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不仅苏联凯洛夫的教育理论统治着我国教育理论界，而且由于苏联专家的实地指导、苏联教育经验的广泛传播，我国的教育实际，包括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按照苏联教育的模式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为了学习苏联，而且是我国当时计划经济集中统一所需要的。我们撷其要者进行分析。

仿效苏联的教育制度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原定小学为五年一贯制，入学年龄以七周岁为标准。这就是受苏联学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的小学是六年制，分初小、高小两段，入学年龄为六岁。小学分段，不利于工农子女接受完全的初等教育，所以改为五年一贯制，但因为农村条件不成熟，五年一贯制未能实行。后来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小学就实行了六年一贯制。新学制强调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的地位。这既继承了老解放区教育的传统，又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苏联很重视干部的业余教育，特别是在革命初期，这种干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早在学制改革以前，1950年4月3日，我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就在北京开学，至6月初，全国已开办12所。这种类型的学校就是学习苏联高等学校中附设的工人系、农民系的做法而建成的。这种类型学校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培养工农干部。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工农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忙于革命战争，没有时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条战线都需要工农骨干。为了让工农干部能够到高等学校学习，首先要给他们补习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工农速成中学实际上是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他们要用4年时间学完初中和高中6年的课程。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学里工农子女入学人数的增加，1958年，工农速成中学也随之撤销。

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大改革，也是在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影响下进行的。当然，院系调整不单是为了学习苏联，更是为了改变高等教育不适应新中国建设需要的状况，但调整的方向和调整的结果是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形成。这次院系调整，自1952年从京津开始，陆续在华东、西南、中南、东北及西北等大行政区展开，到1953年基本结束。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和师范学院，调整高等学校地区的布局。高等学校的类型，基本上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只设文、理两类学科）及专门学院（按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195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院系调整，主要以中南行政区为重点。

院系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改变高等教育不能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需要的状况。调整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是：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11所，其中综合大学（至少拥有3个学科门类的学院或学系）49所，独立学院91所，专科学校71所。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学校类型结构不合理，学校内部科类设置不合理，表现为重文轻工，师范院校不多。在211所高校中，高等工业学校和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共有33所，仅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15%；高等农林学校和高等农林专科学校共有17所，仅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8%；高等师范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12所，1952年增加到32所。[19]

第二，学校规模太小，培养的学生数量很少，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1951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153 402人，平均每校745人，规模在2 000人以上的学校是极少数，而各系招生规模多则几十人，少则不足十人，既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又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第三，学校地区结构布局不合理，多数院校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西部地区很少。

经过两次院系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减为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高等工业学校39所、高等师范学校31所、高等农林学校29所、高等医药学校29所、高等政治学校4所、高等财经学校6所、高等艺术学校15所、高等语言学校8所、高等体育学校5所、少数民族高等学校2所，但地区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未能完全解决。

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也参照苏联的模式进行改革：一是中央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实行统一的领导。凡中央高等教育部所颁布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二是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工作，由中央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有关业务部门分别负责：综合大学、多科性工业学校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单科性高等学校由中央有关业务部门管理；有些学校委托所在地的大区行政委员会或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20]

院系调整和仿效苏联教育模式的改革，使我国很快地改造了旧教育，建立起了全新的教育制度，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特别是一批专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建立，如地质学院、石油学院、矿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邮电学院等的建立，填补了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空白，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专家；高等师范院校独立设置，保证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其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但是，这次改革也带来许多后遗症，主要如下。

第一，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来说，苏联高等教育注重培养高级专家，强调高等教育是专门教育，我国高等教育仿效苏联的模式，也强调培养专才，因而批判通才教育，把通才教育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育。在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上求专求细，使得我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知识面过窄，不能适应新科技形势的发展。

第二，造成高等学校分工过细，理工分家的局面。综合大学变成文理大学，失去了综合的优势；单科学院学科太单一，特别是一些工科院校，缺乏基础理科的支撑，不利于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更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这些缺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第三，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人才培养只有一种模式，过于呆板划一。全国实行统一的专业设置、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管理，不照顾地方特点，学校办学没有主动权。这种“大一统”的培养模式使得学术思想僵化，不利于教师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妨碍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

