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虽然表面看是更虚的,不像粮食、衣服、房子那么实在。但是,从其效果看,心理世界中的各种理念却实实在在对社会形态、对生活、对历史产生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中国,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所普遍具有的一些理念。在这些理念中,有一个理念是格外重要的,那就是“大一统”。

一

大一统的“大”,其原意倒并不是“大小”的大,而是“看重”“重视”的意思。大一统,意思就是看重“一统”。“一统”的“一”,意思是“一致”“归于一”的意思,也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东西,作为一切的标准和依归。“统”的本义是指“始”,也就是最初的状态,我个人认为同时“统”也是让一切归于“一”的方式。“统一”,就是“一统”的方式和手段,“一统”就是“统一”的结果。“大一统”的理念,通俗地说,就是“应该有个统一的东西,让我们有所依归”。

这个愿望,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人有,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也都有。一个人心中没有一个根本的,作为一切的依归的基本价值和标准,这个人的心理就会混乱,就会没有安全感。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没有基本价值和标准,这个群体就会混乱而没有秩序。不过,中国人对“一统”的心理需要,比其他民族好像要大得多,涉及的层面也要更多。这使得中国人表现出了一些和其他民族的人不同的心理特点。

比如,中国人迷恋国家领土地域的广大,迷恋“大中国”,喜欢“国家统一”,就是“大一统”心理的一种表现。看重“统一”,就对“一统”的大片地域有非常积极的情绪——当人们说起“大中国”的时候,主要的情绪就是“骄傲”和“自豪”。我们不能想象中国人说“小中国”时也会这样,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已经不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了,而是一种非常值得骄傲的“中国”的品质。这一点估计俄罗斯和我们比较类似,但是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虽然地域也不小,但是似乎对国土面积大小并不是这样地在意。而且中国人觉得,地域大也就代表着“强大”。前一段在看过《大汉天子》电视剧后,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心态,就是那种“大中国”的心态。

因此,中国人最不能容忍分裂祖国,而最重视统一中国。因此,对于那些一统天下的帝王,总体上会有更积极的评价,而对那些偏安一隅的人物则较为轻视。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有一些人建议“联省自治”,让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联邦制的国家,但是这个思想成不了主流,最终中国还是走向了“一统天下”。

再如在“大一统”的观念影响之下,中国人也比较重视思想的“正统”,甚至“思想的统一”,对异端比较排斥。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的“从众心理”相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要强很多。我想,这也许也是“大一统”带来的一个影响。中国人不大懂得如何让不同的思想并行不悖。而有权势者,则更会以权力的高压去“统一思想”,从而带来恶果。

而比如现在的美国,对“正统思想”似乎就不是那么在意,而比较强调多元化,因此使得他们的性格和中国人有所不同。

二

那么,中国人这种对“大一统”理念的偏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远古人们的心理,我们现在无法考证了。不过“大一统”思想在诸子百家中的源流还可以找到线索。

“大一统”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作者是个儒家人物,传说是子夏的弟子。而这个词也是在他解释孔子的《春秋》时,所首创使用的。孔子在编写历史的时候,纪年用“王正月”。公羊传中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具体在这里,大一统指的是纪年上的统一。因为当时各国用的日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孔子用周王室的日历作为纪年的标准。就好比我们有农历即“阴历”也有西方的“阳历”,最后我们决定用来源于西方的“阳历”作为纪年一样。所以孔子所做的事情是“统一日历”。

但是孔子并不仅仅是统一日历而已:统一使用一个日历当然更方便,但是使用谁的日历却有不同,一般来说用谁的日历代表谁更有权威性。所以孔子要使用周王室的纪年,以强调周王室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做产品的不如做品牌,做品牌不如做标准。因此,孔子的这个纪年背后就是他的一种基本思想,要统一在周王室的标准下。因此,孔子做的事情是在日历的技术层面上“一统”,而目的是在宣扬政治层面的“一统”。

