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一帆风顺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一个人一生总会遇到某些大大小小的劫难。我小时候遇到的劫难是日军侵略，使我几乎家破人亡，工作以后遇到的最大劫难就是“**”。外国朋友可能不大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了解，也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残酷和后果。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才结束，中国重新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962年我从师大附中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65年开始担任教育系副主任兼外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当时教育系没有正主任，由我主持工作。因此“**”一开始就冲着我开炮，因为我是教育系的“当权派”。先是老师、学生贴大字报，责问我“为什么要执行北京市的黑帮路线”（当时把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批判为“黑帮”），外国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更是抓住了我的“把柄”。因为1965年开始，我按照学校党委领导的指示编辑出版《外国教育动态》杂志，介绍外国教育改革及发展的经验和动向。虽然杂志的发刊词早已申明，介绍外国的教育是为了知己知彼，为了供大家批判。但是造反派还是认为我是在散布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所以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被打倒。

1966年6月11日，我被外研所的造反派揪出去批斗，要我回答为什么要利用《外国教育动态》散布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用心何在。这是第一次批斗，因为运动刚刚开始，比较文明，还让我坐着挨批。到6月17日，教育系的批斗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不仅让我在前面站着，还不断有人喊“低头”（低头就是向大家认罪），而且把我的妻子周蕖揪上台陪斗。而把周蕖揪出来的，却是与我来往最密切的学生，她在附中时就是我的学生，在大学又是我的学生。但是我丝毫没有责怪她的意思，我很理解她，即使在当时也是这样。我认为她之所以对我批得最狠，正是因为同学们都知道她与我的关系最密切，在当时的形势下，她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怪过她。“**”以后，我们来往仍然很密切。她现在长住在美国，去年秋天回来，还特地约了其他同学来看我。

但有一种人是不能被原谅的。我们外国问题研究所还有一位副所长，他为了保护自己，和造反派沆瀣一气，故意歪曲我的讲话。另外还有一位男老师，到三十多岁仍未结婚，同事们关心他，想帮他介绍女朋友，他却揭发说这是在拉拢他，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他。这就不是一般的想摆脱关系的想法了，这是一个人的人品问题。中国古话讲“疾风知劲草”[53]，只有在患难之中一个人的真实面貌才能暴露。

“**”中许多老师被迫害致死，因为忍受不了人格被辱。“**”初期，我也是惊惶万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嘴里觉得发苦。我的妻子周蕖劝慰我，她说，听说延安整风时比现在还厉害，不是许多人都挺过来了吗？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宽舒一些。后来，看到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了，心里倒不害怕了，心想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应该说，我在“**”中受的苦难不算太厉害。1966年8月18日，教育系的“红卫兵”[54]把我们这些“走资派”与“学术权威”（都是一批老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劳动改造，让我们每天在校园内拔草。

我很幸运，1962年就回到师大了，如果在附中可能会受皮肉之苦，因为中学生不懂事，常常把文斗变成武斗。

池田先生除了在孩童时代遭受过战争之苦，还在人生道路上经受过哪些挫折？又是怎样克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