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也许最坏事

也许有些偶然,会改变历史的方向。

当然也许这偶然带来的改变,未必能改变历史的大势,也许历史绕了一圈还会走到那个偶然不发生也会去的地方。对于历史来说,这个偶然偏转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当时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来说,却不知道是多少血泪,多少悲欢。

那天,蔡元培偶然听说,张作霖正在和蒋介石谈东北易帜。

这个消息,好像是记者邵飘萍偶然得到的。

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军阀割据的状态。南方大体上是统一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实际上此政府中各派系斗争激烈。阎锡山占据山西,冯玉祥在其西北,张作霖则占据东三省,是实实在在的东北王。

而中国本身也是风雨飘摇,外国势力虎视眈眈,时时刻刻危机四伏。

要想抵御外敌的侵袭,首先要基本稳定内部,如果内乱不止,这个国家显然不可能抵御外敌而获得胜利。

因此,中央政府迫切希望能和张作霖握手言和,至少能让张作霖在名义上归属于中央。

张作霖

张作霖是个精明的人,东北的地盘当然不能拱手相让。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需要联合中央。张作霖起家时,其实日本人帮过他的忙。但是他也知道,日本对中国是有领土野心的,和日本人表面上再好,也必须提防他们的侵略。“汉奸”的帽子,他是不肯戴的。因此,他也有意在名义上归属中央政府,也就是所谓“易帜”,名义上算是归属中央管辖。这有点类似过去的土匪受招安,当然他东北王那可不是一般土匪,地位比过去的藩镇要高得多了。

我相信张作霖不会真的让渡权利,但是,至少名义上的易帜他和中央政府在谈判,而且大致上谈得差不多马上就成了。

本来这个事情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记者无孔不入,探听到了这个消息。

而记者把这个消息透露了,蔡元培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蔡元培疾恶如仇,对军阀张作霖素无好感。再加上张作霖曾经绞死李大钊,而李大钊是蔡元培心目中正直的学者。因此,当蔡元培听说,中央政府和北伐革命军不打算“消灭”张作霖这个土匪军阀,却和他议和,当然是极为不满。于是蔡元培带头抗议,和蔡元培先生一样的正义之士,无不义愤填膺。

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东北易帜的事情,就只好先放下了。张作霖本来计划,如果谈成了,就留在北京继续后面的事情,现在既然不成,那就还回东北吧。

但是他没有能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日本人的炸药把他炸死了。

如果不是偶然泄露消息,张作霖的易帜就能谈成,能谈成他就留在北京,留在北京就避开了皇姑屯的炸药。

如果张作霖不死,日本关东军就不敢轻易动手。假如他们真的动手,那么枪林弹雨中杀过来的张作霖绝不会和张学良一样放弃抵抗。他也绝不会舍得自己一生打下来的天下拱手送给日本人。张作霖早就说过,日本如果动手,他先截断出海口,然后以多打少,把关东军包围歼灭。如果张作霖拼命去打,日本也绝不会轻易得手,那么日本主战派也不会那么得势。如果是那样,日本也不会轻易挑起全面对华战争。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可以少很多的血雨腥风。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蔡元培是我非常尊敬的人,是个好人,但是好人未必懂得政治,他不懂得,政治有时候必须有所妥协。当时和蔡元培一起抗议中央和张作霖议和的其他文人们也是一样。

好人也许会误事。

其实,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明代就多次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南宋的屈辱议和,偏安一隅不思进取,都让士人们深恶痛绝。所以到了明代,士人有一种潮流,那就是绝对不能容忍议和。

因此,当明代遭遇外患的时候,议和永远不能成为一个选项。

如果皇帝想要议和,大臣和士子们必定群情激奋,极力抨击。因此,就算是崇祯皇帝走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去议和。

何止是议和,当崇祯皇帝发现内忧外患几乎不可收拾的时候,他曾经考虑过迁都南京。放弃部分国土,保住半壁江山。

一次崇祯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高人给他看了一个字:“有”。某善于解梦的大臣说,“有”这个字,是“大明”少了一半。崇祯又一次兴起迁都的念头。

其实如果他迁都,和后金之间,有了一个战略纵深,而且江南毕竟相对富饶,也许有可能保住半壁江山。

但是,他刚刚放出一些风来,就遭到了士人们的坚决反对。崇祯皇帝是一个顾名声的人,只好改口说迁都并不是自己的意思。

结果,都没有迁,但是国家亡了。清军入关,对汉人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城等高压措施。

这,也可以说是那些正义的士人们好心办了坏事吧。

为什么他们的好心,会办了坏事呢?

当然这种事情也许不只中国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应该相对比较多。原因和中国人的心理有关。

中国的士人阶层所受到的教育,是“希圣希贤”,也就是以成圣贤为目标的。而圣贤的标准是很高的,即使已经是贤人的曾参,还是需要每日三省吾身,天天反省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士人树立更高的道德标准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本来应当是精神世界中的自我修养的事情,而不应该用过高的标准去处理世俗世界的事情。在世俗世界,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素养,一般人还是要考虑很多现实的利害。有些文化中,意识到了要区分这两个领域“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而在中国,这个区分却并不清晰。

这就导致了人们会用一种道德上完美主义的态度,去要求那些处理世俗事务的人。士人们不愿意承认世俗事务处理时应有的妥协和不完美。他们会有一种绝对的规范来要求,而常常忽视了现实的可行性。

而且,完美需要承认,中国人的性格有不成熟的一面。自体心理学研究指出,心理不成熟的人的认知更容易是黑白分明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他们对“好”的对象有苛刻的要求,不能允许它有坏的地方,否则,就会导致理性化的破灭,因而带来暴怒。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明代的士人和民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妥协,而结果往往是他们只好接受那个“坏”的。

以史为鉴,也许我们需要改变,需要懂得不求那个完美的好,允许一定的妥协,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当然,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些中国人似乎没有这种“完美病”,他们很“识时务”,时常妥协到没有原则,这是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没有道德操守更不可取——好人有时会办坏事,坏人更经常办坏事。

成熟起来,找到合适的做事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