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听了您的话，我非常感动！能说出这样的话，恰恰是因为克服了种种无以言状的苦难。顾先生的人生经验对于后辈而言是极好的借鉴。在佛法中，有“霜后之松，耸立为王”[60]的说法。顾先生历经磨难，可谓王者。

牧口常三郎先生是创价学会发展兴旺的永恒原点，为了纪念恩师殉教，我们创价学会在东京都八王子市建了东京牧口纪念会馆。纪念馆里挂着一幅高3米、宽5米的巨幅绘画，这幅画受赠于“敦煌的守护者”常书鸿夫妇，画的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幅作品是常书鸿夫妇在“**”中为了鼓励自己克服所有的艰难困苦、不断朝着文化的最高峰迈进而创作的。常氏夫妇曾向我透露过作画时的心境：“这幅画画的是登上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时所看到的景象。只有登到高处，才能真正感受到厚厚的冰层与道路的险峻。然而即使如此，也要锐意前行，这就需要体力，更需要精神力量。当时我们处境艰难，但精神上却不受任何人的束缚，所以画的时候是怀着仰望珠峰的心情——希望是无限的，我们的希望正在于藐视一切苦难而前行。”[61]只有忍受得了极限的考验、怀有不屈不挠的勇气与希望的人，才能最后达到顶点。

顾先生在不断克服和超越苦难的过程中，登上了中国教育界的最高峰，并强有力地引领着贵国的教育，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1] 本章内容曾刊载于《东洋学术研究》第48卷第1号、第2号（2009年5月、12月）。

[2] 池田大作先生（时任创价学会会长）第二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1898—1976）因癌症晚期而住院。但是周总理不顾治疗小组的反对，要求“无论如何，都要见见池田先生”（邓颖超女士的回忆）。池田先生因担心周总理病情而婉谢会见，但周总理的“强烈希望”促成了此次会谈。会见时双方确认了对中日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缔结）的期望。总理怀有“以民促官”的信念，自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民间组织创价学会。会见时，“**”尚未结束，为了促进已经大大落后的中国现代化及世界和平友好，周总理可谓竭尽全力。会见一年零一个月后，周恩来总理病逝，享年77岁。

[3] 1968年9月8日，池田大作先生作为创价学会会长在创价学会第11次学生部总会上的发言。当时，在东西方冷战非常激烈的背景下，越南战争依然持续，中国援助越南北部政权与美军作战。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也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倡言认为，如果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在联合国没有自己的席位而长期被世界孤立，则亚洲稳定与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实现，而只有文化、历史、地理上都相近的日本才掌握着打开这一局面的钥匙，并呼吁：（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3）实现中日首脑会谈；（4）扩大经济文化交流；（5）废除抑制中日贸易的《吉田书简》等。对于倡言，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竹内好在《有了光亮》一文中给予了赞许。当时中国正处于1966年开始的“**”的**期，对中国处于国际孤立状态和现代化进程缓慢满怀忧虑的周恩来总理也对倡言给予了高度评价。

[4] 『文明の衝突』第一部第二章。鈴木主税訳、集英社、71頁。

[5] 牧口常三郎（1871—1944），生于新潟县，曾在北海道苦学，1893年毕业于札幌的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现在的北海道教育大学），1901年辞去教职前往东京。一年后，其著作《人生地理学》出版。他从事过面向妇女的通信教育，向中国留学生教授过地理学，并在文部省编纂过地理教科书等，之后曾任东京都内的小学校长，还曾参加柳田国男的“乡土会”。1912年发表《作为教学整合中心的乡土科研究》。1928年前后开始笃信佛教。1930年11月18日，《创价教育学体系》第一卷出版（此后至1934年共出版了四卷），同时创立了“创价教育学会”。他在战争时期因拒绝同国家神道合作，而于1943年7月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及不敬罪的嫌疑被逮捕。他在狱中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屈不挠，于1944年11月18日在东京的病监中去世。

