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对此我有深深的共鸣。顾先生所指出的“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把人和生命尊严作为一切的坐标。这就是“人间主义”。要不松懈地与人自身的野蛮性做斗争，最终取得人性的胜利！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究其根本，都是由人所创造的。一切决定于人。因此，我确信，只要把旨在开发人的无限善性的“人间主义”教育作为根本，就一定会超越民族和思想等方面的差异，共同产生多彩的智慧，真正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与文明。

[1] 本章内容曾刊载于《东洋学术研究》第49卷第1号（2010年5月）。

[2] 赤塚忠『新釈漠文大系2 大学·中庸』明治書院，275頁。

[3] 1969年秋，汤因比（1889—1975）来信：“希望能对现在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意见交换。”汤因比博士由于年事已高，希望对话能在伦敦进行，池田大作先生便于1972年5月访问了博士家。翌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对话。对话录《展望21世纪》得到各国的高度评价，截至2012年，被翻译成二十八种语言。

[4] 『試練に立つ文明』第一章「ゎが歴史観」。深瀬基寛訳，現代教養文庫，社会思想社、10—13頁。

[5] 『二十一世紀への対話』第二部第四章第二節「東ァジァの役割」。『池田全集』第三卷、436—437頁。

[6] 伏尔泰（1694—1778）的《风俗论》也被译为日文，如『歴史哲学——「諸国民の風俗と精神神について」序論』安斎和雄訳、法政大学出版局。

[7] 罗素（1872—1970），1920年受北京大学之邀作为客座教授来华讲学，在北京大学讲授哲学至1921年夏。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称赞中国文明的伟大及中国人的美。希望中国将来真正独立，不是走英国那样的帝国主义而是发挥创造和平的力量的道路。孙中山读此书后说道：“（罗素是）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日版为牧野力译，理想社刊行。引用的前半部分为《中国问题》218～219页的概要。后半部分为41页。

[8] 中原即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仰韶村而得名，在这一时期已种植粟和黍，饲养猪等家畜，制造彩陶，其晚期还使用金属器。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与仰韶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大文化，1936年被发现于山东省龙山镇。因出土了大量黑陶，亦称黑陶文化。晚期有铜器铸造，饲养山羊、牛等。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属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其遗迹1936年被发掘于浙江省良渚镇而得名。有制造水准很高的丰富的玉器，有养蚕、绢织与麻织。以鼎、壶或豆为一套的祭器见于后来的历代王朝，故被指有传承关系。此时社会阶层开始形成，估计有王的存在。巴蜀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316年，被秦所征服）繁荣于长江上游的巴州（今重庆一带）和蜀州（今四川成都一带）的文化，在广义上包含近年颇受关注的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上刻有与汉字系统不同的巴蜀文字（巴蜀记号）。有人将此三者称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四川文明。

[9] 梁启超（1873—1929），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不懈努力，与康有为共同推动清朝的变革运动（变法运动），失败后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晚年研究东西文明的融合。参见第三章第四节。

[10] 即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包括日本在内的二十九个国家参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基础制定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亚非会议没有召开第二届，故万隆会议等同于亚非会议。

[11] 「上野殿御書」、「御書全集」1567頁。

[12] 「椎地四郎殿御書」、『御書全集』1448頁。

[13] 龙树（约150—250），大乘佛教第一位伟大论师。集“空”的理论之大成。其后大乘佛教皆受其影响，故在日本有“八宗之祖”的说法。“有·无”中道（非有非无的中道）思想依据是一切现象的缘起理法，不生亦不灭，否定存在和非存在。这是认识论里肯定与否定二者的并存。

[14] 智顗（538—597），中国天台宗的开山鼻祖，以《法华经》为中心整合了中国佛教。三谛指“三个真理”。依据龙树的《中论》讲述诸法实相。空谛（真理的否定面）谓诸法空无自性，体不可得。假谛（真理的肯定面）谓诸法宛然而有，施设假立。统和空谛和假谛则是中谛。中谛谓诸法其体绝待，不可思议，全绝言思。各自观法的空观、假观、中观并称“三观”。

[15] 顾明远：《教育：传统与变革》，17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6] 福泽谕吉（1835—1901），活跃于幕末到明治时期的启蒙家、教育家。《文明论概略》于1875年刊行，具体探寻西洋和日本文明的发展，强调文明开化和个人自主独立的必要性。