第四，通过院系调整，拆散了几所知名大学，分散了学术力量和教师队伍，给我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造成了困难，耽误了时间。

第五，全国对高等学校没有统一的管理领导。中央高等教育部只管理少数部属院校，大多数学校由中央各行业部委管理，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这种情况到1999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后才得以改变。

采用苏联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不仅仿效苏联的教育制度，而且学习和采用他们的教材、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52年11月12日，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高等学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指示要求首先翻译苏联高等学校一、二年级基础课的教材及某些必要并有条件解决的专业课教材，而后再逐步翻译其他各学科课程的教材。为组织全国各高等学校及有关人力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教育部于同年11月27日又发布《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规定了各校的翻译计划。译稿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以“教育部推荐高等学校教材试用本”的名义出版。[21]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是苏联的。

高等学校建立教研室，中小学教研组制度也是来自苏联。这是学校的基层教学单位。高等学校的教研室以专业为单位，所有教师都按照自己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他们共同备课，编写教材，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中小学教研组以学科为单位，教师以所授学科为依据，分别列入相应的教研组，共同备课，互相听课，集体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这种组织有利于发挥教师的集体作用，保证教学质量，特别是能发挥老教师指导、帮助青年教师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即助长有些教师的依赖心理，同时有时会抑制教师的创造性。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至今还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采用。

课堂教学除教师讲课外，还引进了“习明纳尔”制度。习明纳尔（seminar），又译“课堂讨论”，即小组讨论的方式，其实并非苏联高等学校独有的教学形式，西方大学中早已应用，并至今在西方大学流行，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它作为苏联的教学经验被引进我国高等学校。习明纳尔是师生互动、同学交流、共同讨论、互相启发的一种教学形式。西方大学教学非常重视这种形式，例如，在德国的大学，教师的讲课可以不听，但课堂讨论是必须参加的，如果缺课太多，将来就不允许参加考试。笔者曾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听过他们很多课，他们每一节课是150分钟，但老师一般只讲半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是讨论。笔者在苏联学习时也是每门课都有习明纳尔。到高年级，最多的一学期每周有6次习明纳尔。学生在课堂讨论之前，要根据老师布置的作业认真阅读参考文献，写好发言提纲。通过阅读原著和其他文献，再进行讨论，能够大大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而且会从同学的发言中、老师的点拨中学到个人阅读中没有掌握的知识。可惜我国在引进这种教学方式时，未能理解它的实质和优点，也未能坚持下来。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两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是中心，教学以教师讲演为主，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知识，无须讨论。因此，即使是全心全意向苏联学习，但与中国传统教育有抵触的就被排斥，说明传统势力之顽强。

学年制、“三层楼”的课程结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也是从苏联引进的教学方式。苏联把高等教育定位在只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反对通才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学制较长，一般都需修业五年，工科院校五年半至六年。课程设置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个层次，所以我国俗称它为“三层楼”。基础课中特别强调政治理论课，必须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几门课程。所有课程都是必修课，不设选修课，实行学年制。毕业要求也较高，文理科需做毕业论文，工科需完成毕业设计，并通过国家考试合格，方能毕业。平时文理科需写学年论文，工科则做课程设计，教学要求极为严格。本科毕业生不设学位，只有“专业人员”的称谓。这种制度在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之前，也一直沿用着。

中小学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更为彻底。根据苏联的经验，中小学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这些都作为国家的文件，学校和教师无权更改。这种统一集中的领导不仅抹杀了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而且使学校建设千人一面，办不出特色，学生的个性也得不到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我国不仅引进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五段教学法，而且由苏联专家亲自指导如何上好一堂课。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红领巾”教学法。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一课。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上好一堂课的要求。《人民教育》七月号为此发表短评，认为普希金在评议会上的总结发言“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从此“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不仅对语文教学，甚至对我国整个中小学教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教学法规范了课堂教学的要求，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即把课堂教学程式化、固定化，不利于教师发挥创造性，不利于学生发挥主动性。