[6] 『人生地理学』『緒論』第一章「地と人との関係の概観」。第三文明社刊『牧口常三郎全集』（以下、『牧口全集』と表記）第一卷、15頁。省略强调的圈点。

[7] 『人生地理学』『緒論』第一章「地と人との関係の概観」。第三文明社刊『牧口常三郎全集』（以下、『牧口全集』と表記）第一卷、15頁。省略强调的圈点。『牧口全集』第一卷、15—16頁。省略强调的圈点。

[8] 『創価教育学体系』第四卷「教育方法論」第一篇第二章第四節「詰ぬ込み主義か啓発主義か知識の構成か興味の喚起か」。『牧口全集』第六卷、285頁。

[9] 『人生地理学』第一篇第十一章「河川」第二節。『牧口全集』第一卷、169頁。

[10] 白居易（772—846），中唐时期的诗人，字乐天。代表作有《长恨歌》《新乐府》。白居易的文集《白氏文集》在他生前就传到日本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引用自松枝茂夫編『中国名詩選』下卷、岩波文庫、222—223頁。

[11] 徐霞客（1586—1641），明末地理学家、旅行家、纪行文学家。本名徐弘祖，号霞客，生于江苏江阴。年轻时即学习地理书，反感囿于解释古典的学问，决定用自己的脚、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这个世界。用了约三十年时间，走遍中国大地，并记录见闻，直至晚年。他写的《徐霞客游记》多达260万字，但现存的仅60多万字。这部书集地理学、地质学、社会学、文学于一体，堪称世所稀有，徐本人也被称为“游圣”。2011年，中国决定将徐霞客1613年从浙江宁海出发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

[12] 1里等于300步或360步。步数由于时代而有所变化。1930年以后的中国1里（市里）等于500米，1步约等于1.6米。江阴城墙一边约1 130米。

[13] 因顾先生生于20世纪20年代，习惯使用旧单位，为展现对话原貌特将其保留，并在其第一次出现时以括号加注。——编者注

[14] 李白（701—762），盛唐时期诗人，字太白。年轻时就游历各地，后来虽曾做官，但历经波折（包括遭遇“安史之乱”），怀才不遇。杜甫被称为“诗圣”，李白则被称为“诗仙”。相关引用请参照武部利男注『新修 中国詩人選集2 李白』岩波書店、46頁。

[15] 苏轼（1037—1101），北宋文人、政治家、书法家，亦称苏东坡。被人们认为是宋代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16]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端于北京学生游行的反日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一时期，中国正处在政府无力控制全国的军阀割据状态，帝国主义乘中国混乱之机加速了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列强承认“二十一条”中的“向日本转让山东省权益”，引起中国学生不满，并发展成为全国性民众抗议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它反对封建的旧制度和旧文化，同时也是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广泛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现代化运动。

[17] 刘半农（1891—1934），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诗人、语言学家。1912年，与其弟刘天华（1895—1932）一同从家乡江阴前往上海，后来成为编辑，发表小说和文学评论。参与《新青年》的编辑，与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及鲁迅一道推进新文化运动。1920年开始留学英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刘天华在上海学习音乐理论、钢琴、小提琴、钢管乐器等，之后回到故乡从事音乐教育，并开始作曲。他有志于振兴中国的民族音乐，寻访民间艺人和音乐家，学习二胡及琵琶等，特别是革新了二胡的演奏方法。192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遗留下的作品表达了对家乡强烈的热爱。代表作有《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等。最小的弟弟刘北茂（1903—1981）也是作曲家及二胡演奏家。三兄弟尽管出生于贫寒的读书人家，却都为中国文化的革新做出了贡献，被称为“刘氏三杰”。

[18] 巨赞（1908—1984），佛教僧人。长年致力于佛教研究，留下多达500万字的著作。著有《巨赞法师全集》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曾任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培养佛教专门人才的机构——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 赵朴初（1907—2000），20世纪中国佛教领导人、书法家、诗人。在现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始终坚持保护和发展佛教。追求“爱国与爱教”的和谐，呼吁保护信教自由，努力促进佛教对时代和社会的贡献。热心于佛教的国际交流，为与日本等国的佛教国际友好而四处奔走。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池田大作先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在北京颐和园与赵朴初会面（1974年6月4日），其后又多次与赵会谈。

