从其留下来的洋洋五百万言的皇皇巨著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为中国教育实践所进行的理性思考。

陶行知立足国情，既反对“沿袭陈法”，又反对“仪型他国”，他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六大理论。

一是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其三大基本原理。陶行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构建新的教育体系，将学校教育的范畴横向延伸，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主张把整个社会作为学校，整个生活作为教育，强调学校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反对脱离生活实际，击中了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要害。并对旧教育的性质、目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以及时限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革新，彻底改造了旧的学校观和教育观，引起了教学方法的根本变革；生活教育在其理论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其他理论和主张的基础。

二是民主教育。反对教育脱离大众，仅为少数统治者服务，坚持教育必须属于人民、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幸福。倡导教育为公、机会均等。提出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方法、原则以及新型的课程观、师生观、管理观。民主教育作为一种根本的指导思想，贯穿于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全部理论之中。

三是全民教育。针对国弱民贫的现实，陶行知提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治愚与治穷相结合的全民教育理论。其内容涉及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女子教育、幼儿教育、民族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涵盖了不同层面、不同区域和不同性质的教育。他曾说“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全民教育正是一种消除不平等的立体途径，民主教育也只有通过全民教育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四是全面教育。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陶行知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即教育要培养的是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具有创造精神的人。要求“心、手、脑”并用，真、善、美合一。全面教育是针对教育对象个体而言，属微观层面。

五是全程教育（终身教育）。生活教育强调人的全程教育，不断学习，认为教育必须贯穿人生的始终，主张不同阶段的教育应从纵的方面相互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系列。陶行知在世界上最早明确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它的实施，使民主教育从全面普及走向立体普及成为可能，是一种“大教育观”。

六是创造教育。陶行知早在20世纪头10年末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就把“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作为不同于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和经验的教育家的第一流教育家的特征。提倡做“创造的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先后发表《创造的教育》《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宣言》和《创造年献诗》等，指出教育者“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他的创造教育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发掘和运用。六大理论的提出，表明了陶行知开辟新理的探索独具特色，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

陶行知教育思想还具有下述四种特征。

一是实践性。陶行知教育理论是适应时代和民众实际需要，以社会实践为依归的理论。其著名的“教学做合一”就是一种实践教学法，反对传统教育的“三脱离”，主张学与用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二是民主性。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教育”。其理论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为广大民众服务的理论，同时，该理论尊重儿童，重视受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主张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强**师与学生共甘苦，做民众之公仆，具有鲜明的民主性。

三是科学性。其全面教育理论和全程教育（终身教育）理论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合乎教育发展规律，充满了科学性。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四是民族性。陶行知曾说：“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其理论是植根于中国土壤，根据中国国情对中外教育学说进行改造创新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为民族解放、祖国富强服务的理论，具有突出的民族性。

最后是立德。

立志是立功的动力，立功是立言的前提，立德是立言的基石。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这是他不断进取、开拓创造的内在动力。

陶行知具有难得的四大品质。

一是诚实。诚实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是个人对待学习、生活、工作、他人及自己态度的道德基础。陶行知不仅待人真诚，而且做事笃实，也就是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陶行知曾以荷花自喻“但开君子花，留芳千万年”，为了教育学生诚实无欺，冰心玉质，他将育才学校的水池命名为“周子池”。

二是无私。陶行知不仅公德高尚，而且私德廉洁。他信奉孙中山的“大公无私”，不计个人之得失，不营个人之私利。凭他的学历、才气和名望，他完全可以衣食无忧，然而他却放弃“五百元大洋一月”的优厚待遇。他多次出国募捐，却从不中饱私囊，而是无私地捐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三是自信。自信是相信自己的思想、道德、能力的心理状态，是取得最终成功的有利心理条件。没有自信，就会“怕难、怕苦、怕孤、怕死”，就会“埋没了一生”；有了自信，就会“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正是这种强烈的自信，使得陶行知在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探获生路的坎坷曲折的人生之途上，“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

四是刚毅。刚毅也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品质，陶行知的刚毅品质主要表现在他的“大丈夫精神”上，“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正是这种刚毅使他四拒名利的**，不为权势所左右，“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人民奋斗者，血写人民史诗”。

不仅如此，陶行知还具有五种精神。

一是博爱精神。陶行知的博爱精神，首先体现在他的爱国精神上，“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他认为“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爱国必须爱民，由此他以“爱满天下”的精神，爱学生、爱平民、爱工人，“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从爱国爱民出发，他爱教育，决心一辈子献身教育，立志要用教育来救国救民，他更爱“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由此他成为一个“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二是奉献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陶行知献身精神的生动体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身，愿为农民“烧心香”，愿为工农子弟，“甘做骆驼”。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不顾劳累，奔波海外，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支援。回国后又不顾危险，抨击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呼吁和平，为中国的民族命运、民主进步和教育改革付出了毕生精力。

三是求真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为人与教人的终极旨趣。他一生求真，求真善美，反假恶丑，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重真才实能，不浪得虚名。他不仅政治上求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而且思想认识上也求真，“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在教育上，他通过调查、研究、实验等真功夫来验证教育理论和实践，从而提出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理论。

四是务实精神。陶行知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务实的作风和实干的行动。他从不讲空话，为虚事，搭花架子，搞形式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他根据中国教育的实际，适时地提出并实施的七大教育运动，即是他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

五是创造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陶行知的创造精神。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实践试验着手，创造了一整套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核心的教育理论；他开拓性地创办了一批内容与形式全新、多层次、多轨制、多形式的幼儿园、中小学、师范、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他从办学的指导思想、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材和教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为中国教育创造了一批新的典型；他不仅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探获了一条新路，而且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开拓和创造精神的人才。就连他那别具一格的大众诗，也是具有独特陶味的创造。

上述五种精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博爱精神和奉献精神是基石，求真精神是核心，务实精神是根本，创造精神是灵魂。这五种精神，构筑了陶行知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诸多领域进行开拓和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一个教育工作者，既要志存高远，又要求真务实；既要总揽全局，又要细处入手；既要德正学高，又要自强弘毅；既要富有创见，又要勤于实践；既要善于借鉴，又要勇于创造；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眼全球。简言之，既立志立德，又立功立言，方才可能成为一流的教育家。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每位教育工作者或准教师应该牢牢铭记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