[17] 文化、文明的概念参照『伊東俊太郎著作集7 比較文明論I』麗澤大学出版会、西川長夫『増補 国境の越ぇ方 国民国家論序説』平凡社。

[18] 张岱年（1909—2004），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家。曾任北大教授。引自顧明遠『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大塚豊監訳、東信堂、15頁。原出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9]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之后的句子。整段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治理天下，会先用文德教化天下，再用武力征服天下，因为用武力对方不会心服。先用文德治理但是却也改变不了的，就可以诛罚他了。”高木友之助『説苑』明徳出版社、232頁。

[20]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一个概念，意为“成为世界史基轴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亚欧大陆各地同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思想家来阐述“应该如何生存”。当时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代，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有孔子和老子（同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墨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庄子（公元前4世纪）、列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等诸子百家；印度有讲述梵我如一的《奥义书》哲学家（公元前7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伊朗有佐罗阿斯塔（公元前7世纪左右）、以利亚（公元前9世纪）、第一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耶利米（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第二以赛亚（公元前6世纪）等预言家；希腊有自然哲学家（公元前6世纪左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上三者同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这些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却同时出现。

[21] 斯宾格勒（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如同生物一样会经历生长和衰落。他列举了八个“高度的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玛雅·阿兹特克）、西洋文化（欧美）。

[22] 在『歴史の研究』第二部「文明の発生』中有论述。收录于経済往来社版第二一四卷。

[23] 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7、23頁。

[24] 「産経新聞」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付·大阪朝刊（香港時事）。

[25] 対談集『対話の文明一平和の希望哲学を語る』第三文明社、112頁。杜维明，1940年生于中国云南，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燕京研究所所长，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等。2001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召开“知名人士小组”会议时，杜维明作为儒教文明的代表参加。

[26] 秦始皇（公元前259至公元前210）根据宰相李斯的建议而实行的思想镇压政策。

[27]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

[28] 给战国时代画上句号的是秦朝对儒教的镇压，而西汉第七位皇帝即汉武帝（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因董仲舒献策而将儒教作为国家的官学，此后儒教传统绵延不绝。

[29] 宋（10世纪至13世纪）和明（14世纪至17世纪）时期的儒学不注重训诂而注重探究天人之“理”，故称宋明理学。亦称理学、新儒学，分为很多流派。关于儒教文化的三个阶段，参见第三章第三节。

[30] 『理想の追求』（バ一リン選集4）、福田歓一他訳、岩波書店、15頁。以赛亚·伯林（1909—1997）出生于沙皇专制下的犹太人家庭，俄国革命胜利后移居英国。

[31] 见早稻田大学主页，http：//www.waseda.jp/top/news08/080508_02_p.html。

[32] 圣德太子（574—622），作为推古天皇的摄政于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该法是主要针对官僚和贵族的道德规范。

[33] 宋明理学（新儒学）的一部分。南宋朱熹（1130—1200，朱子为敬称）集大成。他在《理气论》中认为构成万物的“气”中必然有普遍性的理法“理”。通过学习能够获得“理”的人即可成为执政者（修己治人），之后可以平天下。其重视作为理的名分，即强调君臣父子等关系（即“名”）中应体现忠、孝等作用（即“分”）。“朱子学”后来作为维护现行秩序的意识形态而被利用。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都作为官学。

[34] 宋明理学（新儒学）的一部分。明代王阳明（1472—1529）提倡。朱子学在明代作为官学已经僵化，王阳明批判了为了科举及第和维持体制的学问，提出要恢复原来的儒家“圣人之学”，主张“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在日本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1608—1648）及其弟子熊泽蕃山（1619—1691）是有名的阳明学大师。阳明学对大盐平八郎（1793—1837）的起义及幕末的倒幕运动影响很大。

[35] 儒教的一派。反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等新儒教，主张不依靠后来的注释，直接研究原始的《论语》等经典。希望回到受佛教和老庄思想影响之前的古代中国的圣王之教。以山鹿素行（1622—1685）的圣学、伊藤仁斋（1627—1705）的古意学、荻生徂徕（1666—1728）的古文辞学为代表。将古学的方法运用到日本古代研究的即为日本的国学。

[36] 1901年发行的杂志《教育世界》（上海·教育世界社刊）第九至第十一号刊载了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它是立花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时所做的讲述。立花铣三郎（1867—1901），福岛县出生的学者，最早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译成日文。在伦敦、柏林进行过教育学研究，在回国船中病逝。王国维（1877—1927），清末民初的学者，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领域均留下硕果，1901年秋至翌年夏天留学东京物理学校（东京理科大学的前身），这一翻译是留学前完成的。