[20] “横纲”是日本相扑运动员资格的最高级，是日本大力士向往的殊荣，受到社会的广泛尊崇。用在这里，是以乐观的态度比喻贫困的程度已极为严重。

[21] 顾明远：《杂草集——顾明远教育随笔》，20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22] 『二十一世紀への对話』第三部第一章。聖教新聞社刊『池田大作全集』（以下『池田全集』と表記）第三卷、517～518頁。

[23]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美国民权运动领袖，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于演讲中被暗杀。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丹佛伊利夫神学院名誉教授，1931年出生，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1958年与马丁·路德·金会面，之后两人在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中并肩作战。作为历史学者、记者，哈丁表现活跃。他是马丁·路德·金纪念中心的首任所长，致力于将人权斗争精神传递给下一代的活动。他与池田会长的对谈以《希望的教育和平的行进——同金博士的梦想一道》（『第三文明社』誌、2011年2月号—2012年5月号）为题发表。引文引自「聖教新聞」1994年1月18日。

[24] 《三字经》为蒙学教材。据传为南宋王应麟（1223—1269）所编，但也有他说。一般三字一小句，六字一大句，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行文押韵，容易记忆。可一边识字，一边学习历史、儒家道德、地理、天文及一些常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普及的蒙学教材，此外还有《女儿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医学三字经》等类书。朝鲜、越南也编有相似的教材，日本编有《本朝三字经》（1853年）。《本朝三字经》用三字句教日本的历史，为大桥玉（若水）所编。而《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则作为儒教经典（“四书”）被广泛阅读。

[25] 金谷治訳注『大学·中庸』岩波文庫，31頁、33頁。

[26] 让-雅克·卢梭（1712—1778），生于瑞士的法国哲学家。《爱弥尔》（1762年）用教育小说的形式描写了一位教师从爱弥尔出生到结婚这段时期对他的教育。卢梭认为人出生时是“善”的，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将受到社会上“恶”的熏染，因此要根据儿童固有的成长规律发展儿童本来的善性，其主张常被称作“发现儿童”，《爱弥尔》也成为教育思想史上的经典。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也引用了《爱弥尔》开篇中的句子。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德国文学家、政治家、自然科学家。他的朋友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是德国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诗人，在参加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战争中牺牲。

[27] 鲁迅（1881—1936），为中国近代文学奠基的作家、教育家。评论与翻译作品非常多。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其弟周作人（1885—1967）也是作家，是日本文化研究家。其弟周建人（1888—1984，顾明远先生的夫人周蕖女士之父）是生物学家。鲁迅曾留学日本，并先后在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后来认识到，要救中国，精神革命更重要，故弃医从文。回国后，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许多论争，其文风深刻尖锐，被评为“寸铁刺人，一刀见血”。代表作有《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此处的《生命之路》引自第一短评集“熱風”（1925年）所收‘随感録’六十六，竹内好訳。

[28] 周海婴（1929—2011），鲁迅与许广平（1898—1968）的儿子。名字的意思是“出生于上海的婴孩”，七岁丧父。曾在华北大学、辅仁大学学习，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研究无线电通信。1960年以后在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作，曾负责彩电和立体声播放的部门。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等。其著作译为日文的有『ゎか父 鲁迅』集英社等。参见第四章。

[29] 「聖教新聞」2004年3月12日。

[30] 玛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俄国作家。以其贫苦的生活体验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创作，被认为是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虽然他是俄罗斯文学向苏联文学过渡的代表性作家，但逐渐与政府保持距离。在斯大林清洗时期曾遭软禁，最后死因成谜。代表作有《母亲》《在底层》《海燕之歌》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还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代表作有《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31] 此处提及的是《在底层》第四幕中赌徒萨金的台词。

