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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从苏联毕业回国，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当助教，当时系主任分配我到地理系教授教育学。虽然我常带领学生到中学见习、实习，但讲的课都是概念、原则、理论，都是纸上谈兵，不能联系实际，自己也觉得讲得很枯燥。

1957年教育系又派我到西城师范学校教书并做学生的班主任，这时我和学生进行密切的接触，了解到他们的想法，才有了真正的教书的感觉。

1958年我又被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导处的副主任，相当于贵国中学的教头。当时中国正在搞“大跃进”，教育部门正在搞“教育大革命”。

我到附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炼钢铁。在操场上搭起了小高炉、小平炉，高中的学生都参加劳动，用废铁炼钢。当然结果可想而知，炼出来的东西连废铁都不如。但有一点收获，就是知道了什么叫钢、含碳多少、钢在工业化中的地位，长了这方面的知识。

什么是“教育大革命”？“教育大革命”也是“大跃进”的一部分，要“大干快上”，要缩短学制，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

我到附中的任务原本是帮助校长制订新的教育改革方案。当时搞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缩短学制的方案，把原来的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改为四年一贯制；另一个方案是半工半读的方案，即用四天学习两天劳动来安排教学活动。

其实我当时初出茅庐，什么也不懂，既对各学科的内容不熟悉，又没有去请教专家，自己凭着教育学书本上的知识就随意制订了多个方案，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可笑。这种过“左”的试验，当然不会取得成功。

1959年困难时期开始，全国进入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的改革试验也就停了下来，1959年开始转到狠抓教育质量上来。

在那个年代，教育学习苏联的模式，很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师大附中就设有劳动车间，有几台车床，还有铣床和钻床。学生每周都要到车间劳动一天。老师也跟着去劳动。我也学会了开车床。暑假要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秋天也要到农村帮助秋收。

我是教导处的副主任，因此常常是由我组织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到北京附近的农村去劳动。一千多名学生要分散在几个村庄，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到各村去巡视，生怕学生发生意外。

我当时年轻气盛，同时受到苏联教育中师道尊严的影响，对学生要求很严厉，动不动就训斥学生，因此学生背地叫我“凶主任”。现在想起来，那时做了很多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情。

除了教导处的工作外，我还承担了初中一个班俄语课的教学工作。我当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备课的时候觉得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太低，词汇量太小，教学进度又太慢，学生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怎么能学得好？因此我根本不管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增加了识字量，加快了进度，加大了难度，结果效果还是不错的。

虽然在师大附中的几年里做了很多蠢事，但我的收获是很大的，我亲身体验了中国中学教育的实际，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在实践中探索了教育教学的一些规律，特别是通过后来的反思，悟出了一些道理，为我后来的教育理论探索奠定了实践的基础。

我听了许多老教师的课，感悟到教学真是一门艺术，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技巧都不同。比如数学组就有韩满庐、申介人、曹振山三位老师，他们不仅在师大附中很有名，在北京市的名气也很大，根据教学的特长，他们被人们称为“韩代数”“申三角”“曹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