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流中断到重启——打开大门(1 / 1)

我们谈到了中日两国在古代和近代极为密切的教育交往。但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之间就谈不上平等交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日本追随美国,不与中国建交,所以政府间没有来往。但是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与中国的交往还是很频繁的。例如,日本西园寺公一、井上靖、松村谦三、内山完造等都多次来中国;中国也有很多知名人士访问过日本,如郭沫若、廖承志、赵朴初、许广平等。

池田

正如您所说的,我与这些前辈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如中方的廖承志、赵朴初先生,日方的松村谦三、井上靖、西园寺公一、高碕达之助先生[75]……与他们的交往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生命之中。即便是我未能有机会相见的郭沫若先生和许广平女士,对于他们的事迹我也曾多次在演讲中向青年们谈及,我与由郭沫若先生任首任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也有很深的交流。

鲁迅夫人许广平还应邀参加了在仙台举行的鲁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在同一个时期,周恩来总理提出“中日之间没有邦交也要开展以贸易为中心的民间交流”的方针,开拓了“以民促官”的中日友好的道路。1952年6月,中日之间就缔结了民间贸易协议,开展民间经贸往来。但教育交流还难以开启。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创价学会很早就提出要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了中日交往的新纪元。

1979年,我负责北京师范大学的外事工作,接待了广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代表团,这大致是“**”以后最早的中日教育交往。翌年7月我也应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平塚益德的邀请参加了在日本埼玉县召开的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76]同年10月,我又接待了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的横山宏研究员[77]。从此开始了中日教育界的频繁交往。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七年,负责对外交流的工作,我校在1981年就开始接待日本留学生。现任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长大塚丰先生[78]就是最早一批到我校来进修的,我曾亲自为他讲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以后来我校的日本留学生逐年增加,我们也派了许多学生和教师到日本学习和进修。中国教育学会与日本教育学会的交往也很密切。其他还有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此,可以写一部中日教育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