[32] 明代通俗历史小说，以从东汉末至西晋初这一急剧变迁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基于以蜀汉为正义代表的立场进行的创作。与正史《三国志》不同，《三国演义》是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所以称“演义”。被认为是流传于坊间的讲谈、谈话的集大成者，但作者不明，有人推断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或者其门下的罗贯中所著，与《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并称为中国四大奇书。

[33] 巴金（1904—2005），出生于四川成都大官僚地主家庭，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27年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以自己的家庭为原型创作了揭露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残酷、号召人类解放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获得了高度评价。在“**”中，遭遇严酷的批判。“**”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一百岁前夕，他被中国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巴金与池田大作先生曾见过四次（1980年先后会见于日本静冈和中国上海，1984年先后会见于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老舍（1899—1966），满族小说家、剧作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教员。留学伦敦期间开始从事创作活动，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了描写在日军占领下北平市民痛苦生活的《四世同堂》（1946年完成）等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老舍以贫困的少年时代为原点，以温暖的胸怀描写平民的悲欢离合，被称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期间悲惨地死去。话剧《茶馆》也是其代表作之一。

[34]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苏联作家，生于乌克兰，一边做机车上的锅炉工和船夫一边完成了小学学业。1919年，他在俄国革命时期的内战中参加了红军，但因负重伤而退伍，退伍后一边做电机工人一边积极投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之中。但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27年瘫痪，卧床不起，第二年的年末双目失明。他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希望通过文学继续为革命做贡献，从而开始了写作，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3）。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位贫穷的少年在反抗欺压弱者的社会体制、全身心地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的成长故事，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有重要影响，也为期盼社会变革的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他在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时去世。引自金子幸彦訳、岩波文庫、下卷102頁。这句话是主人公柯察金在给革命同志扫墓时的自言自语。

[35] 旨在实现《礼记》所说的“大同之治”的孙中山思想。

[36] 藤野严九郎（1874—1945），毕业于爱知医学校（现在的名古屋大学医学部）。1901年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在的东北大学医学部）讲师。1904年7月升任解剖学讲座的教授。同年9月，比他小七岁的留学生周树人（鲁迅）入学，至1906年3月退学前接受藤野先生的指导。1915年，该校成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非帝国大学出身的藤野氏被剥夺教授资格，旋即辞职。之后回到故乡福井县当开业医生。作为仁医，他深受地方人民爱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8月11日，他在去出诊的路上摔倒，不幸去世。福井县芦原市有依其旧居的样子所建的藤野严九郎纪念馆。

[37] 急于近代化的清政府在1896年派遣十三名留学生到日本。受清政府公使委托，负责学生教育的西园寺公望文部大臣（兼任外务大臣）又将留学生委托给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见第三章）。嘉纳以私塾的形式开始教育，1899年扩大规模，创立“亦乐书院”。即便如此也难以应对留学生的激增。他借用当时牛迂区的大住宅，1902年开设“弘文学院”（之后在东京各地增设分校）。据说后来改名为“宏文书院”，是由于许多留学生避讳乾隆帝“弘历”的“弘”字。清政府废除科举及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都在1905年9月）后，留学生又增加了，1906年达到最多，在校生超过1600人。但是，清政府担心留学生在日进行革命运动，因而改变留学政策，再加上留学生对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反抗，导致留学生人数锐减，1909年学校停办。这7年间入学人数达7192人，毕业者为3810人。毕业生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很大。有关日本留学的内容见第三章第五节。

[38] “创価教育学体系”第三卷·第四篇‘教育改造论’第三章第二节‘教员の気质と其の阶级’。引自“牧口全集”第六卷、71頁。原文为：“无法成为恶人之敌的勇者，则无法成为善人的朋友。被利益冲昏头脑，善恶不分者没有做教育者的资格。能分善恶却不能实践的教育者没有价值。教育者必是善恶分明且具有执行力的勇者。”