[37] 西周存在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至公元前771年。推翻殷王朝而建国的周定都于镐京（今西安附近），周后来逐渐衰微并陷入混乱，公元前770年迁都于洛邑（今洛阳附近）。迁都以前史称西周，东迁以后则称为东周，东周开始进入春秋时期。

[38] 袁行霈、严文明、张傅玺、楼宇烈：《中华文明史》（全四卷），12～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9] 图腾崇拜是指将自己部族、血缘集团同某种动物、植物等建立神秘的、象征性的特别联系。这时，将自然物称作“图腾”，各集团以图腾的名字相称。对图腾的信仰和崇拜形成图腾制度，具有关于图腾的神话与礼仪、禁忌。

[40] 宗法制规范宗族（同一祖先的父系集团 / 一族或一门）的秩序体制。此前，在漫长的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之中，生产工具是公有的，产品也是公社平等地分配的，但有人开始将剩余产品私有化而成为贵族，战争中的俘虏被当成奴隶，氏族公社制开始过渡到有奴隶和奴隶主这种阶级划分的贵族奴隶制。此外，以前的母系社会演变为父系社会，宗法制度的国家开始形成。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下，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长子世袭，其他诸子则获得次一级的政治地位和财产。大宗（本家）统制小宗（分家），统一实施祖先祭祀、共同飨宴及同宗不婚等制度。以周室为共主的各地诸侯也世袭其位。根据这种身份制度，人际关系中的礼节、祭祀、仪式中的礼制、音乐演奏等都有严格规定，礼乐制度由此发展起来。

[41] 井田制是周代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也有开始于商代之说），将方圆一里的田地用“井”字九等分，中央一区为公田，周边八区为私田分给各家，八家要共同耕作中间的公田，仅用公田的收获作为租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将井田制作为一种理想的制度。名田制是秦汉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对于它的实际情况和变迁众说纷纭。一说认为与井田制相似，是将田地与宅地按身份分配。但是，井田制是世袭的，因此田宅比较稳定；而名田制中的身份会因军功等个人贡献与业绩而发生变化，所以不世袭，甚至有降格和剥夺爵位的情况，因此田宅的所有权是变化的。从井田制到名田制，反映了土地从血缘性所有到家（家长）所有的转换，反映了从以宗族为基础的统治向中央集权政府直接对人民进行统治的转变。

[42] 指诸子百家进行的思想与学术活动的盛况。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思想家（诸子）和思想学派（百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援其父司马谈之说分为六类，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基于刘向与刘歆父子编的书目《书略》中的分类，又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而成为十家。一般说诸子百家时也将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纳入。在对话中谈及的阴阳家是从阴气与阳气运动的角度解释世界；法家倡导严厉的法治，成为战国时代的霸主秦的统治思想；名家追求一种逻辑学，力图阐明名（语言）与实（实体）的关系。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很多学派，其背景是在战国乱世之中各国力图通过采用富国强兵之策以在竞争中取胜。为寻求和实施新的国策，各国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也很重视教育和学术发展。当时农业中铁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也使发展教育和学术成为可能。此外，宗法制度的解体使以前因世袭制而被垄断的学术和知识传到民间，从而扩大了思想的自由。随着各国间交通日益便利，在一国不被认可的学者可较容易地移至他国，这也使各个学派能够相互刺激，思想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

[43]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比较有名的是，东汉明帝（57至75年在位）在梦中见到金人，遣使西域，得僧人和佛经典籍。也有人认为佛教在周朝、秦朝就已经传来了。北魏正史《魏书》中《释老志》（佛教与道教的历史）有西汉传来的记载。据其记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攻击匈奴，获得匈奴休屠王的金人，并对之礼拜，即佛像传入的由来。再者，出使西域的张骞，听闻“浮屠教”（即佛教）的说法；此外传说哀帝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从大月氏使者伊存那里得到了《浮屠经》的口授亲传。

[44] 见本章第一节。

[45] 辛亥革命于1911年（辛亥年）10月爆发，并最终推翻清朝。中国摆脱了漫长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

[46] 佛教在传入中国初期，中国很难从经文直接理解思维方式迥异的佛教思想，因此，佛教僧侣试图将中国本土的思想与佛教思想进行类比来加以解释。例如，将“空”的思想解释为老庄的“无”。这种方法称为“格义”，以此为基础的佛教称为“格义佛教”，在西晋（280—316）末期到东晋（317—420）兴盛一时。但受到释道安（314—385）等人的强烈批判，5世纪初，经鸠摩罗什的大量翻译，中国形成对佛教思想的体系化理解后，格义佛教衰退。