孔子看重“一统”,是因为他非常重视社会秩序。而在任何层面、任何领域要维护秩序,大家就不能够各行其是,而应该在某些基础上是统一的。比如,市场上大家去买卖东西,就必须共同使用一个重量的标准,不能你说一斤是十六两我说是十两,而他说“我比较喜欢一斤分成十二两”。学术研究中,术语的意义要尽量清楚一致。不能你说织女星是银河边上的一个大星,而我说“我喜欢把那个每个月盈虚变化的,地球的卫星叫作织女星”。而孔子的一统最重视的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层面,他认为社会要有秩序,还需要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也统一,这个统一的价值观应当是天下人都尊王,而王则替天行道、抚养万民等。

三

当有种种不同的各个团体相遇并开始交流后,为了秩序总是需要某些“一统”,在历法、度量衡、文字等各方面的“一统”,中国人都没有太明显的异议。因此,在秦帝国最后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之后,大家也都自然接受了。即使是秦被推翻,六国之后人也并没有号召“恢复各国的文字写法”。当然,也有所保留。文字虽然统一,但是口语的方言和发音被保留了差异性。

对于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一”,这一点诸子百家也都没有异议。儒家说要“大一统”;墨家也提出“尚同”,法家提出不能“一家两贵”“一国两君”。只有庄子似乎没有强调“一”,他指出在价值观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从终极的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哪个是非是“绝对真理”。但这是因为庄子没有关注俗世间的生活。而关注世间生活的老子《道德经》就会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但是,除了度量衡、文字等,我们还应该在哪个层面统一?以谁的什么样子的标准去统一?这可就不容易得到共识了。大体上,统一的层面可以分为:天道层面的“一”,即天人合一以及人与道的同一;文化层面的“一”,也就是共同的文化价值;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的“一”,即政见和行为规范等;地理上的“一”,也就是统一的国家版图,还有刚刚说过的,各学派都认可的器物技术层面的“一”,如度量衡等。

儒家希望“一统”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天道或自然秩序的“一”,即所谓“天人合一”,也包括文化、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上的“一统”,即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一”,也就是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够以“仁爱”为本,以“礼义”为途径,以“君臣父子”相处之道为基础,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天道层面,儒家承认有“天”的准则。而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当然儒家希望能以儒家的标准去统一。但是儒家也并不需要大家绝对的“思想一致、行为相同”,更不赞赏一个全然专制的社会。儒家才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说法,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基本价值观应该是仁爱,但是怎么样才是仁爱,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见解。而政治上应该如何做,大家更是应该让贤人共同论议,但最后应有一个统一的决策者。

至于如何才能统一到儒家的价值观上,儒家的方式是靠“教化”。但在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利用政治权力的支持,让儒家思想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这使得思想上的多样性很受损害。

墨家虽然在具体的理念上和儒家相当不同,但是在希望社会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上,以及政治决策应当有统一的中心上,想法和儒家相似。为了获得良好的秩序,墨子提出“尚同”的理念:“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因此,墨家的“一统”也是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的统一。墨家后来消亡了,对社会核心文化的影响不大,我们没有实际看到墨家的“尚同”对社会的影响——但从我的角度,对此我也是感到很不安的。

法家是最重视现实政治的,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当然更是需要“一统”。他们所关注的最主要的是在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的统一。法家认为最重要的是权力要集中。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在思想上,法家也推崇绝对的统一。因此,他们会焚烧其他学派的书籍,废除私学,把学校完全变成政府的一个部门——“以吏为师”。

法家的到达“一统”的方式,是在权力的重压下,强制性地达到的一种统一。法家的态度基本是这样的:“你别和我说道理,就算你说的头头是道又如何。”因此,法家的传统,带来的是绝对的文化专制和绝对的独裁政治,贻害无穷。

道家的“一”则不同,道家的“一”是在天地之道的层面的“一”,如果我们把这也叫作统一,那是统一于“天地之道”,也就是只在最超越的层面去统一,而在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道家则给差异性留下了最大的空间。

政治地理上或国家版图上的统一,在儒家、墨家和道家都不是很强调。在儒家看来,其他民族的人只要接受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就可以和中国人一样看待。但在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人都比较重视政治地理上的统一。“一统江山”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上。因此,赵匡胤容不下江南的小朝,虽然那个小朝 对宋朝完全没有敌对性和危险。清朝皇帝也完全容不下台湾的郑成功,不仅因为郑成功和清朝敌对,也是因为他的存在妨碍了“一统天下”。而政权在地理上的统一,也被看成是其他方面大一统的条件。