[39] 牧口常三郎在1913年至1931年的十九年间曾任东盛寻常小学、大正寻常小学、西町寻常小学、三笠寻常小学、白金寻常小学、麻布新堀寻常小学校长。其中，还兼任东盛、大正、三笠、麻布新堀的夜校校长。他为没能带便当的儿童准备面包和味噌汤。在白金寻常小学担任校长大约十年，在此期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1923年），牧口曾呼吁并召集了250名学生进行救灾。

[40] 常书鸿（1904—1994），敦煌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在巴黎留学期间，常书鸿于塞纳河畔的古书市场上看到敦煌图录，深感祖国的美。回国后，他1943年远赴边疆敦煌，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人类的瑰宝“沙漠大画廊”的研究和保护奉献了一生，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壁画学会、中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的理事等。

[41] 李敏谊：《顾明远教育口述史》，6、1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2] 清初编辑的手绘本，将秘藏的画师技法以木版多色印刷版画的作品及绘画论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作为绘画教科书备受珍视，得到普及。三集中，第一集按剧作家、小说家、出版人李渔（1610—1680）的意思，于1679年刊行，以江南名士沈心友（李渔的女婿）所藏明代山水画谱为模板，增补整理而成，书名中的“芥子园”是李渔别墅名称或书店名。第二、第三集是花鸟画谱，1701年刊行。日本元禄时代传到日本，成为“南画·文人画”的一个来源。版画技术也影响日本浮世绘。也称《芥子园画传》。

[43] 语出古代蒙学教材《太公家教》中“一日为君，终日为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太公家教》流传甚广，版本不一。一说出自《曲礼日》说明版本，即“《礼记》的《曲礼》中如此云云”的说明。但“现行《礼记·曲礼》中并没有这样的词句。这是民间谚语为寻求权威性而编造的”（伊藤美重子「敦煌写本『太公家教』と学校」、『ぉ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十二卷、78頁）。其他古代典籍也曾使用这个语句，例如元代关汉卿戏剧《玉镜台》第二折等。《太公家教》很早就传到日本，之后中日双方都遗失了，直到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中被重新发现。《太公家教》被认为在敦煌的许多学校都使用过。

[44] 西南联合大学（1938—1946），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战火而设立于云南省昆明市，是由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的战时联合大学。1937年，三校曾避难于湖南省长沙市，但很快西迁至云南，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开学。包括五院二十六系及两个专修科。虽然是在疏散地临时办学，但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均极优异。如文学院院长闻一多（1899—1946），他曾写过长篇论文《伏羲考》，认为传统上所说的伏羲与其妻女娲均为多居住于云南的苗族的祖先神。这是在疏散地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反而因其地利而进行的研究。聞一多『中国神话』中島みどり訳注、平凡社、東洋文库所收。杨振宁（1922年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5年留学美国，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45] 户田城圣（1900—1958），生于石川县。曾在北海道任教，1920年到东京。与终身之师牧口常三郎相见，接受其熏陶。1923年设立实践牧口教育理论的私塾——时习学馆。以私塾中使用的算数复印教材为基础，出版参考书《推理式指导算数》，此书成为畅销书。1928年左右，继牧口之后，信仰日莲正宗，负责牧口毕生著作《创价教育学体系》的编辑和费用，并将《创价教育学体系》第一卷出版的1930年11月18日作为“创价教育学会”的创立日。户田作为理事长，与牧口会长一起为教育改革、宗教改革奔走。但是，在战争情况下，政府对于宗教、思想的压迫加强，1943年7月学会干部全部被捕。户田也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及不敬罪的嫌疑而遭逮捕。被迫在牢狱中度过两年。户田对老师牧口在此期间死于狱中感到非常痛心与激愤。户田在狱中读《法华经》，自觉“佛即生命”及自己是受佛委托到此世道的“地涌菩萨”之一。出狱后，将学会改称“创价学会”，并加以重建。1951年就任会长，在不到七年时间里信众达七十五万。东西方冷战激化时，在1957年9月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

