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感谢您清晰地阐明了比较教育学的意义。教与学是一体的。因此，教育者本身要拥有广阔的视野，通过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切磋，才能像获得明镜一样，放出智慧的光芒。

我在1974年第一次访华时，参观了北京大学、北京市的中小学和上海的幼儿园，和很多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交流。同年我访问了苏联，去了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现在的圣彼得堡大学），那时正是中苏关系恶化的时期。看了顾先生的著作，我了解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请了专家，开办了模仿苏联教育模式的学校，每年还向苏联派遣大约两百名留学生。[11]向苏联学习也是向别国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广义上的比较教育实践吧。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性的教育改革开始启动，而中国则因“**”，比较教育的研究出现了停顿。顾先生此间也有很多遭遇。

“**”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开始大步地前进。在顾先生的著作中，也谈到以邓小平[12]“要引入外国教材，从外国教材中吸收有益的东西”的指示为契机，中国大量购买了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教材，促进了中国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的现代化。一度荒废的比较教育也重新出现了生机。在这一时期，我多次到贵国的大学进行访问和交流，师生们对于学术研究满怀**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我想请教顾先生，您如何评价比较教育学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顾

池田先生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这其实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当时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实行封锁，我们不向苏联学习又向何处去学？因此苏联教育的影响是很强的。我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派往苏联留学的学生，回来以后当然就宣传介绍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一个《教育译报》杂志，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译文，苏联著名教育家赞科夫的发展教学理论的实验研究就是由我最先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但是到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发生变化，同时中国学者发现苏联许多教育理论、制度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于是开始探索中国教育发展之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批判苏联教育理论，寻求建立中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但当时还是很封闭，仅凭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干部教育的经验，改革是很有限的。不久“**”开始，苏联的一切都受到批判。我当然也参加到这个批判运动之中，不能例外。但心里并不觉得苏联教育都是坏的，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批判苏联，留学苏联当然也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也曾被批判为“思想上、生活上都‘变修’了”的分子，停止工作，参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