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顾先生所谈到的《礼运篇》，近代学者康有为是很关注的，他写了《大同书》，他在书中用佛教的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来论证实现“大同”这一和平世界的过程。[62]但与佛教中的出世立场不同，他追求的是要在现实世界中去实现这个理想。正像康有为所注意到的那样，在中国佛教的天台哲学和华严哲学中贯穿着一种佛教理想，它与“大同”思想相同，是要把充满苦恼的现实世界改变为和平的世界。

我曾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演讲时介绍过释尊的和平论，这是贯穿于整个佛教的和平思想的基点。[63]我谈到了释尊与《礼记》大同理念根本上相通的观点，就是下面这段逸话。

当时，印度有一个大国叫马嘎塔，这个国家派了一个大臣来见释尊，表达了要攻打瓦基人的意向，释尊就问了弟子们关于瓦基人的七个问题。

一、他们尊重会议与协商吗？

二、他们尊重合作与联合吗？

三、他们尊重法律与传统吗？

四、他们尊重老人吗？

五、他们尊重妇女和儿童吗？

六、他们尊重“精神性”吗？

七、他们尊重文化人士与哲人并与他国开放地进行交流吗？

弟子们的回答都是“是的”。释尊听到回答后说，如果这七条都做到了，那么瓦基人必繁荣无疑。也就是说，释尊悟到，马嘎塔国的国王是不可能征服瓦基人的。这七条原则后来被称为“七不退法”。我认为释尊的这种原则理论，与中国理想的“大同”世界是有共同指向的。

日莲大圣人继承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成果，发展了日本佛教的精华，他提出了为实践世界和平的“立正安国”思想。这里的“立正”，意思是要确立起基于佛教慈悲的尊重人、尊重生命的思想，把它作为指导全社会的不变的原则；“安国”则是指建设以“人间主义”的思想为行动准则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的民众可以安享幸福。

顾先生指出，普及仁爱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过程。大同世界以仁为精神支柱，立正安国以慈悲为精神支柱。可以说儒教中仁的精神和佛教所说的慈悲是相通的。

在龙树所著的《大智度论》中有“给一切众生以乐为‘慈’，拔一切众生之苦为‘悲’”的论述，也就是说，慈悲就是解除人们的痛苦，给予他们喜悦与快乐（拔苦与乐）。[64]这不仅仅是个体内在的伦理，也是对关心他人苦恼、给予他人快乐这种积极行动的促进。日莲说：“而自他共有智慧与慈悲，是云喜也。”[65]所以慈悲与智慧一道成为佛教者的基本精神。

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说：“矜养慈悲，不害他者，即不杀戒。”[66]把佛教的慈悲与儒教的仁看作同义。这里所说的“不杀戒”即是显示生命尊严的慈悲之戒，即是不害他者、爱他人之体恤之心。从这个基本戒出发，去展开佛教的其他戒（伦理规范）。作为大乘佛教伦理基调的慈悲与儒教的仁的共同之处在于，这种促进人与人相互联系的行动，是自身本来具有而非从他者那里获得的精神性和伦理性。

在儒教中有孟子的“四端说”，它表达了对内在于人类生命的善性的强烈信心。[67]在佛教中，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基础，指出“当知佛之知见蕴在众生也”[68]，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具备“佛性”这种伟大的善性。

所以，儒教和佛教的方向都是以人为焦点，旨在开发与高扬人本身的内在善性，我们把这种实践性思想称作“人间主义”，与贵国所说的“以人为本”是一个意思。

不是孤立地、片面地看人，而是将人与人结合起来，坚信人的无限可能性和善性，这种精神体现在仁与慈悲之中。我想，全世界凡是希冀和平的有心之人，都会希望文化或文明的发展以仁与慈悲中所体现的人间主义精神为理念。

前面谈到，仁与慈悲都是追求开发实践德性的。我想贵国所提倡的“提升人格”，也是要培养具有实践性伦理的人。您认为仁的精神给了现代中国文化和现代的中国民众怎样的影响？

顾

我所知道的佛教慈悲应该也是爱人、与人为善之义，这是与儒学相通的地方。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提倡德行教育。《增一阿含经》中就提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69]可见佛教的慈悲就是劝人为善。同时佛教主张自我修炼，自我觉悟，这与儒学中讲的仁爱、与人为善、自我修养都有某种相通之处。所以宋明理学吸收了许多佛教的精神。

仁爱是人间最重要的伦理道德。有了爱才能互相理解，和平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现在中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互相友爱。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2009年台湾花莲遭暴风袭击，这些都牵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全国上下纷纷捐钱捐物，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仁爱之心。今年（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又发生了大地震，全国都在全力救援，努力进行灾区重建。还有些支持是来自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