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教育大革命”开始，是年5月，教育系教研室主任王焕勋教授被北师大党委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担任校长兼支部书记。8月，我被王焕勋点名去当他的助手。本来是去帮助他搞“教育革命”，制定教改方案的，但随着工作的开展，王焕勋要求我留下工作。于是我被任命为北师大附中教学处副主任，一直到1962年8月才离开，在附中工作了整整4个年头。
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使师大附中的领导班子换了人马。除教导处主任蒋伯惠是原来的领导以外，校长兼书记王焕勋、副书记钱曼君、教导处副主任陶卫和我都是从师大调来的。当时蒋伯惠有病休养，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主要是陶卫和我负责。陶卫负责高中和教学工作，我负责初中和班主任工作。
我当时年轻气盛，同时受到苏联教育中师道尊严的影响，对学生要求很严厉，动不动就要训斥学生，因此学生背地叫我“凶主任”。现在想起来，那时做了很多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情。
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是在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和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从教育大辩论开始的，大辩论的热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红与专”的问题。1958年《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在教育界引发了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大讨论。当时人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是否结合是无产阶级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的分水岭。为了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就不能只在学校读书，而是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参加实际劳动，教学实习则是真刀真枪地搞生产。北京的密云水库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由清华大学师生动手设计建造的。1958年秋天，全国师生都参加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各校还办起了各种工厂、农场。
除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辩论外，师生还开展了“红与专”的大辩论：是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还是又“红”又“专”？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还专门听了陈毅关于又“红”又“专”的报告。他用飞行员打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红”与“专”的关系，给大家的印象特别深刻。辩论结束后，每个人都要写“红专计划”，表明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计划。
“教育大革命”遍及全国大中小学，师大附中也不例外。为了对师大附中进行彻底改革，几乎撤换了原来的所有领导，由师大党委派出新的领导班子。1958年5月，王焕勋到任，不久师大党委派了40名高年级学生到附中闹革命，贴大字报，批判了一批知名的老教师。8月份开始整改，开始对学制、课程、教材进行改革。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派去的，同时还选派了10多名应届毕业生去担任各科教师。
在1958—1959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附中进行了多种学制改革的试验，有九年一贯制（中学四年一贯）的试验，半工半读的试验，并编写了各种教材。
这种过“左”的试验当然不会取得成功。从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全国进入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的改革试验受到北京市委的批评，因此就停了下来。1959年开始转入狠抓教育质量的时期。特别是1959年高考，福建省名列全国第一，北京市就坐不住了，狠抓北京四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几所学校的工作。于是我们决定由陶卫抓高中的教学质量，并对毕业班把好关。1960年高考，师大附中位居北京市高考第一名。
1960年，陆定一撰文批判“量力性原则”，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把学生当容器，造成了教育的少、慢、差、费。他提出新的教改试验，并由此成立了北京市景山学校，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开始试验从小学到高中九年一贯制教育，后改为十年一贯制。教育部把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中学作为附属试验学校。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没有开展全面试验，但也要按他们的精神改革教学。
现在看起来，当时中央是想摆脱苏联教育的影响，探索我们自己的道路。从客观上讲，的确有许多突破，如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当时师大附中的改革来讲，只能说是搞了一场闹剧。我在这场闹剧中也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我帮助王焕勋制定了四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的教学计划。我既对各学科的内容不熟悉，又没有去请教专家，自己凭着教育学上的书本知识就随意制定了多个方案，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可笑。
除了教导工作外，我还担任了初中一个班的俄语课教师。我当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备课的时候觉得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太低，词汇量太少，学生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怎么能学得好？因此我根本不管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增加了识字量，加快了进度，加大了难度，效果还是不错的。有几位优秀的学生学得很好，有的后来考入了师大二附中设立的文科班。
在师大附中的几年里我虽然做了很多蠢事，但这几年对我来讲收获是很大的，我亲身参与了中学教育的实践，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实践中探索了教育教学的一些规律。特别是通过后来的反思，悟出了一些道理，为我后来进行教育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实践基础。
我曾经系统地听了特级教师陈婉芙老师的生物课，还听了许多老教师的课，感悟到教学真是一门艺术，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技巧都不同。当时像数学组就有韩满庐、申介人、曹振山三位老师，他们不仅在师大附中很有名，在北京市名气也很大，根据教学特长和风格，他们被人称为“韩代数”“申三角”“曹几何”。我本来还想对陈婉芙的教学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但因为后来回到师大，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负责附中的班主任工作，和学生接触密切，当时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如《表扬和批评》《谈纪律教育中的严格要求》《从理论联系实际谈起》，分别发表在《文汇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上。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还坚定了我的教育信念，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