四

和“大一统”有关的这些思想和理念,逐渐渗入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中。使得所有中国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对大一统的需求。

天道层面,它使得中国人有一种融合性。中国人非常容易接受那种“不同的宗教或思想,都是殊途同归”的想法。不像西方人会发动宗教战争,会排斥异教徒,中国人不会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佛教传入中国,在多数时候都没有什么阻力。皇帝也会很感兴趣,士大夫也会跑去参禅。其他宗教来到中国,也都没有受到什么打压。甚至在民间,你会看到同一个小庙中,可以同时供奉佛祖、耶稣、太上老君、关帝等各路神灵。中国人相信在天道的层面,所有的智者并不需要互相协调,就会有一种天然的统一性。

在文化领域,“大一统”却带来了对思想的禁锢。秦朝之后,统治层经过探索采用了董仲舒改造后的,更适应专制社会的一种新的儒家思想,并用法家的那种做法,借助权利把这个思想强加给了整个社会。如果孔子在后世重生,我估计他也会对此不满。因为孔子虽然很重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他不会喜欢文化也被政府垄断。思想的“大一统”,使得文化变得缺乏创新性。中国人的性格因此而变得保守,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因此增加了许多困难。中国学术更不敢质疑权威,更不敢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在科学进入中国后,中国人没能在科学中有更大的成就,也不能说和“大一统”的理念没有关系。当然,在文化领域大一统的理念也有好处,它强化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加强了文化的凝聚力,也让中国人有了一种归属感,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在政治领域,“大一统”理念不幸成了专制的工具。本来,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邦有道”。如果国王是无道的、甚至邪恶的,那么按照孟子的说法,我们就可以不承认他是一个合法的领袖,而可以把他看作“独夫国贼”。但是政治领域的中国,后来逐渐走向专制,于是中国人的“大一统”理念,就被用作了驯服中国人的工具,使得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没有自我意志。中国人因此更加从众;中国人不敢出头,相信“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敢和上级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以此有关。而那些有点权力的人,也因而会理直气壮地认为,所有自己的部下,都应该“在思想上和领导保持一致”。

在国家的领土统一方面,“大一统”理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皇帝渴望更大的权利,所以要一统天下。而百姓从一统天下中并不一定有直接的获益,但也是喜欢“天下一统”,是为什么呢?国家大或者小,和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百姓喜欢天下统一也包含心理因素——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大一统”的理念,所以国家疆域的扩大,就可以给民众带来自豪的感受,因此,大家喜欢国家统一。而且,不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一种心态:一统是理所当然应该的,而没有一统天下,各自割据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这种心态,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影响:例如,诸葛亮不甘心割据于蜀,六次出祁山,直到让自己积劳成疾而死去,就有这个心态的影响。再如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初,南唐的李后主对宋完全没有威胁和敌意。南唐对宋进贡、称臣,把自己不叫皇帝,而叫江南国主。但是赵匡胤还是要找机会去灭亡南唐。也是因为赵匡胤需要一统天下,不能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还有本文前面提到过了,民国时陈炯明等人提出联省自治,各省相对独立,建立一个类似联邦制的国家。但是这个做法相当不得人心,陈炯明也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了。直到今天,香港、澳门回归,我们欢欣鼓舞,而台湾省还不能和大陆统一,也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一个不解之结。

五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看“大一统”的理念时,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沿革,也不仅仅是它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包括这个理念所反映的人的心理特质。

从心理学看,人提出的思想、理念等,都会受到其内部心理特点的影响。比如,哲学家叔本华提出的哲学观很悲观,我相信这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本身就不幸福,使得他有点抑郁。尼采之所以有超人哲学,固然有时代的、哲学发展上的种种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实际上是个不成功,有些自卑的人。那么,中国那些倡导大一统理念的人,心理是什么样子的呢?接受了这个理念的那些中国人,心理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我们心理学家需要去回答的问题。

