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学习是很艰苦的。进入正常的跟班学习以后，头两年上课时还是像坐飞机，昏昏沉沉，似懂非懂。老师讲课从来不按照课本来讲，也不指定看什么课本，只布置看原著。课堂上的笔记记不下来，就靠课后抄苏联同学的笔记。苏联同学对我们非常友好，共青团支部专门派两名团员固定帮助我们。其中一名叫娜基娅·雪淑娃，她热情、稳重，虽然年龄比我小，却像大姐姐那样照顾我。抄笔记，不是我照着她的笔记抄，而是她念给我听，有时还给我解释。有了她的帮助，我才能几乎每门功课都获得优秀的成绩。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回国以后我们还经常通信，直到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两次去苏联，总想找到她，但终未如愿。我祝福她健康、幸福。

苏联的大学教学非常重视原著的学习和课堂讨论，称之为习明纳尔。所谓习明纳尔，就是在课前就某个问题阅读老师指定的书目，到课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往往要点名发言，也可以自己请求发言。如果没有准备好，最好上课一开始就说明，老师就不会点到你的名。否则被点名而发不好言，不仅很难堪，而且会得到一个极不好的分数。政治理论课有6个学年的课程：两年联共党史、两年政治经济学、两年哲学。除了《联共党史》有联共中央编的课本外，其他都没有固定的课本，老师只布置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许多原著。遇上联共（后来改为苏共）召开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发布重要的决议文件，学校的政治理论课就停下来，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习文件。每个星期都有习明纳尔，尤其到了高年级，每周都有3—5次。

列宁师范学院首任教育系系主任、著名的心理学家K.H.卡尔尼洛夫

这种学习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很艰苦的，苏联同学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们两三天也读不完。为了在习明纳尔上发言，我们必须事先写好发言稿。而且发言总是必要的，否则这门课就没有平时成绩。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加点，从此养成了熬夜的习惯。

认真阅读原著是我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现在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还常常得力于当年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的原著。

当时考试都采取口试的方法。每门课要考一整天。一个学期如果要考4门课，则连复习带考试要花三四个星期。考试从一大清早就开始，每一批5名学生进考场，抽考试题，准备几分钟，先由一位同学答考，老师围绕着考题提问，当场给分。每名考生大约需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因此30多名同学要考10多个小时。考到最后，老师都疲惫不堪。据说有一次同学回答问题时，老师睡着了，醒过来糊里糊涂就打个好分数。所以有些功课不太好的同学总爱磨蹭到最后几名进考场，那时不仅可以打听前面的同学抽了什么题，如何答才能得到高分，而且老师考累了，也懒得提问，容易蒙混过关。我总愿意第一批进去考，往往一夜不睡觉，把书最后看一遍，一早进考场，考完回去睡大觉。

顾明远先生留苏期间所做的读书笔记

当时的中央领导也都非常关心留苏学生们，他们到莫斯科来访问时总要看望留学生并讲话，毛泽东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接见留学生，就发表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著名讲话，可惜那年我已经回国了。我在莫斯科时李富春副总理在大使馆召见我们并讲话。他们关心我们，包括思想状况、专业选择和学习要求。刘少奇同志对大家说：“你们一个人的生活费和学费，需要国内17个工农生产的东西供应。”这说的是实情，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给留学生的待遇却是非常优厚的，不仅所有费用全部由国家支付，书本之类学习用品国家发，服装鞋帽统一制作，而且每人还配一大一小的皮箱。可见当时中央领导对人才的渴求。

背景资料：1955年，我国驻苏联使馆发现留学生健康状况很成问题，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患有头疼、神经衰弱、肠胃不适、关节炎或心脏病等各类疾病。到东欧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是类似。原因是中国学生为了取得好成绩，学习强度很大，有的一天学习超过14小时，而休息少，锻炼少，加上不适应国外生活，营养也没有跟上去。为了改变这个状况，有关部门专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以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留苏学生每个月发助学金，方式是苏方先发给，两国政府再结算，双方各承担一半。开始时每个月是500旧卢布。后来考虑到学生的健康，经过当时国务院外办的批准，每人每月再增加100旧卢布。为了不惊动苏联，这个钱就直接由使馆发放。这让留学生们非常感动。

1955年顾明远先生在列宁师范学院宿舍前

顾明远先生与同学参加莫斯科“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第一排右三为顾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