[46] 『牧口全集』第十卷收录了「創価教育学会会長牧口常三郎に対する訊問調書 抜萃」，它是「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特高月報』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八月份（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発行）」末尾作为宗教运动研究资料的摘录。此外，『昭和特高弾圧史4 宗教人にたいする弾圧』（太平出版社）中也有收录。

[47] 《论语》子罕篇第九。吉田賢抗『新訳漢文大系1 論語』明治書院，199頁。

[48] 《永恒之城》是英国霍尔·凯恩（1853—1932）之作。《九三年》是法国文豪雨果（1802—1885）之作。《基督山伯爵》是法国大仲马（1802—1870）之作。《美人如玉剑如虹》是出生于意大利的英国小说家撒巴契尼（1875—1950）之作。

[49] 《十八史略》卷五，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七年（643年），悲叹谏臣魏征之死而发。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林秀一『新訳漢文大系21 十八史略 下』明治書院、635～636頁。此版本对原话有部分改动。原话见太宗言行录《贞观政要》卷二·任賢第三（原田種成『新訳漢文大系95 貞観政要 上』明治書院、119頁）。

[50] 顾明远：《杂草集》，21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51] 马卡连柯（1888—1939），苏联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在少年院从事不良少年的矫正教育，认为人不是生活于无人岛，因此重视集体在儿童人格成长中的作用。其注重“忠诚”“服从”“合作”的“集体主义教育”理论对各国教育都产生了影响。晚年，其理论以诗和小说等形式出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论共产主义教育》《父母必读》被译成中文。他的思想在日本也广受关注，《马卡连柯全集》全八卷（马卡连柯全集刊行委员会译）在日本由明治图书出版。

[52] 「聖教新聞」1984年5月12日。

[53] 《后汉书》列传第十，王霸传。王霸（？—59），东汉武将，助光武帝统一天下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为兴复汉室而转战河北，苦战中逃兵不断，刘秀即后来的光武帝见王霸自始至终忠心不二而表称赞，并言“疾风知劲草”。吉川忠夫訓注『後漢書』第三冊、岩波書店、476頁。

[54] 在“**”中站在运动前沿从事活动的学生与青年组织，1966年5月成立。

[55] 邓颖超（1904—1992），年轻时便从事妇女解放运动，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位于天津）就读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与南开大学学生周恩来相识，1925年结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1983—1988）。先后八次与池田大作会面。此处所介绍的是1979年4月12日在东京元赤坂迎宾馆的那一次会见。

[56] 日莲（1222—1282），镰仓时代僧人，安房（现千叶县）小涛人。十二岁入佛门，于各地尽习诸宗佛法。悟到只有《法华经》能令末法世间安稳和平，开始广为说法。以《立正安国论》进谏当时的幕府，险遭斩首，被数次流放。最后获赦，隐栖甲斐（现山梨县）身延山。著有《开目抄》《观心本尊抄》等文章和书信集，后经创价学会汇集为《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

[57] 「開目抄」，創価学会版『新編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以下、『御書全集』と表記）237頁，是牧口的座右铭，牧口是基于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来谈自己的信条的。

[58] 引自「獄中書簡」。这是1943年10月23日牧口常三郎在狱中写给牧口贞子（牧口的第三个儿子牧口洋三的妻子）的明信片中的话。『牧口全集』第十卷、278頁。信中说：“彼此信仰为第一。叫它作灾难，不过大圣人之九牛一毛耳。认清此点，便会更加坚定信仰。吾等生活于广大无边之大利益中，决不会对如斯之事心怀怨恨。”所谓“九牛一毛”，言其不足道。

[59] 顾明远先生为20世纪20年代生人，习惯使用旧制单位，为保持对话原貌，旧制单位均予以保留。——编者注

[60] 原文是：“松，霜后可见为木王。”「兵衛志殿御書」、『御書全集』1095頁。接下来的句子则是：“菊，百草枯后可知为仙草。治世不见资人，乱世方显圣愚。”

[61] 「聖教新聞」1990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