[47] 鸠摩罗什（344—413，一说350—409），父亲为印度贵族，母亲是龟兹国王族。从小被誉为神童。384年，成为进攻龟兹国的吕光的俘虏，度过了十八年的囚徒生涯。401年，受后秦姚兴的邀请进入长安，仅仅用十年的时间就翻译了包括《妙法莲华经》在内的约三百卷佛经，同时培养了众多门生。一般认为，中国佛教以及东亚佛教是由其奠基的。

[48] 指将佛教的经典根据内容、形式、说法的顺序等判定其特征和优劣的佛教经典解释学。由于佛教经典传入中国时没有前后关联，所以学者们通过判断排列经典，以究佛教的根本真理、佛教修行的终极目的等。以天台大师智顗的《五时八教》最为著名。

[49] 亦称“天台三大部”，指的是智顗综论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之深意的《法华玄义》，解释其经文的《法华文句》，基于《法华经》对全部佛教修行（称“止观”）加以体系化的《摩诃止观》三书。三书皆是其高足章安灌顶（561—632）辑录智顗的讲义并多次校订的成果。

[50] 指的是三千性相都具足于一念之中。《摩诃止观》对此做了阐释，《御书全集》中引用了以下句子：“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参照第五章第三节。

[51] 創価大学通信教育部学会編『創立者池田大作先生の思想と哲学』第三卷、第三文明社、第十章。引自237頁、238頁。

[52] “五种姓说”将众生的宗教素质（种性 / 种姓）分为五类，并强调是天生决定的，无法改变。这五类种姓为：（1）声闻种姓（定性声闻）；（2）缘觉种姓（定性缘觉）；（3）菩萨种姓（定姓菩萨）；（4）不定种姓（三乘不定性）；（5）无种姓（无性有情）。（1）（2）（3）由修行所得之果决定，（4）可能改变，（5）无法悟到任何。这种说法由于认为只有（3）（4）有成佛的可能，引起许多争论。

[53] “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五戒”指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的戒规。“十善”指身、口、意三方面做到善行。身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口为“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意为“不悭贪、不嗔恚、不邪见”。

[54] ェツカ一マン『グ一テとの対話（下）』山下肇訳、岩波文庫、271頁。对话是在1830年3月进行的。

[55] 講演「平和～の王道一私の一考察」。1984年6月5日在第6次访问北京大学时的演讲。收录于『池田全集』第一卷。

[56] 香港小说家，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东方的大仲马”，在世界华语圈有众多读者。1924年生于浙江省，在香港创办《明报》，作为著名的言论界人士与多国首脑进行对话，曾在规范回归后的香港社会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担任委员。1995年以后，与池田大作先生进行过五次对话，出版了对话录《追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57] 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65頁。

[58] 白川静『字通』平凡社。

[59] 竹内昭夫『新釈漢文大系27 礼記 上』明治書院、327-328頁。

[60] 见第一章第三节。

[61] 金谷治訳注『大学·中庸』岩波文庫，31、33頁。

[62] 康有为（1858—1927），清末民初政治家、思想家。推动旨在对清朝进行改革的变法运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其后始终坚持对清朝进行政治改革，追求君主立宪制，故不赞成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在其代表作《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统一的、没有歧视与束缚的、全人类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式的未来。

[63] 1995年1月26日的演讲。「平和と人間のための安全保障」。收录于海外諸大学講演集『21世紀文明と大乗仏教』聖教新聞社、『池田全集』第二卷。

[64] 『大智度論』卷二十七（釈初品大慈大悲義第四十二）卷頭。『大正大蔵経』第二十五卷、256頁中。

[65] 「御義口伝」、『御書全集』761頁。

[66] 『摩訶止観』卷六上。『大正大蔵経』第四十六卷、77頁中。

[67] 即指任何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四者为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能够磨炼自己的四端，就可为圣人。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参照第四章第二节。

[68] 《法华玄义》卷二上在论及《法华经》的“开示悟入”时写道：“如经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若众生无佛知见。何所论开？当知佛之知见蕴在众生也。”『大正大蔵経』第三十三卷、693頁上。

[69] 『増一阿含経』序品第一。『大正大蔵経』第二卷、551頁上。

[70] 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8頁。

[7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72] 亨廷顿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写的序言，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