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滕大春先生

滕大春先生是我国教育界的老前辈，是教育史学界的泰斗。我虽然没有直接师从滕先生，但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编外弟子。在我们交往20多年的时间里，我受到他的教诲甚多，受益匪浅。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春季的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当时他就给我一个敦厚慈祥学者的印象。1979年深秋，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后改为比较教育研究会）成立，滕先生就是我们研究会的资深专家，一直指导我们研究会的工作，每次比较教育研究会开年会的时候，总请他到会并发言指导。

我们接触最多的是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时候。197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启动，《教育卷》成立编委会，由董纯才同志任主编，刘佛年、张焕庭任副主编，滕先生和我都参加了编委会。《教育卷》分几个分支学科，外国教育学科由滕先生任主编，赵祥麟先生、王承绪先生、朱勃先生和我任副主编，成员还有姜文闵同志。实际上，除了开过几次编委扩大会，研究框架结构、条目选定和样条审阅的会议外，大量的工作是滕先生亲自做的。当时编委会专门在北京蒋宅**通部招待所租了几套房子，张焕庭、滕先生几位主要负责人就住在这个招待所里。那时条件很差，尤其是吃饭在食堂，生活很不方便。但年逾古稀的老人独自在这里住了两年，直到《教育卷》定稿付印。我们参加的外国教育分科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国教育史，由姜文闵帮滕先生整理；另一部分是比较教育，主要由我帮助滕先生整理修改。因此那两年我隔三岔五就要到交通部招待所和滕先生见面，讨论条目怎么修改。这时候我才真正认识滕先生的学问和品格。滕先生真是学富五车，对外国教育史的资料如数家珍。他特别推崇孟禄的《教育百科全书》，认为资料翔实，常常提到，研究世界教育史不可不读孟禄的著作，不能不查阅《教育百科全书》。他事必躬亲，每个条目都亲自审阅和修改。他是一个大学问家，不仅学术深邃，而且十分谦虚，我们作为晚辈，有时会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凡是合理的他都会欣然接受。

1985年，张承先同志要我编写《教育大辞典》，我当时再三推辞，提出应该由学术界的前辈来担任主编。但承先同志、佛年教授认为编纂《教育大辞典》工程浩大，时间要很长，还是要年轻力壮的人担任，我只好应命。但我认为要编好这部辞典，还是要依靠老一辈的学者的指导。因此请了我国的知名学者担任顾问。但考虑到滕先生是外国教育史的权威，编写这个分卷非他莫属。于是我只好请滕先生屈尊担任编委，并请他主持外国教育史分卷的编纂工作。他却丝毫不介意我这个小辈当主编，他却只当编委，而欣然答应，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帮助。本来想请他挂个帅，有号召力，具体工作请其他较年轻的专家来做，但他十分认真，亲自召开了多次分卷编委会讨论框架和词条，审阅了一些重要条目，使我非常感动。

滕先生对我国世界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美国教育研究尤深。改革开放的初期，因为当时急需了解外国教育的情况，他出版了《今日的美国教育》一书，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该书不仅对美国教育作了简要的介绍，而且作了深入的分析。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部书对美国教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后来他又撰写了一部《美国教育史》巨著，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美国教育与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对美国教育作了详尽的剖析和评价，是我国最有权威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著作。滕先生在晚年仍然不辍耕耘，在他耄耋之年还主持编写了六卷本的《外国教育通史》，为我国外国教育史留下他最珍贵的财富。

滕先生是我们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最早的客座教授，最好的顾问。我们经常请他来指导。他常常帮我们评审科研成果和毕业论文，我所第一名博士王英杰的论文就是请他来参加答辩的。比较所的同仁都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非常尊敬他，怀念他。

滕先生平易近人，他对我尤为亲切。他常常讲，我们是忘年之交。他迁居北京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差不多每年春节都去看他。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是教育界的事情。我们一见面总是谈论好几个钟头。因为后期他年事已高，较少参加外面的活动，但他又非常关心教育界的动态，所以非常希望有人去看他。有几次他专门打电话给我，说非常想念我，希望我去聊聊。我们见面以后，我首先向他介绍最近教育界有什么动向，出了什么好的著作；告诉他教育界老朋友的状况。他则问长问短，有说不尽的话题。临别时总是依依不舍。我至今非常后悔，因为工作太忙，没能更多地去看他。

滕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但他的慈祥的容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留下的宝贵教育遗产更是我们学习的资源，他的学者风范、道德文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 2005年9月11日写于北京求是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