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师大，我在教育系二年级担任教育学主讲老师兼辅导员。1965年学校开始“四清”运动。运动结束，我被任命为教育学副系主任。1965年年底，学校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任命我为研究所的副所长。“**”期间，我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俗称“走资派”），免不了要挨批斗和劳动改造。其中的是是非非，至今也说不清楚。不久，批斗的目标就转移到早已调离我校的原教育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于陆琳同志身上，我就靠边站了，既不批斗我，也不许我参加批斗会，说我是“走资派”，不是革命群众。此后我就成了“**”的逍遥派，直到后来工宣队进校。1967年夏天，毛主席畅游长江，中央号召全民游泳。于是我们积极响应号召，天天去游泳。我本来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只好从头学起，最后居然也能游上几百米，但水深的地方仍然不敢去。那时没有正规的游泳池，主要在自然湖泊中游泳，开始在我校南面的太平湖，后来又转到积水潭后海，年年夏天都去游泳，一直持续到“**”结束。

后来我被派到第三轧钢厂去劳动。我在第三轧钢厂是做小工，把轧钢工人压下来的带钢，约50公斤重，搬到一边堆放起来。到了轧钢厂，我才发现我国轧钢之落后，轧20公分宽的钢带，完全是手工操作，其劳动强度是难以想象的。我搬了一个多月的钢带，结果手指得了腱鞘炎，至今未愈。

1970年秋天，我校师生都被派到东方红炼油厂去劳动。东方红炼油厂在北京房山地区，那时那里是一片荒地，要在那里兴建化工基地。现在已经是我国最重要的化工基地之一——北京燕化区。我干的活起初是架子工，搭建工棚，后来又去烧锅炉，用蒸汽做混凝土预制板。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我们在那里整整干了三个多月。

1971年春节以后我又被派到山西临汾干校劳动，在山坡上开荒，劳动了整整两年。在那里劳动虽然很累，但很开心，而且增强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增长了农业知识，增强了身体素质。我从小就很矮小瘦弱，但没有想到不惑之年还能挑起100多斤的水桶，割麦子割得很快。第二年来了一批新“战友”，应该都是我的学生辈，他们比我年轻许多。但有一次，我把一根输水钢管的一头提了起来，但新来的年轻“战友”却提不起来，割麦子也没有我割得快，可见锻炼的作用。

在劳动的队伍中还有许多老教师，如教育系老主任彭飞同志、历史系何兹全先生、中文系郭预衡先生、数学系吴宏迈先生等，他们当时都已年逾花甲，我们在劳动中增加沟通，增进了友谊，到后来见面时还很亲切，常常以“五七战友”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