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以前，鲁迅在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震撼了中国大地。鲁迅是要把孩子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八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封建礼教已经被推翻，孩子本可以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的时代，却又要呐喊“救救孩子”。今天的“救救孩子”不是要把孩子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而是要把他们从“考试地狱”中解救出来，从学业重重负担压力下解救出来；不是将来能幸福地度日，而是眼前就能过上幸福的童年。

今年3月底学会开工作会议期间，李吉林副会长含着眼泪说：“现在的孩子是，小学生没有时间玩儿，中学生没有时间睡觉，长此下去怎么办？”上个月开座谈会，许多同志都反映，现在考试竞争越演越烈，择校之风越刮越盛，学生负担越来越重，大家都感到忧心忡忡。广大老师和家长也都不满意现在这种教育状况，但又觉得无法改变它，而且还要追求它。这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悖论，似乎是一个死结，无法解开。

为什么难以解开？这是因为这个结不是教育部门自己打上的，而是社会的种种矛盾汇集到这里的结果。原因很复杂，总体上讲是社会的激烈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从教育内部来讲，也存在着供需之间的矛盾：教育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与家长需求之间的矛盾，再加上现在城市中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望子成龙心切，于是造成了教育的竞争，种种矛盾最后集中到每一个孩子身上，让孩子怎么承受得了？具体分析一下，有下面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有一部分家长视自己的孩子为天才，总觉得如果不能使他受到最好的教育，就会埋没他的才能。因此，从小要给他找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父母对孩子的宠爱、期望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俗话说：“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但是，事实上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资质及其功能都会有差异。所谓人具有多元智能，而每个人的智能和发展方向、水平是不一样的。顺应了孩子的自然，他的特长和优势就能充分地发展。反之，他的优势和特长就会被压抑。但是由于孩子的优势和特长不易捉摸，于是父母统而括之，要求孩子面面发展，或者强迫孩子去上“奥校”、上“艺校”。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孩子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反而有些能力受到压抑，而且身体健康受到了损害，思想品德得不到提高。

第二，是就业的压力。一般家长认为，为了孩子将来找到工作，找到好工作，现在就要让孩子苦读书，以便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用人单位的学历主义，助长了这个压力。高校扩招，原以为可以缓解升学的压力，没有想到，扩招引起的就业压力反而转移到升学上。家长心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起早贪黑，但“为了不让孩子长大了受苦，现在还是让他吃点苦吧”。这也是理性和情感的悖论。

第三，是高考的指挥棒。老师们说，有高考，必定会有应试教育。有一批把关的老师天天在揣摩高考的题目，让学生解题，把学生变成解题的机器。为了通过高考这一关，老师和家长都向学生施加压力。大家都清楚，“一次考试定终身”是不合情理的，考试也不能考出学生的能力来，但又都一致认为，高考不能取消，否则会有更不公平的现象出现。这也是一种理性与情感的悖论。

第四，教育发展不平衡。好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太大。许多家长不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薄弱校，怕孩子学坏，缺乏安全感。这些年各地都在改造薄弱校，但只改善了硬件，软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进，特别是师资队伍没有改善。家长仍然不放心。再加上升学的压力，择校之风越演越烈。缩小差距，但重点学校不乐意，认为自己是要培养英才的，大众教育时代并不排斥精英，不能把教育拉平。但也还有另一层内容，即这些学校靠择校来弥补经费的不足。这也是理性与情感的悖论。

第五，我国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受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重学历轻能力，读书做官的思想十分严重。我国职业教育不被重视，家长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职业学校，有些用人单位也不要职业学校毕业生。教育缺乏分流，造成“千军万马都奔独木桥”。读书做官的思想在东方国家和地区很流行。例如，日本、韩国，包括我国台湾地区，那里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很高，但是升学的压力依然很重。这就是东方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中国的家长认为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考上什么大学，是有关自己面子的问题，这就多了一重心理压力。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不是教育部门单独能解决的，需要全社会来努力。但是对于教育部门来说，也有几点是可以改进的。

第一，大力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差距。教育的绝对公平是难以做到的，但相对公平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可以向薄弱校调去得力的校长；选派一些优秀教师到薄弱校去，也可以从重点学校中选派。为了不降低这些老师的收入，工资待遇可以保留，到薄弱校工作3年；也可以由名校兼并薄弱校，以此来改变薄弱学校的形象。为什么名校办民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就在于这些民校或称分校是由名校领导的，同时有一部分名校的退休教师任教，家长信得过。

第二，是加强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自己的素质不高，怎么能进行素质教育？为什么重点学校的学生反而负担不太重？固然因为生源本身就好，还因为教师的业务能力强，善于教育，善于引导。教师培训除了学历教育、系统进修外，结合教学实际进修见效最快。上海徐汇区教育局采取由教研室的老师组成小组，到学校听课，帮助老师诊断自己的教学，反思自己的教学。这种进修对老师的帮助很大。许多地方采取教师进修的办法，效果也很好。

第三，改革教育评价制度。高考制度必须改革，要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制度。高考可以每年多考几次，可以采取“分散考”，积分制。总之，要给学生比较宽松的环境，具体办法需要认真研讨，反复论证，选点试验，逐步推广。有些同志认为我国是人口大国，考生以千万计，多次考试很难组织。但是，如果把高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人口不就缩小了吗？其实各地每年都要进行多次模拟考试，组织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

也有人主张取消高考，高等学校宽进严出。但是，人人都想上名牌大学怎么办？还是免不了要有一场搏斗。这又与我们旧的观念有关。

地方的领导要改变评价学校的标准，绝对不允许用升学指标来评价学校和老师。去年发生“南京高考之痛”，今年又出现山西某县委书记因高考滑坡向市民道歉的事，都说明地方官员至今仍然把高考升学率作为教育评价的指标，作为自己的政绩。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素质教育难以推行。

第四，一定要取消入学的附加条件，取消各种加分，如奥赛的成绩、艺术特长、“三好学生”加分等。这样可以减轻学生的压力和负担。我为什么去年提出要废除“三好学生”的评选？就是因为选先进是成人的一套，不符合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有的人不理解，以为我不赞成树立榜样。树立榜样、激励学生有多种方法，不能从小就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更何况，现在评“三好”中的弊端很多。总之，要给学生一种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有玩儿的时间，在玩儿中学习。基础教育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克服困难的毅力最重要，兴趣加勤奋就是成才之道。

第五，需要完善教育立法。首先要保证教育投入，缩小教育差距；其次要建立教师准公务员制度。保证教师合理流动，但不能就市场规律来流动。教育是准公共事业，教师应是准公务员，就要用公权来约束教师的行为，合理地调动教师。不能像现在那样，要不是成为学校所有制，不能流动；要不就是随行就市，向发达地区、工资高的学校流动，给薄弱学校、落后地区造成更大的困难。

第六，进行教育结构改革，大力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增加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提高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待遇。苏联解体以前我到苏联访问，他们技校毕业生的起点工资比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起点工资要高。这样才能吸引青年报考技校。

第七，加强宣传正确的教育理念。现在不论家长还是老师都觉得这样下去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都心疼孩子们，但又觉得无可奈何。因此要宣传教育新理念，让广大家长认识到改变观念的重要性、有效性。媒体不应该再炒作高考状元等话题，应该多宣传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给学生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学校、老师要有吃第一只螃蟹的精神，勇于改革，通过改革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教育质量。

[1] 原载《中国教育学刊》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