在人的心理世界中,“大一统”或其他类似的理念,都是和心理深层的一种“一体感”有关。

人的一生中,有两个阶段会最有一体感,一个是婴儿时期;一个是心理很成熟之后(往往是老年)。

婴儿期的一体感,是由于心理上并未分化。1岁不到的婴儿,不大能区分开哪些是外界世界,哪些是自己。他们玩自己脚趾头的时候,就好像在玩一个外界世界的玩具。而他们对妈妈的期望,就仿佛妈妈是自己的一部分(或自己是妈妈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妈妈应该了解自己的一切。这种一体感,是一种混沌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会让人感到很愉悦、很安全。

当儿童逐渐长大,就开始逐渐分化。他知道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他逐渐知道人心隔肚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因而有不同的观点。他逐渐学会,能从自己的视角看世界,也能尊重别人的不同视角。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成熟,但是一体感却逐渐减少了。

当一个人能有很好的独立自我的意识后,他开始学习和别人建立关系——儿童最早和妈妈之间虽然极为亲密,但那不能算是一种人际关系,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共生”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只有当他知道妈妈是妈妈,爸爸是爸爸,同学是同学,自己是自己之后,他才会建立人际的关系。这需要他尊重人和人的不同,又能在不同中找到大家相互联系的方法。

如果他的心理发展得很好,当他越来越成熟,他就越能和其他人,以及整个世界建立起联系。最后他会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和整个世界成为一体。他又有了很强的一体感。

最幼稚的婴儿的一体感,和最成熟的人的一体感,它们之间在一体的感受上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它们之间实际是很不同的。婴儿的一体感是未分化,成熟者的一体感是分化后的整合。有未分化一体感的婴儿,不懂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混沌的合一。这种一体感虽然会带来一些好的感觉,但是会忽视人和人的差异,也就抹杀了人的独立性。这样的人,要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么让别人的意志强加于自己,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最成熟的人,他们懂得自己,也懂得别人和自己不同,更懂得在有差异的人之间,可以建立关系——而建立关系的基础,是在更深层面的共同性。

六

一个团体或社会,也很类似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社会可以如同儿童,也可以如同成人。观察中国的诸子百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从心理特征方面去判定。我认为,从整体上看,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如同婴儿,他们有一种未分化的一体感。这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各学说中,那些和“一体感”有关的思想。这样说,并非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的贬低,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全人类的儿童期,像个婴儿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西方和中国有一个不同,西方当时占主导的思想家,心理发展的阶段比一般人要高,达到了“分化”的阶段。因此,从整体上说,西方的哲学家会教导大家如何独立,如何发展独立的自我。而中国的诸子百家中,道家以及儒家的创始者,心理成熟程度已经非常高,因此,他们懂得了那种成熟的“一体感”——有差异的人之间,在天地之道的基础上,以成熟的关系构成整体,因而带来一体感。“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种整体。

但道家和儒家过于超前,因此,多数人不能真正理解,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那种婴儿式的一体感,和道家以及儒家的最高境界混淆了。这样,反而使得他们的心理发展暂停于婴儿阶段——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婴儿心理的“大一统”。

法家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看到了人和人的差异,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差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意志,而这些自我意志又不相同,这使得当权者的意志受到了阻碍,于是他们通过压制别人,强行让国王或统治者的意志取代了其他一切人的意志。这种压迫,也使得绝大多数的心理无法成长,心理无法独立,只好像一个婴儿服从父母一样,绝对地服从统治者。而心理上未分化的中国人,刚好可以“让别人的意志强加于自己”。这也促使中国人的心理暂停于婴儿阶段。

大多数中国人的“大一统”心态,就是这样的心理特点的产物。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像孩子,而且像孩子依恋母亲一样依恋这个国家,如果他们都希望母亲和自己“一统”,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如果这个被当作母亲的当权者,实际上是个自私的女人,不把大家当子女看呢?我们需要正视“大一统”理念所带来的流弊,让“孩子”逐渐长大、独立,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和界限,然后再学习如何建立关系——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未来几百年的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